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海寧縣自古地杰人靈，人才輩出。清朝嘉慶年間，海寧硤石出了一個與眾不同的神童，名叫李心蘭。雖然他天資聰慧，目成誦，但偏偏對科舉考試不感興趣，反而酷愛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自然學科，喜歡擺弄花花草草。

　　1820年，9歲的李心蘭對父親書架上的《九章算術》產生濃厚的興趣；14歲時，他自學讀懂了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由明末科學家徐光啟等翻譯出版）。西方側重于理論研究的科學知識讓他眼界大開。

　　1832年，取得秀才資格的李心蘭改名李善蘭，奉父之命到浙江省省府杭州參加鄉(xiāng)試。平素討厭八股文的他自然名落孫山。與大多數落第秀才不同的是，李善蘭不但不難過，反而有種重生的感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考不上科舉照樣有出路。”于是，他一面拜數學家吳兆圻為師學習數學，一面在杭州求購并研究數學、草木類典籍。回到家鄉(xiāng)后，李善蘭先后寫成《方圓闡幽》等數學專著，揚名蘇杭。

　　與此同時，李善蘭也致力于中國草木學和西方生物學的研究。

李善蘭畫像。(網絡圖)

　　誰說西方科學是偽學？

　　1840年，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清政府節(jié)節(jié)敗退，西方列強步步進逼。中國的一批知識分子關注國家命運，開始思考興國之路。李善蘭也是其中之一。

　　“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學明也。”（李善蘭《重學?序》）經過反復對比，李善蘭發(fā)現，西方國家之所以強大，是因為武器精良；之所以武器精良，是因為科學發(fā)達。由此，他認為，中國要趕超西方國家，首先要承認自己的不足，誠心學習其科學技術。

　　“解決國人學習的第一要務，就是將西方國家優(yōu)秀的典籍翻譯過來，以期取長補短。”李善蘭這樣對友人說。不料，他的言論引來了不少封建士大夫的嘲諷。原來，盡管西方包括植物研究在內的生物知識傳入中國已經有幾百年歷史，但沒有產生重大影響。自雍正帝起，朝廷采取閉關自守的政策，認為自己是天朝，西方國家只是小國，西方的科學是偽學，于是相當長一段時間里，西方科學知識的傳入都陷入停頓狀態(tài)。盡管鴉片戰(zhàn)爭清廷喪權辱國，但士大夫們仍閉目塞聽，不愿真心引入和學習西方的科學知識。

　　找到方向的李善蘭毅然只身前往繁華的上海，決心從事西方自然科學典籍的翻譯工作。原來，上海有一些專門出版西方典籍的書館，由西方來的傳教士偉烈亞力、韋廉臣等人創(chuàng)辦。韋廉臣原名亞歷山大?威廉姆森，出生于英格蘭，為到中國傳教而進入格拉斯哥大學進修漢語和神學。他到中國創(chuàng)辦墨海書館時，正缺一個既精通漢語又對西學比較認可的人。李善蘭的到來，無異于雪中送炭。很快，由韋廉臣口譯英文原著，李善蘭對原始材料凝練編輯的一批諸如《代數學》的西方數學典籍問世。

　　翻譯數學典籍的過程中，李善蘭對英國著名植物學家林德利撰寫的《Elements of Botany》（中文譯名《植物學基礎》）一書產生濃厚的興趣。林德利生于1799年2月5日，對植物及園藝有很深的研究。他于1928年當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隨即擔任倫敦大學的植物學科教授。他一生寫了許多關于植物研究的著作，《Elements of Botany》是其代表作。

英國植物學家林德利畫像。（來源于網絡）

　　“《Elements of Botany》偏重于草木的理論研究，這無疑是植物研究的發(fā)展方向。幾千年來，我國傳統草木學只重實踐不重理論，是應該反思了。”李善蘭清楚地認識到，如果把《Elements of Botany》推向中國，國人更能發(fā)現自己在研究草木方面的不足。

　　于是，李善蘭與韋廉臣通力合作，于1858年將《Elements of Botany》翻譯成中文名為《植物學》的專著，并由墨海書館出版發(fā)行。

韋廉臣畫像。(來源于網絡)

　　誰說“植物學”是西方專利？

　　李善蘭選擇“植物學”三個字作書名，是有深意的。“植物”這個詞最先出現在2000多年前的《周禮》一書；后來的學者們都用“草木”來代替它，并引出“草木學”這一頗具中國特色的學科。日本學者則把“草木學”譯為“普它尼克經”等名字。李善蘭認為它們拗口，不直觀，不利于傳播：既然這是一門專門研究植物的科學，何不就叫“植物學”呢？

　　除了沿用至今的“植物學”一詞外，《植物學》還創(chuàng)譯了諸如細胞、萼、子房、胚、科等名詞。尤其是術語“科”，是近代科學的植物分類理論的名詞代表。由“科”入手，此書中將植物分成303科。這些詞，現在的中學生在生物學課堂上也能接觸到。

　　作為我國第一部介紹西方近代植物科學的著作，《植物學》共計8卷35000多字，插圖200余幅。李善蘭不但在序言部分強調植物學理論研究的重要性，還在書中正文部分詳細介紹了各類植物的地理分布、內部構造、分類方法等。尤其是介紹植物的內部構造，讓國人看到植物體的細胞組成情況。把植物學研究引申到植物內部，這是《植物學》具開創(chuàng)性的研究。

《植物學》書影。（網絡圖）

　　綜上所述，“植物學”西學東漸，《植物學》一書功不可沒！

　　《植物學》的問世，對中國近代生物學的發(fā)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19世紀末，維新派代表人物梁啟超向學術界推薦科學典籍時，認為《植物學》是生物研究入門的必讀之書。

　　與中國相比，《植物學》對世界各國的影響則更早更強烈。約1860年，此書東渡日本，在足利地區(qū)（今群馬縣內）的求道館翻刻再版，書名依舊；1875年，此書譯名為《植物學和解》，分三冊再版。20世紀30年代后，隨著李善蘭在國際數學界的廣受關注，《植物學》一書越來越受國際科學界的關注，并被譯成多國文字。此書讓“植物學”西學東漸傳入中國后，再東學西漸在西方廣受歡迎，這可能是以數學聞名于世的大咖李善蘭生前感覺特別自豪的事兒吧！

李善蘭銅像。（來源于網絡）

　　【參考資料】

　　1、 論文《談“植物學”一詞在中國和日本的由來》，《大自然探索》1984年3期，作者潘吉星；

　　2、 論文《李善蘭與他的植物學》，《文藝探索》雜志，作者汪子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