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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疑，余秋雨是喜愛杭州的。

　　“今天我們在西湖邊上談話，恰巧也碰上了最好的季節(jié)，是很風雅的事。”作為享譽中外的文學大師，余秋雨還是有些驚訝，香格里拉宴會廳幾百號座位幾乎座無空席，照相機的閃光燈此起彼伏。

　　近日，余秋雨在杭州香格里拉宴會廳舉辦了一場名為“解讀西溪濕地與人居文化”的演講會，作為中國首創(chuàng)“文化大散文”的余秋雨，對全國各地文化歷史有著頗為深入的研究，而對杭州，卻是另一種癡迷。

　　他曾為這個城市專門寫下一篇題為《杭州的宣言》的歷史散文，文章中，余秋雨引用了馬可波羅的話來表述自己對杭州這座城市的別樣情感——杭州是世界上最美麗華貴之城。

　　這句看似淺顯易懂的話卻在世界文明史上做了一番杰出的貢獻。它的作者馬克·波羅出生在西方最美麗之城——威尼斯，這樣的背景使得它擁有更為充足的說服力；而記載它的《馬克·波羅游記》被放在哥倫布的駕駛臺上，由哥倫布開始，歐洲完成了地理大發(fā)現(xiàn)——它竟然就這么堂而皇之地推動了世界的歷史。

　　“杭州是世界上最美麗華貴之城”也被頻繁地頌道在此次演講會間。余秋雨說，他到杭州來最大的享受之一，就是找一個微雨的黃昏，晚春早秋的季節(jié)，在蘇堤上獨自行走。“當然，這基于它的原生態(tài)之美，西湖的蘇堤旁是沒有碑文、對聯(lián)，也沒有匾額、提跋的，沒有文字污染，沒有文本文化對于自然生態(tài)的欺凌和傲慢，它只允許人們充分領略它的水光山色、陰晴寒暑。”

　　其實余秋雨想說的是，杭州并沒有雷同于中國其他以“歷史文化”聞名且興起的旅游城市，而是秉承著自蘇軾以來一貫提倡的“自然生態(tài)之路”。

　　或許這就是余秋雨寫下《杭州的宣言》的理由，在他游歷過的那么多富含歷史人文氣息的城市中，杭州似乎成為其中最干凈，最原生態(tài)的城市，而只有這樣的城市，才能讓一代又一代的文人騷客感懷吟誦，創(chuàng)作出傳世經(jīng)典。

　　在杭州還有一個地方，符合這種原生態(tài)城市風貌的區(qū)域，那就是西溪濕地。

　　繁華的杭州城周邊，擁有這樣一個未經(jīng)雕琢的自然生態(tài)之地又有何種意義？余秋雨的回答是：“那使自然與人居的矛盾解除了，生態(tài)文化在與人居文化結(jié)合，互相提升。”

　　演講會快結(jié)束時，余秋雨一遍遍重申他的文化愿景：“再高的文化都是以生態(tài)作支撐的，生態(tài)文化應該比文本文化更重要些。”

　　余秋雨與中國文化

　　很多人把余秋雨的作品歸類為大眾文化的一部分，因為它們淺顯、規(guī)范、感性。但余秋雨卻從不為此煩惱，對于謠言與評論，他有很好的解釋：

　　“這是中國文化的欠缺所造成的，中國文化缺少對言論正確的判斷工序，我們常常陷入對言論真假難定的困境之中。”

　　不管是大眾文化，還是精英文化，余秋雨以他自己特有的精神姿態(tài)進入了中國當代散文史，自他起，古物風景、過往人物，不再是漸行漸遠的歷史存在，而是一種存活于當代人思想中的兼具主體性審美化的活物，通俗一點就是，他把歷史寫活了。

　　與他的名作《風雨天一閣》一樣，在講座中，余秋雨結(jié)合了現(xiàn)代與歷史，用時差的倒換方式講述自己對文化與中國文化的思考。

　　“文化是一種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它的最后成果是人格。”

　　“中國文化的與眾不同在于，他的禮儀之道、君子之道、中庸之道。”

　　簡單的定義，再用富具戲劇性的歷史史實來證明，詼諧而不造作的語言不時引起了陣陣掌聲，余秋雨確實像傳說中的那樣，是中華文化傳播很好的載體。

　　為了尋找中華文化的靈魂，余秋雨于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辭職遠行，考察并闡釋了大量中華文化的遺跡，就是在這過程中，他創(chuàng)造了“文化大散文”的嶄新文體。

　　“在去伊拉克的考察途中，我看到兩個十歲左右的男孩在街邊拉車，出于對這個民族古老文化的崇敬，我想將手中的兩支筆贈予他們，可他們問我，這是什么？”余秋雨談到了世界四大文明古國的變遷史，其中在伊拉克，他切身感到巴比倫文明的覆滅：

　　“現(xiàn)在的伊拉克人不說他們祖先的話，不寫他們祖先文字，甚至因為戰(zhàn)亂，大部分人民喪失了對文字的識別能力，我在惋惜的同時，卻很慶幸，慶幸我們民族的文化一直一脈相承至今，即便歷經(jīng)劫難，卻始終被保留傳承下來。”

　　君子與君子的共同居住

　　對于人居文化，余秋雨認為，理想的生活狀況，是君子與君子的共同居住。人居文化的上升空間取決于“君子文化”的存在與否。

　　其實如果經(jīng)常去聽余秋雨在全國各地的講座的人，就會發(fā)現(xiàn)他將中華民族的集體人格定義為“君子人格”的命題由來已久。

　　歐洲著名的文化人類學家榮格曾經(jīng)說過：文化的最后成果，是人格。余秋雨根據(jù)這個原理，推斷出中華文化的最后成果，就是中國人的集體人格。而良好的人居文化，取決于這個民族的集體人格。

　　對“君子之道”的鐘情是有原因的。

　　從孔子開始，雖然“君子”與“小人”的定義還沒有被正式提出，卻已經(jīng)被當時的文化氛圍悄悄劃出了一條界線，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這條界線也越來越濃郁，越來越?jīng)Q絕。寧肯被說成“壞人”，也不愿意做“小人”的價值取向，在中國人心中被道德的露水滋養(yǎng)地茁壯而結(jié)實。

　　“中國文化在集體人格建樹上是成功的，中國文化的一切光明面，其實都是憑借著君子人格傳遞的。”說到君子文化的構(gòu)成與其歷史背景時，余秋雨不免有些激動，雖然在國際國內(nèi)有著不可動搖的文化影響力，但與聲名遠揚一同而至的，是沸騰而尖銳的輿論。

　　或許是有著深刻的對“君子之道”的實踐認識，也或許是一種勉己的精神依托，余秋雨不斷地向他的讀者們傳輸“君子人格”的重要意義。

　　“不管世界上哪個地方要傳承中華文化，都應該以精神價值和集體人格為歸結(jié)。”

　　“兼愛、仁義、誠信、知恥、禁止傷害和誹謗，這些君子風范，應該成為更多中國人的人生原則和公約。那么，即便背不出《三字經(jīng)》、寫錯了繁體字，中華文化也會獲得實質(zhì)性的傳承。”

　　后記

　　在演講會結(jié)束之后，很多人問我，余秋雨關于中華文化的講座與西溪，與杭州的房地產(chǎn)有什么關聯(lián)？

　　因為這場名為“余秋雨解讀西溪濕地與居住文化”的演講中，余秋雨并未將西溪濕地與居住文化串聯(lián)起來，對西溪，他甚至只是草草概過。

　　然而，假如細細品味他在講述過程中所提起的生態(tài)文化，就會發(fā)現(xiàn)原來余秋雨最欣賞的，便是渾然天成，道法自然之城。在他眼里，杭州就是這樣的城市。而西溪，在夾雜著少量的歷史人文的同時，愈多的便是生態(tài)與自然。

　　因此，如何結(jié)合原生態(tài)的自然環(huán)境，給人居以更深遠、優(yōu)美的意境，是包括西溪玫瑰在內(nèi)的所有在西溪濕地探索并履行實踐的開發(fā)者們所需要共同思考的；而突破傳統(tǒng)中國文化中的弊端，即改良公共場所道德規(guī)范的欠缺，則責無旁貸地落入了當下城市建設者們的手中。

　　我們期望，未來西溪的居住者們，在幸運地擁有“西溪濕地”作為自家的宅院的同時，他們也學會感觸、體驗、思考，他們可以不必吟誦風雅，但他們博學好問，并將文明禮儀履行在生活的每一處，以人居與自然的互相感動與融合，開始另一種更為詩化的生存狀態(t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