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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我國的世界遺產保護與防止“瀕危”的問題

——在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與利用研討會上的發言

　　一、公約和國法結成的法網

　　保護、搶救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是人類文明和國際社會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每個國家的重要職責，也是全人類的共同義務。為此1972年11月16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舉行會議并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在這以前，鑒于戰爭災難的破壞，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破壞以及戰后工程建設時無視保護遺產的不斷破壞，從1954年至196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出臺了《武裝沖突情況下保護文化財產公約》(在海牙通過)、《關于保護受到公共或私人工程危害的文化財產的建議》(在巴黎通過)等國際性法制性的重要文件。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進而產生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還陸續通過了《關于在國家一級保護文化和自然財產的建議》、《關于歷史地區的保護及當代作用的建議》等加強保護遺產的重要文件。此外，尚有屬于有關國際學術組織如“歷史古跡建筑師及技師國際會議”、“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等通過的“憲章”。又如《國際古跡保護與修復憲章》(1964年5月在威尼斯通過)、《保護歷史城鎮與城區憲章》(1987年10月在華盛頓通過）等。毫無疑問，加強保護我國的世界遺產完全應該遵守公約和體現憲章的原則。否則，一旦出現 “瀕危”性的破壞，必將損壞屬于人類共有的最珍貴的文明遺存，必將嚴重影響國家的聲譽與形象。

　　1985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了我國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接著于1991年10月我國當選為世界遺產委員會成員。目前我國被列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的項目，已由1991年最初的7處，增加至28處。全世界現在共有世界遺產734處，我國的世界遺產總數僅次于西班牙和意大利。此外，我國的昆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非物質的口述的”世界文化遺產。

　　保護我國的世界遺產必須遵守上述的國際公約和體現上述的國際憲章原則，同時必須執行國家制定的有關法律法規。這里首先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實施細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規劃法》、國務院《風景名勝區管理暫行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另外還有國家土地管理以及防火規范等有關的法律法規。事實上從國際公約到國法，已經基本上形成了一個“法網”，完全應該緊緊依靠這個“法網”，加強對我國世界遺產的保護。當前我們不僅需要有識之士，尤其需要 “有識之官”正確對待世界遺產。這也正是加強“依法行政”工作急需改進的關鍵問題，甚至是直接關系到中國政府如何履行國際公約的大事。

　　二、當前面臨的主要矛盾

　　當前我國有些世界遺產在保護與開發利用之間存在著不少矛盾。因此，國務院九個部委局在前不久聯合發布了《關于加強和改善世界遺產保護管理工作的意見》(簡稱《聯合意見》)。《聯合意見》特別著重提出：一切開發、利用和管理工作，首先必須把遺產的保護和保存放在第一位，都應以遺產的保護和保存為前提，都要以有利于遺產的保護和保存為根本。《聯合意見》使我們清晰地認識到，在我國那些存在著矛盾的世界遺產，盡管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最基本的原因就在于：不把遺產的保護嘲保存“放在第一位”、“為前提”、“為根本”。

　　現在我國的世界遺產保護總的狀況：多數好，少數差，個別很差--有的已被亮了“黃牌”。在差的方面，矛盾主要集中在有些地方或有的業務單位片面地看待世界遺產的價值。“黃牌”警告就是認識錯位的必然結果。北京大學世界遺產研究中心主任謝凝高教授認為，“亟待解決的共性問題”就是不可以把世界遺產“單純當作旅游資源，一切為了開發旅游服務”。也就是說，決不應當把世界遺產當作財源滾滾而來的“搖錢樹”。如果熱衷于單一的經濟目的，勢必會出現開發利用過度，或者錯位利用，忽視保護，因而不斷出現建設性破壞、旅游性破壞的種種問題。尤其莫名其妙的是，有的世界遺產竟然搞出股票上市，或者轉包、出售經營權等非常錯誤的想法或做法。按建設部2000年4月的《關于加強風景名勝區規劃管理工作的通知》指出，在風景名勝區內，一是“不準規劃建設賓館、招待所各類培訓中心及休療養院(所)”；二是“各地區、各部門不得以任何名義和方式出讓或變相出讓風景名勝資源及景區土地”；三是“不準設立各類開發區、度假區等。擅自進行開發建設者，要堅決予以糾正”。究其原因，這些問題往往直接來自有些地方的管理者不遵守 “依法行政”。最近，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王忠禹在 “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的講話時指出，“不允許各自為政、各立章法、各搞一套”，顯然是有的放矢的。

　　發展旅游業，為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作出了重大貢獻。然而不要忘記歷史是根，文化是靈魂，在中華大地上的世界遺產蘊藏的和生發出來的歷史、藝術、文化價值才真正是永恒的和無法衡量的。寓教于游的文化效益，更是旅游發展的第一位的目的。試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官員對中國的世界遺產的價值觀的說法：一位是世界遺產中心主任伯爾德·馮 ·德羅斯特先生(Mr. Brend Von Droste) 1997年為《中國的世界遺產》寫的“序言”說：“中國的文化在文化史上的杰出作品中，在變幻多端的自然面貌和雄偉壯麗的風景區域中有看深厚的根基。豐富的名勝古跡是中華民族流傳不朽的珍寶”。“文化和自然并蓄的觀念是中國文明的基本觀念”。第二位是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委員會主任韋鈺女士1997年為《中國的世界遺產》題詞：“讓更多的世界人民共享中華文明寶庫及領悟中國風光之神采”。

　　本來“旅游資源”這個概念，如果不被扭曲為“商品”、“產品”、“品牌”之類的話，也是無可非議的。然而一旦拋棄“旅游資源”本質屬性的文化價值和品位高低，形成 “金錢掛帥”，只顧追求商品化的利益，追求打什么 “品牌”或做什么“包裝”的價值，甚至貪婪地擠進股市的股票價值，那就不可避免地誤導為急功近利，單一經濟的目的。這樣又怎能不出現以下要談的有關 “亟需整治”的問題呢？

　　三、函需加強保護與整治的我國世界遺產

　　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我國有些世界遺產出現了建設性破壞及旅游性破壞。亟需、需對照 “保護為主，搶救第一”的精神，進行整治，以免有可能列入世界遺產的“瀕危”名單。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并非小事。

　　例一，張家界武陵源國家森林公園和國家風景名勝區的整治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官員1998年9月到這里考察后，認為該世界遺產的自然景區出現了 “城市化傾向”的建設性破壞。于是張家界市政府即于1999年8月開始為恢復和保護核心風景區的原貌，進行整治大工程，預計今年底完工。完工后所有不協調的建設性破壞帶來的人造痕跡均將消除。伴隨綠化面積的恢復和擴大，武陵源景區的 “峰林”生態環境自然景觀也將得到恢復。

　　武陵源是以 “砂巖大峰林”為主體，包括森林、水源、地貌等自然純樸的山光水色與珍奇動植物等天然形成的自然遺產，榮獲了世界遺產的桂冠。可是過度的旅游十年開發規劃，使它遭到建設性和旅游性的雙重破壞，不但開放景點耍達65處，旅游床位達1.7萬個，年接待中外游客達120萬人已經過度；尤其還要 “抓緊興建”天際大觀園、湘西大觀園、臺灣山莊、臺北城、民族貿易中心、食品城、夜總會、桑拿浴、高爾夫球場、白虎堂天然狩獵場以及山上索道、天梯（升降電梯）等旅游建設項目。就以上項目中的 “民族貿易中心”而言，是不是也想利用世界自然遺產名望的優勢，搞所謂 “旅游搭臺，貿唱戲”的開發？這個問題，可以對照一下《光明日報》的文章 “風景區不是大場”作為他山之石：“剛走進一個頗有名氣的風景區(不是指張家界)的大門，就如同到了鬧市。舉目所見，彩旗招展，橫幅飄舞，充耳所聞，鑼鼓喧天，促銷聲急。我們疑心走錯了地方，一打聽才知在風景區搞開發，引進商品展銷會。管理人員稱道：‘游山玩水，購物買賣兩誤’，這叫做‘旅游搭臺，商貿唱戲’”。本來自然風景名勝區最忌諱城市化、商業化，怎么可以允許在風景區開發商業貿易中心的建設項目呢？不僅如此，還有建成的那座 “天梯”，謝凝高教授稱之為破壞武陵源核心景區自然風貌的“一大敗筆”。天梯的垂直升降高度為326米，在山體內由154米高的豎井和l72米高的貼山鋼結構井架等組成。要開山、炸石、鑿井，才能安裝這套鋼結構。報載今年“十一”旅游黃全周，曾下令天梯停開。

　　此外，在張家界武陵源世界遺打算進一步放寬政策，在引進外資14.5人民幣的基礎上，再爭取外資30億人民幣。再增加50個建設項目。這就是這一世界遺產地被過度開發及錯誤規劃而必須大規模整治的事實依據。

　　例二，西安秦始皇陵及兵馬俑坑的整治

　　轟動世界的這一考古發掘，1978年9月和1991年11月當時任法國總理現任總統的希拉克先生兩次前來參觀時稱之為“世界第八奇跡”。皇陵占地范圍（包括內外城）2.13平方公里，80%的地下屬文物遺址范圍，地面以下的一定深度就屬文物埋藏的文化層。為了加強保護和徹底整治，國家計委今年7月正式批準建設秦始皇陵遺址公園，規定按照世界遺產的保護標準進行規劃設計，充分體現秦始皇陵的整體風貌和歷史格局，并預計2005年完成。

　　2.13平方公里陵區范圍的土地上，原來被3個村落6000多居民和24個企事業單位占用，包括“文化大革命”從上海遷來的縫紉機廠，現名陜西縫紉機廠。這種狀況如果不進行徹底整治，必將造成地下珍貴的文化遺產的毀滅性破壞和被劃入 “瀕危項目”的名單的可能性。

　　秦陵遺址公園實際是一項列為國家計劃，主要由政府操作，實現徹底 “保護陵區、另辟新區、移民建鎮”的整治工程，而不是采取依靠房地產開發商的決策。報載陜西省政府將由一位副省長坐鎮現場，足見秦陵世界遺產的整治是多么重要和多么迫切！

　　例三，保護北京皇城，爭取納入世界遺產故宮的名錄

　　北京明清故宮是聯合國公布的五處北京世界遺產之一，皇城是紫禁城不可分割的外院。明清由大太監掌管的專為皇帝管家、服侍、供應的內務府就設在四周高筑 “黃瓦紅墻”屬于禁區的皇城。

　　皇城占地6.8平方公里，對故宮四面圍爐烘托，使雄峙都城中央的紫禁城的氣勢更加雄偉壯麗。加上從太和殿寶座生發出來的莊嚴端直、修長的南北中軸線，如同強大而有力的中樞神經脊椎一樣，主宰著都城全局，象征看 “惟我獨尊、一統天下”。皇城之內布置有左祖右社、三海宮苑、皇家寺觀和景山，還有內務府系統的監、司、局的衙門及府宅、居處、倉庫、作坊、堂所等四合院胡同以及教場等的統一布置。現在，皇城仍保存著較多的這類低緩、平和、虛實互補的建筑布置全局。雖然歷經滄桑，但整體文態環境仍然能夠明確反映 “封建禮制”留下的等級森嚴，主體突出，中軸對稱，高低錯落，內外有別，完美有序的歷史文化烙印。北京古都風貌中心區的皇城保護區從來都含有與故宮密切相連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北京市政協文史委員會為此舉行過委員座談，并邀請幾位專家參加，然后向北京市政府提出建議：一要編制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二要把皇城整體劃定為歷史保護區并爭取申報為世界遺產。建議已被市政府采納。

　　羅哲文先生曾幾次口談筆述介紹：1998年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派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主席席爾瓦先生來北京考察天壇和頤和園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時，他曾深情地說：“我很早就仰慕古都北京，今天終于來了。北京雖然未像巴黎、羅馬那樣保存完整，但是我看中心部位的皇城區域尚基木保存。這是北京古都的核心部位，還是夠條件的”。“在其他一些國家也有把古城的一部分列入世界遺產目錄的”。席爾瓦先生最后表示，在他任期內，“希望能為北京城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做出最大的努力”。國外有不少歷史名城的“歷史中心區”都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如意大利的羅馬和佛羅倫薩，西班牙的卡塞雷斯，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和普埃布拉城，南斯拉夫的斯普利特，波蘭的華沙和克拉科夫等。

　　最近，北京市正式公布了《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其中關于 “皇城歷史文化保護區的保護”，指出了皇城的性質為：“以皇家宮殿、壇廟建筑群、皇家園林為特征，以平房四合院民居為襯托，具有濃厚的皇家傳統文化特色的歷史文保護區”。為此要求實行降低人口密度、停審三層及三層以上房屋和與傳統皇家貌不協調的建筑，以及合理利用文物和道路改造要慎重等的保護原則及整治要求。以上雖然是指皇城保護區的性質，其實也是針對眼前函待保護、搶救與整治的古都剩下的惟一面積較大的歷史中心區即皇城的古都風貌的基本要求。我認為這些就是皇城保護所需的三低原則--低人口密度、低建筑高度、低交通流量。申報皇城列入聯合國世界遺產，實現三低原則的力度還要加大，以便能夠體現世界遺產公約的精神。

　　中國歷史上的七大古都，如今只有明清北京還剩有地面上的古建筑和歷史保護區，作為歷史見證。其他六大古都，僅有地下考古遺址，地面上建筑幾乎絕跡了。

　　四、為保護世界遺產作出更大的貢獻

　　文化和自然遺產的最大價值只能依靠它們本身的存在。托物寄吏、托物寄美、托物寄意等等，必須有文化和自然遺產的實體，物境的存在才能夠依托。重點遺產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科學價值，無一不是通過保護文化和自然的遺存實體而體現的。尤其是這些文化和自然的遺產都是：不可能再生的或再造的，只有保護可以使它門延年益壽。

　　建議有關部門研究考慮，除重點完成上述那些保護、整治的世界遺產外，是否有必要研究確定一種保護、檢查、整治的普遍性的工作方式，好像定期檢查身體一樣，從而預防出現 “瀕危”的可能性。例如前年完成定海檢查、制止破壞、搶救保護名城的經驗。那是一次采取多種專業配合，新聞、電視記者、法律專家、名城和文物建筑專家等三方面協同進行診斷和搶救。當時如果僅是某一方面單打一，說不定會是另一種結果。

　　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地球上只有為數有限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這些寥寥的世界遺產是人類文明延續和進步的歷史見證，是人類文化與自然的共同財富。當前十分需要提高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并且進一步加強保護、搶救的工作，承擔好應盡的國際義務。這是一項事關人類文明和社會可持續發展意義深遠的壯舉。有五千年文明史和處在當代發展中國家的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相信必定能夠進一步為保護世界遺產作出應有的更大的貢獻。

　　2002年10月25日

　　——該內容來源于《留住我國建筑文化的記憶》（鄭孝燮著），由中國風景園林網整理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