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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教育

　　在梁思成的一生中， 除了研究中國古建筑以外，他為祖國的教育事業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培養了大批建設人才。1928年，他剛一回國就到東北大學擔任建筑系主任，一心要為中國培養新型的建設者。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梁思成又想著戰后和平建設需要人才，于是回清華大學籌辦了建筑系，從此，他把自己的后半生投入了中國的教育上。

　　在長期的教育工作中，梁思成總是站在教學第一線，即使在他擔負著十分繁重的行政工作的情況下，他堅持親自教課。他十分重視對學生專業基礎知識的培養，所以他除了講授中、外建筑史外，還經常給剛進大學的學生講“建筑概論”，擔任低年級的“建筑設計”課程。他不但具有淵博的知識，而且善于深入淺出地、用生動的語言和比喻向學生講明什么是建筑，建筑師的任務和建筑師應該怎樣工作等。他善于從課內到課外，經常教育和引導學生時刻注意周圍的環境，觀察所見到的建筑，研究與建筑師有關系的一切事物，啟發學生對建筑事業的責任感，培養學生對自己專業的興趣和感情。

　　梁思成在古建筑研究中堅持的嚴謹學風也貫穿在他的教育工作中。他審閱青年教師和研究生的論文都是逐句修改，從內容到錯別字，連一個標點符號也不放過。他不僅自己做到，而且也要求教師和學生熟悉古今中外的著名建筑，能隨手勾畫出這些建筑的形象和記住它們的建造時期。他不但培養學生的高超技藝，同時也十分注意培養學生的良好作風，反對少數藝術家的所謂不修邊幅的那種散漫習氣。他強調一個建筑師要對一個工程負責，必須要有嚴格和科學的工作作風。他要求每一張設計圖紙都要制圖清楚，尺寸準確、連寫字大小都要按不同等級的規定，文字與圖分布均勻，干凈利索，一目了然。

　　梁思成在學風上要求嚴謹，在學術上平等待人。當他聽到教師和助手們在學術上的不同意見，包括反對他的看法的意見，總是很高興地與大家一起討論，從不把自己的看法強加于人。梁思成為培養人才，在學術上是大公無私的，他恨不得把全部知識都傳授給年輕一代。無論他過去積累或新近獲得的資料，他從不保密，盡其所有地為大家所有。在梁思成去世后，遵照他生前的囑咐，將他收藏的豐富的圖書資料捐贈給了清華大學建筑系，讓它們發揮更大的作用。清華大學是梁思成一生鐘情的地方，美麗的校園不僅記載了他成長的足跡，而且留下了父親梁啟超的身影。1915年至1923年，他在這里學習生活了八年，從一個不懂事的小孩子長大成人。1928年從美國學成歸來，雖然他最終選擇到東北大學工作，但和清華的聯系始終沒有斷掉。1931年，他加入中國營造學社之后，與清華的聯系日趨密切。他和林徽因的朋友有很多是清華的教授，在1933-1934年，他還兼任清華大學的教授，講授建筑學。也許正是與清華之間久已存在的濃厚情結，導致他在抗戰勝利后幾乎沒有太多猶豫就毅然選擇到清華大學創辦建筑系。這之后，無論外面的世界如何變化，梁思成再也沒有離開過清華，一直到1972年病逝。

　　梁思成十分注意在清華建筑系的師生中樹立民主的作風，努力營造一個寬松、自由的學術環境，鼓勵大家暢所欲言。梁友松至今仍記得上學時的民主氣氛：“那時四個年級在一個大教室里，我覺得很有好處，高年級的同學固然常到我們的圖板邊提意見，我們也常常對高年級的作品評頭論足，言之有理也好，胡說八道也好，至少系里形成了一種學術民主、互相切磋的風氣……我和比我高的四個年級的同學老混在一起，一道聽梁先生和林先生講課，聽蔡方蔭和侯仁之的講座，一道跳土風舞，一道和老師們過節聯歡，一道進城去游行。所以雖然在年齡和學識上有差異，但這四個年級的同學感情竟如同班一樣，我后來覺得這正是梁先生施教的方式，一方面學術民主，鼓勵學生表達不同意見，另一方面讓大家互相影響，互相取他人之長，使學生在不知不覺中養成一種樸質的學風“不茍同、不固執也不拘泥，心胸開闊，接納百川。”

　　作為一名學者，梁思成不僅自己胸襟坦蕩，敢講真話，敢于堅持真理，而且將做人與做學問并重的思想充分體現在教育實踐中。他要求學生要善于主動地向周圍的人獲取知識，要尊重別人，不斷查找自己的不足，不再犯同樣的錯誤；同時要說真話，要有自己的觀點，切不可人云亦云，隨波逐流。他的學生中有很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歷經磨難，甚至家破人亡，但敢于堅持原則的初衷不變，對建筑學事業的熱情始終不減，用實際行動體現了梁思成的人格與風格。

　　清華教學二十余載，梁思成為國家培養了大量優秀的建設人才，可謂桃李滿天下。在學生們的心目中，他已經成為一座永遠的豐碑--學問大家，人格典范。

　　如今，梁思成的雕像就靜靜地佇立在美麗的清華園，一批又一批的莘莘學子們在他慈祥的目光中快樂地成長，似乎梁思成又回到了清華園，回到自己的學生中間。

　　1956年之后，由于政治運動不斷，加上繁重的行政管理和社會活動任務，梁思成很難再潛心學術研究。這一時期，他在古建筑研究領域最突出的貢獻當數《營造法式》(上卷)的出版。由于種種原因，20世紀40年代，在完成了本書部分內容的研究后，工作停頓下來。1961年，梁思成又重新著手研究工作，清華大學特地選派了樓慶西、徐伯安、郭黛??三位青年教師作為助手。研究工作進展得很順利，一年之后，完成了這部書“大木作制度”以前的文字注解和“壕寨制度”、“石作制度”和“大木作制度”的圖樣，以及有關功限、料例部分。1963年，研究成果由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出版，定名《營造法式》。

　　1966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原本已經在學術研究領域舉步維艱的梁思成一下子被拋進命運的深淵，不僅學術生命戛然而止，而且人生之路也在無限的困惑和痛苦中走到了盡頭。

　　善良的梁思成怎么也沒有想到，自己精心培養、視為兒女的學生們居然一夜之間變成了兇神惡煞般的革命小將，并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聲浪中，將斗爭的矛頭指向自己的師長們。“文革”開始不久，清華大學建筑系的造反派們就貼出攻擊梁思成的大字報--《梁思成是彭真死黨，是混進黨內的大右派》。在極度壓抑的政治氛圍中，梁思成被勒令一遍又一遍“交待”自己的“罪行”。但由于沒有按照造反派的意思去歪曲事實，他無論怎樣一絲不茍地寫材料，也不會被通過，只能一步一步加重“罪行”。7月的一天，已年逾六旬的梁思成被造反派們從建筑系館推了出來，胸前掛著一塊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寫著“反動學術權威梁思成”，“梁思成”三個字還打了一個大大的叉。梁思成踉踉蹌蹌地站在大門口，劇烈的疼痛幾乎使他直不起腰。自從1923年的車禍之后，他的腰一度要靠穿“鋼背心”來支撐。其實，疼痛的又何止是身體呢？望著面前人頭攢動的觀看者，聽著他們發出的刺耳的哄笑，梁思成眼前恍惚了。這批斗與其說是肉體上的折磨，不如說是精神上的侮辱，是對這位正直學者一生堅持的高尚人格的粗暴踐踏。之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梁思成只要出門就必須掛上那塊黑牌子，他在曾經熟悉但眼前陌生的清華校園中吃力地蹣跚而行。工作干不了，工資停發了，住處也被勒令一搬再搬，最后全家老少被趕到清華大學北院一間沒有水暖供應的小平房中生活。這樣還遠未達到造反派們的目的，梁思成的家成了他們肆意查抄、勒索的“反動堡壘”。梁思成多年以來收藏的藝術珍品損失殆盡。為了保護梁思成的文稿，包括《營造法式》的稿子，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林洙將它們交給了保姆李阿姨--一位出身貧農的善良老人，最后使這些珍貴的稿子逃脫劫難，完整無缺地保存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