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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國生態城市規劃建設思路與政策

　　選擇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整體發展水平較低，而且區域差異很大，地區發展極不平衡，還有一部分人的溫飽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對于多數貧困地區的人們來說，是愚昧，但更是落后，才讓他們選擇既不利已，又不利于環境的或者說只顧眼前利益的發展模式，因為“發展才是硬道理”，而且這種兩難困境不僅僅反映在貧困地區，這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這種“被迫”或盲目抄襲西方工業文明的發展模式，背棄了千百年來中華優秀文化傳統中的“東方智慧”，再加上社會文化建設方面往往滯后于經濟、技術的發展，造成的社會、環境、文化等問題更有甚于西方社會。這些問題的解決是當前我國城鄉建設的主要問題，而問題是在城鄉建設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其解決的途徑也只能在發展中求得解決。

　　當前，“中國的確面臨著一個如何優化戰略選擇的問題：是繼續走工業文明的全過程再向生態文明過渡，還是取工業文明所長而避其所短，直接瞄準生態文明目標?”正所謂不破不立，我們應該從傳統工業化模式中“突圍”，跳出原有的思維方式、超越原有的價值觀念，從中國國情出發，在吸收發達國家城鄉發展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在生態文明的新視野中，揚長避短，既要發展，又要創新，在不斷創新中求得不斷發展，使西方工業社會發展中的不可能在中國變成可能，開辟一條非傳統式又非西方化的城鄉生態化發展之路，實現城鄉發展模式的歷史性跨越，直接瞄準生態城市的目標。然而，我國城鄉發展方向定位為生態城市不僅僅是城鄉發展戰略轉變、跨越的問題，要真正實現這一目標，它需要轉化為一系列具體的政策、制度、思想和行動，即將城鄉發展的價值取向、政策導向、建設行為等都要奠定在一新的基礎之上，對物質建設與心靈建設、科學技術與人文關懷、法律制度和道德培養、硬體結構與軟件結構之間的關系進行調整。調整不是消極、被動地適應，而是積極、主動地創造，這需要政府行為，同樣也離不開社會的廣泛參與。走城鄉生態化之路，建設生態城市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當前，在我國建設生態城市的過程中，應采取以下方略： 第一，采取積極措施，緩解城鄉沖突，促進城鄉平等、協調發展。緩解城鄉矛盾的重要途徑之一，就是給予城市與鄉村平等的發展機會，它涉及到政策體制、城市化模式、產業結構等方面，這并不是要把農村都變成城市，而是把城市與鄉村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使之在相互促進中共同發展，走向富裕、文明。中國目前約有70%的農業人口生活在農村，對自然條件保持著直接的需求，可以說解決好農村、農業、農民這“三農”問題是緩解城鄉矛盾的重中之重。西方發達國家城市化過程經歷了人口向城市集聚到郊區化、逆城市化最后到城鄉融合發展等階段。我國城市化進程目前已由初級階段步入加速發展階段，如果沿襲傳統城市化模式，必然要伴隨大量的農村人口遷人城市，對于有著龐大農業人口基數的中國，其結果可想而知，它不僅造成城市更加擁擠、混亂，而且也造成農村“虧空”、抑制其二、三產業發展、進一步加大城鄉差距等問題。這種完全集中式城市化必將重蹈西方先集中后分散的彎路。現在我們必須有所超越，把“數量型”(以農業人151轉入城市人口的數量衡量城市化發展水平)城市化轉變為“質量型”城市化(以農業人口、農村發展的文明程度衡量城市化發展水平)，這就是說，并不是只有農村人口遷入城市才是城市化。如果在農村，人口素質和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有較完善的設施、農業人口能轉移到非農產業，這也是城市化。“質量型”城市化通過對農民文化素質和發展能力的提高，提升農村產業結構，使大量農業剩余勞動力能就近向非農產業轉移，避免外出性轉移，使之真正從土地中解放出來。可見，它是農民知識化、智慧化，農村經濟柔性化的過程，而不是簡單地將城市化等同于農村工業化。“質量型”城市化不僅促進農村發展，而且有利于縮短城鄉差距，對于有著龐大農業人口基數的中國，這是一種適合我國國情的可選擇的城市化模式。農村發展遵循“三集中”原則，即農村人口向城鎮集中、農村工業向鄉鎮工業園區集中、農業耕地向農場集中，加強農民素質的提高和技能培訓，促使農村從分散逐步走向規模化、集約化、農工商綜合發展的道路。在條件成熟地區，在農民自愿的基礎上，把家庭承包制發展成多種形式的農村經濟聯合體，改原先“包產到戶”的分散式土地經營為集約化經營(也可由大戶承包)，實行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并使鄉鎮企業走向產業化、規模化的良性發展道路，使更多的農業人口從土地中解放出來，通過培訓和教育，促進農民自身和農村社會的發展，農村人口收入也會大大增加，使農村人口的生活居住條件和環境不斷得到改善，同時也促進城鄉空間結構的重組。“質量型”城市化將會促進小城鎮的發展，而發展小城鎮是帶動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大戰略”，我們應抓住貫徹中央“小城鎮大戰略”精神的契機，促進新農村的發展。

　　第二，積極軟化經濟結構，加快知識經濟發展。當前，我們應以“兩個根本轉變”(即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外延向集約內涵式轉變)為契機，大力調整城鄉產業結構，使原來工農業生產方式由粗放型盡快轉變為集約型，發展質量效益型、資源節約型和科技先導型企業，如信息、電子、生物產業，發展少廢、無廢、節能、節水新工藝、新技術和新設備，實行廢物最小量化政策，扭轉目前資源短缺與浪費并存、使用率低下的狀況。提高能源效率、發展清潔能源技術，改善能源結構，是實現以煤、石油不可再生能源為主的單一能源結構向可再生能源為主的多樣化能源結構轉變過程中采取的有效措施：一方面能緩解能源供求矛盾，為發展新的能源工藝技術贏得時間；另一方面可減少環境污染。同時還要增加可再生能源、生物性能源科技開發投入，一方面使再生能源、生物性能源和非再生能源在過渡時期配合使用，相互補充，另一方面為逐步轉入使用多種新的再生性、生物性能源奠定基礎。在交通方面，一方面發展清潔型節能汽車技術，開發和采用清潔燃料技術、尾氣凈化技術等，另一方面堅持優先發展公共交通政策。同時，生活消費方式與經濟增長(生產)方式對城鄉發展的影響，是同等重要的議題⑨。對產品價格應計人在生產過程中所付出的生態成本，并考慮因其可能帶來的環境污染而付出的恢復治理費用，讓公眾自覺地考慮環境保護而傾向于消費“綠色產品”。消費水平的提高和消費結構的改善，應以合理的消費模式為基礎，改變目前已出現的高消費和不合理消費的傾向，樹立健康的消費觀念，逐步將消費的“線性過程”過渡到“循環消費”。總之，通過產業結構提升、生產生活方式轉型，逐步軟化以利用自然資源為核心、工業占主體地位的工業經濟地位(或資源經濟)發展模式，而發展以智力資源的占有配置為核心、知識業占主體地位的知識經濟。信息產業、教育產業將成為知識經濟的主導產業，應努力培育信息、教育這一新的經濟增長點，尤其是教育產業，它既是重要的知識產業，又是開啟知識經濟的鑰匙，知識經濟對其高度依賴，這將使教育發揮在任何經濟形態中所不曾有過的重要作用。

　　第三，加強公共教育，提高人口素質，控制人口增長。教育是人力資源開發的根本途徑。教育不僅能提高人口整體素質，而且能直接改變、提高和優化人的智力、技能結構：一方面從根本上改變人們的價值觀，由此把文化的享受、文明的追求、優美的環境等自覺地視為生活質量的重要內容，自覺地追求新的文明的生活方式等等；另一方面為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結構的優化奠定基礎，最終有利于經濟向高質化、高層次化方向發展。目前，我國教育發展總體水平還不高，教育觀念比較陳舊，教育遠離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勞動者素質低下，生活方式陳舊，而且國家公共教育經費占GNP的比重也一直較低。加大教育投入、加快教育發展和提高全民素質是轉變生產生活方式、開發人力資源的必然選擇。教育還必須培養對待環境和國家利用資源方面積極的行為模式，通過正規和非正規教育途徑向所有年齡、所有層次的人提供生態教育，以提高全民族的生態文明意識。人口一直是影響我國城鄉乃至國家發展的最大制約因素，幾乎所有發展中出現的問題都與人口相聯系。目前我國存在人口數量多、文化素質總體較低等問題。這就要求將人口數量控制與提高人口素質緊密結合，重視人的發展能力的提高，優化人口結構，特別是提高農村人口的素質：一方面可使之擺脫對土地的直接依賴，另一方面促進其觀念和行為的改變。觀念和行為的改變，不僅有利于人口控制和生態環境的改善，更重要的是將有利于經濟結構的優化和升級。盡管目前我國一些城市、地區的人口再生產出現了“負增長”，但為了保持人口規模與資源供求之間的長期平衡，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仍要繼續嚴格控制人口數量增長和低素質膨脹。

　　第四，加強生態文化和人居環境的文化內涵建設，提高人居環境質量。城鄉建設不僅僅是建造建筑和人工環境，更重要的是創造新文化。文化是經濟和技術進步的真正量度。文化觀念不僅體現社會的價值取向、道德倫理，還決定著社會發展的方向和人生的意義。中國這個具有悠久歷史和傳統文化的東方國家，近幾十年來片面強調物質優先的建設方針，一味追求“西方物質文明”，發展中明顯的不健康的趨勢是陽亢陰衰，不僅破壞了自然，同時也抹消了歷史。因此，急需“東方精神文明”的回歸，重建重視“心靈的豐度”的東方式建設方針，實現“物、心俱豐”。這就要首先從心靈培養、道德教育、人文關懷等軟體結構入手，加強文化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要改變目前“落后”的文化觀念，就必須建立新的文化，建立以生態價值觀、生態倫理等為主要內容的生態文明，作為城鄉文化建設的主流文化。當然，建立新的文化并不是全盤否定傳統文化，創造新文化的同時，既要繼承傳統文化的精髓，又要有所發展和超越。在我國，目前生態文化還處于啟蒙和邊緣狀態，只有通過多層次的公共教育和自我教育，來加強生態文化的宣傳和普及，喚起人們的生態覺醒，并轉變為行動。同時提高全民思想道德水平，批判拜金主義和經濟短期行為等不良傾向，走出功利主義、物質主義的誤區，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至于城市規劃建設，要摒棄傳統以利潤驅動的價值取向，要有“城市及環境是重要的國有資產，保護城市環境是保證國有資產不流失的重要方向”的觀念，改變只重經濟指標，不重視文化建設，忽視城市的精神文化職能的傾向，兼顧環境質量、精神文化、歷史傳統、生活質量，創造有文化內涵的宜人的人居環境。不論是新建還是改造或保護，要促進城鄉空間結構的重組、重構，不能片面錯誤的理解為自然環境變為人工環境，不能簡單地成為自然被人工環境、低層建筑被多層高層取代的物質建設過程。城市的更新、區域的改造，必須重視傳統文化的繼承、挖掘和創造，不盲目追求“現代化”，不盲從于“文化趨同”，也不封閉自我，更不去復古；而是開創新的具有地域特色和文化內涵的形式與空間。城鄉建設不僅要尊重自然的特性，還要保持城鄉文脈的延續，同時也要重視新材料、新技術的運用，與新的生產生活方式、交通模式相適應，不斷改善和提高人居環境和文化內涵。在社區建設中，要探索結合我國國情的生態社區與生態住宅建筑的規劃、設計和建設的經驗，加強建筑節能、節地以及新材料、新技術的應用，適應人們生活的新需求，同時加強社區文化建設，從總體上提高城鄉居住環境和生活質量。社區建設應面向大眾，特別是中低收入者實現“人人有適當的住房”。對于華而不實的“貴族式小區”不宜作為社區建設的主流，而加以提倡和推廣。

　　當然，在整個城市規劃建設過程中，離不開環保投資和法律制度的支持。在實行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和排污許可證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企業生態環境補償制度，使企業通過核算生態經濟成本，實現企業外部不經濟性內部化，并加強污染治理費用的投入。國際社會實踐經驗表明，治理污染投入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1%一1．5%，基本上可以控制污染；達到2%一3%，則可逐步改善環境。而目前我國用于環境治理的費用投入約占GNP的0．7%，這還不是用于治理環境的專項預算，而是來自各單位的技術改造資金，“三同時”(環保設備與生產設備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資金和排污費返回等。另一方面逐步通過改變傳統的生產范式，使污染的“末端治理”發展為全過程的管理。同時，在繼續加強和完善法律制度的過程中，將立法范圍擴展至自然資源、環境領域，使之逐步法律化。

　　總而言之，當前我國已步入加速城市化發展階段，又恰逢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和中部崛起，以及新農村建設等戰略的實施過程，因此我國城鄉建設將繼續保持高速度發展態勢。在這一過程中，我們應以貫徹“兩大基本國策”(計劃生育和環境保護)和“兩大戰略”(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為契機，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摒棄傳統發展模式，樹立新的生態發展觀，走城鄉生態化發展道路，否則我們無法消除“生態災難”。同時，我們更要加強社會文明建設，提高國民生態意識，扭轉“人口眾多、地大物博、資源豐富”的自大的國情觀，而向“人口基數大、人均資源少、經濟和科技水平比較落后”的國情意識轉變，實行經濟適度增長、適度消費的發展戰略。在城鄉生態化建設過程中充分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將政策逐步轉化為人們的自覺行動，并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加強宏觀調控。要知道，從現代城市發展到生態城市是一個長期的生態化發展過程，需要我們付出艱苦不懈的努力。在生態城市的規劃與建設過程中，我們應遵循自然生態規律與城市發展規律，以持續發展為目標、以生態學為基礎、以人與自然和諧為核心、以現代技術為手段，綜合協調城市及其所在區域的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促成健康、高效、文明、舒適、可持續的人居環境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