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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城市設計學院俞孔堅教授

　　關于中國的風水(術)，可謂毀譽參半。有人以它濟世救民，有人藉之謀財害命；有人贊美其為美妙絕倫的超現代科學，有人痛斥其為封建糟粕。而中國城市風水的問題，既有趣而又復雜。

　　有趣，是因為到每一個城市，從出租車司機到地方行政長官，從街頭的算命先生到大學教授，都習慣用風水來解釋發生在這座城市中的任何一個事件，從官員的升遷，到城市經歷的災難或發展，都與城市周圍和城市內部的景觀改變建立起聯系，這樣一來，就使城市充滿了故事。復雜，是因為風水從古到今，從來就飄忽不定，解釋不清，再加上好事之徒，極力渲染，而所謂“學者”又以捍衛科學自居，破口大罵，不論道理。搞得“風水”巫風鬼氣，一潭渾水，越攪越混。

　　實際上，如果理性地分析風水術和風水景觀，問題可能并不那么玄妙。首先，必須明確(看)風水是一種文化現象，從人類進化和文化發生與演化的角度來認識，風水是中國文化對不確定環境的適應方式，一種景觀認知模式，包括對環境的解釋系統、趨吉避兇的控制和操作系統。

　　風水是人潛意識的生存選擇

　　風水的深層結構是生物的、是審美的。風水感應——環境吉兇感應，源于人類漫長生物進化過程中人在環境中的生存經驗，表現為人對環境吉兇判斷的本能，比如進入峽谷的壓迫感、無垠沙漠上的恐懼感、面對急流時的不安感、靠山面水的安全感、身處暗處放眼明處的優越感、四壁圍合的緊張感等。正是這種本能的景觀感知和吉兇判斷能力，使個體得以生存，而個體的生存經驗成為群體和人類共同的心理能力。所以，風水是審美的，是源之內心的。拋開日常功利，用心感悟，回到真我 ——那個久遠的洪荒時代的自我——便可尋得理想風水。看看英國作家笛福《魯濱孫漂流記》，就可知理想的風水是什么，他講述了當一個文明人回到生物人的時候對環境的選擇偏好：背靠山崖，身居山腰，前臨草地，放眼可見大海——這便是人類面臨自然選擇壓力時的最佳生存策略。

　　附著在生物本能之上的是風水的另一深層結構，那便是“文化基因”上的景觀吉兇意識，體現為文化的圖騰與禁忌。風水在學術上的定義是占地術，任何文化的傳統中都有類似中國“風水”的占地術。美洲印第安人的占地術與中國風水有許多共同之處。而最讓我驚嘆的風水寶地是南美印加帝國的圣城——馬丘比丘：城市選址位于海拔約2350 米的山岡之上，烏魯班巴河谷環如玉帶，四周奇峰聳峙，如蓮花護芯，熱帶叢林綿延無際，云霧繚繞宛如仙境。用任何中國風水的指標去衡量，都堪稱美妙絕倫。中國風水中對庇護、圍合、藏匿、捍衛型、幽閉性景觀的偏好，體現了中國風水文化的獨特性，源自中華民族文化發展中獨特的農耕生態經驗，也可以理解為中國各民族在千百年的生態適應過程中積淀下來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當然也不排除各個少數名族仍然保留的獨特的風水吉兇意識。諸如《周易》的“利東南不利西北” 的風水方向吉兇意識，實際上源于季風性氣候下、先周民族的農耕生態經驗及其與周邊民族的長期斗爭經驗；比如風水中對重關四塞、羅城環護的偏好，則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國廣大地區農耕經驗中對豐產而安全的盆地景觀的適應；又如對“風水林”和龍山的強調，則源自對泥石流和水土流失生態過程的適應性對策……所以，風水是先民們在不確定的環境下，為適應環境，而經歷無數次失敗和實驗后關于環境適應的寶貴遺產，最終都通過某種禁忌而成為集體的風水意識。

　　這種種審美的和禁忌的風水，實際上都被凝練為人們關于天國或仙境的理想模式中。最終通過“風水”兩字概括：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故好風水就在于“藏風聚氣”——山環水抱，羅城致密，水口關欄——一個活脫脫的“葫蘆模式”。難怪，道家把葫(通壺)蘆和壺天當做仙境，概括為“一壺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