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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1月，曾經的西湖邊最高樓浙江大學原湖濱校區3號樓被整體爆破，建成僅13年；2010年2月，南昌的著名地標五湖大酒店被整體爆破，建成僅13年……與城市面貌日新月異相伴的，卻是高樓大廈出人意料的“短命”。除了這些地標性建筑以外，還有大量被提前拆除的普通住宅，其數量無法統計。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不久前表示，我國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國家，每年新建面積達20億平方米，建筑的平均壽命卻只能維持25年至30年。而根據我國《民用建筑設計通則》，重要建筑和高層建筑主體結構的耐久年限為100年，一般性建筑為50年至100年。

　　分析.規劃

　　短命規劃最致命

　　有道是“舊的不去，新的不來”，生物界新陳代謝，優勝劣汰的規律，在城市建設領域其實也同樣適用。事實上，對于城市發展而言，“拆”其實不必是個禁區，即便是國外的一些發達城市，也同樣存在拆除過時建筑，規劃建設新建筑的需求。近日美國蘋果公司征地拆遷遭遇釘子戶，正是其中一例。

　　不過，中國建筑“青壯年”的非正�！八劳觥保�恐怕并不能因為咱還是發展中國家就被視作正�，F象。英國建筑的平均壽命達到132年，美國的建筑平均壽命達74年，作為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國家，中國的建筑在多產的同時卻往往短壽，平均壽數只能持續25至30年，如此英年早逝，的確令人唏噓。

　　當然，長壽有長壽的道理，短命有短命的原因。對于建筑而言，規劃其實就好比它的先天基因，假如建筑規劃合理，選址得當，符合需求，這樣的建筑當然才有先天優勢。然而，現實的情形卻是，規劃的科學與審慎，往往被拋諸腦后，隨心所欲的搭積木式規劃，更是導演了太多“甫一建好，旋即拆除”、“正當英年，卻遭爆破”的悲劇�？梢�，建筑規劃的先天不足與基因缺陷，無疑是導致中國建筑短壽的最根本因素。

　　此外，當城市的拆建日漸成為一種得來全不費工夫的GDP來源，甚至為了讓城市顯得生機勃勃，非要把城市搞得日新月異，甚至拿“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作為成績單，如此城市規劃與建設，其實很大程度上已在重蹈“大躍進”式的覆轍。當拆建更多成為中國無法擺脫，甚至必須倚重的發展模式時，中國建筑陷入“拆了建，建了拆”的西西弗斯式宿命自然也就無從規避。

　　吳江

　　分析.政績

　　不能再讓GDP“催命”

　　城市面貌日新月異，而與亮麗景觀相伴的，卻是高樓大廈出人意料的“短命”，這一現象確實耐人尋味，令人深思。然而不少官員不僅樂此不疲，更沾沾自喜，總以為為老百姓辦了實事、大事。在這些官員心目中，只要把城市建設好了，就是為百姓負責，為地方做貢獻了。殊不知，一屆政府一個規劃，一任領導一個做法，拆了建、建了拆，看上去城市面貌日新月異，實際上為此付出的代價卻很大。尤其是因此造成的社會資源浪費，官員們可能無所謂，老百姓卻心疼得要命。

　　作為政府官員，衡量一個建筑該不該拆，考慮的不是節約和負面影響，而是能帶來多大政績，以及政府花不花錢、花多少錢。而好多地方的拆遷、重建往往是客商、開發商等出資，政府一般不會花錢，反過來還會從中得錢——比如土地出讓金等。政府不花錢辦實事，何樂而不為呢——這正是某些官員的“行為準則”。難道說政府沒花錢，就可以拆了建、建了拆，不管社會資源浪費多少？

　　“拆一次創造了GDP，再蓋一次又創造了GDP。”名為拉動城市經濟發展，實為重復建設以追求GDP，進而追求地方官員的政績。正是在這種錯誤政績觀的引導下，一些不該拆的房屋、設施被大量拆除，成了“短命建筑”。這一現象，實在不能再不重視和改變了！

　　萬闋歌

　　建議

　　讓決策失誤者心痛

　　實際上，公眾關于短命建筑現象的質疑乃至炮轟早在幾年前就已經開始了，但類似的現象依然沒有終結的跡象。在公眾及相關專家一再因為心痛而為此呼吁之時，一些地方決策者卻依然會做出讓建筑“短命”的決策，根子何在？固然與“一屆領導一套規劃”、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及某些建筑的質量不過關等有關，但更重要的，卻是決策者沒有為此付出任何代價。不僅如此，他們為此還獲得了GDP及形象工程上的“好看”，因此成為政績的重要組成部分。當依舊光鮮的建筑被炸為建筑垃圾時，當公眾紛紛為這種浪費心痛之時，地方主要領導們卻沒有絲毫的“心痛”之感，因此才會有如此決策，這才是根本問題。

　　顯然，要改變這種非正常的短命建筑，在不斷提高規劃的嚴肅性和科學性、嚴格建筑質量監控的同時，更應該從上述導致決策者們“不心痛”的根本性問題上努力：首先是讓城市的每一起重大規劃都要廣泛征求公眾意見，包括召開聽證會，先過百姓意見關，尤其是讓百姓衡量是否是“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其次是官員政績考核上綜合考量GDP，尤其是綠色GDP；再次，一旦新建的重大工程被認為是形象工程，或者是沒有達到相關法規所規定的相關建筑的最低“壽命”，就必須讓決策者為此付出沉重代價，哪怕是這些決策者已經“高升”，并深入追究這種決策背后是否有腐敗。

　　張東陽

　　觀察

　　公民監督給建筑延年

　　這邊在轟轟烈烈地拆樓，那邊百姓詬病不止。據《中國青年報》今年2月的一份調查數字稱，近日，一項對4916人進行的調查顯示，85.8%的人表示自己所在城市有過“短命建筑”。對于自己所在城市的城市規劃，50.1%的人表示不滿意，僅8%的人表示滿意。之所以這么多人不滿意，是源于他們積蓄的社會財富在變著戲法地被“短命建筑”直接和間接地侵吞。以前的像英國那樣的百年老屋，我們并非沒有，只是而今的城市規劃與建設者們，更樂見于GDP大拆大建中增壽，而民宅減壽罷了。

　　顯然，這是一些官員視規劃法如兒戲，將其當成橡皮泥，一屆屆地捏著玩。另外，無視我國《民用建筑設計通則》的規定，重要建筑和高層建筑主體結構的耐久年限為100年，一般性建筑為50至100年。這些法律法規根本約束不了一些拆建上癮的官員。他們的思想根源還是目前城市規劃理念上存在的片面追求GDP政績意識所驅動。于此，短視觀念、短期利益便充滿著一任地方領導的大腦中。前任一期規劃，后任傾情推翻。加之少數官員從中涉貪，更加劇了這些建筑的夭折命運。

　　更有甚者，一些建筑在“青壯年”往往還是“突然死亡”，公眾之前毫不覺察。最后往往是樓已倒、家已鏟，百姓縱然嘴角罵出老繭已是徒勞。所以竊以為，當前監督城市規劃需要激活公眾權利，讓規劃的命運與當地居民的意見并肩同行，唯有如此，我國建筑才能躲過夭折命運。廣州市長萬慶良不久前曾說，為民做主的時代已過去，由民做主的時代已到來。是時候了，我們必須首先歸還人民的監督權，讓建筑增壽的命運與公民意見同行，需要在城市規劃建設的整個行程中看到公民的身影。

　　周明華

　　評判

　　不追責無法遏制想拆就拆

　　關于建筑壽命，我國循環經濟促進法中有一條規定，“對符合城市規劃和工程建設標準，在合理使用壽命內的建筑物，除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外，城市人民政府不得決定拆除”。記得去年1月1日該法正式實施時，曾被輿論對遏制政府“想拆就拆”寄予厚望。但由于對違法缺乏相應的處罰措施，并不能對違法者怎么樣。法律缺乏“殺傷力”，如何遏制得了“想拆就拆”的沖動？

　　由此可見，只有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嚴格城市規劃修編制度，使城市有一個長遠規劃，使建筑拆遷有法可依，嚴肅追究違法拆除者責任，才是破解建筑“短命”之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