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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由于“丁本”《營造法式》系輾轉傳抄“紹興本”《營造法式》三次以上，錯漏之處很多，影繪原圖較為粗陋，而“崇寧本”失傳已久。于是，朱啟鈐邀請摯友陶湘等人廣搜公私傳本，以“丁本”與《四庫全書》文淵、文溯、文津各本進行校勘，并參考了民間各類《營造法式》抄本與引述過《營造法式》的書文，旁求博采，補所未備，參互考證；并且對書中建筑術語援引經史、分類解釋；還按書中原注，訪求清末工部老吏、舊匠師、樣房和算房專家多人，收購各種建筑燙樣、模型和圖紙等，又請幾位老匠師參與精心補繪了彩色附圖，為古建筑研究人員和建筑工匠提供了形象的感性認識材料，從而將此“一線絕學”發揚光大。當時，參校者有傅增湘、羅振玉、祝書元、郭世五、闞鐸、吳昌綬、呂鑄、章鈺、陶珙、陶洙、陶祖毅等眾多名家。1925年，“陶本”《營造法式》以宋殘葉版式和大小刻版印行，該書后來成為中外公認的研究中國古建筑的范本，不僅在內容上最大限度地校勘考訂得準確完備，而且在版式印制等方面也非常精致考究，尤其在彩色套印方面精益求精，在中國古籍版本研究方面富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因而引起了國內外建筑家及漢學家的極大重視。之后，朱啟鈐又組織人員對《清欽定工部工程做法》一書進行校注。

　　1925年，朱啟鈐與陶湘、孟錫鈺倡議成立“營造學會”，他私人出資，以他在北京的寓所為學社社址，旨在研究建筑文獻和中國傳統建筑式樣。1930年2月，“營造學會”更名為“中國營造學社”，發行《營造學社匯刊》，朱啟鈐親自擔任社長，并在故宮內廢棄的一角，找了十幾間西廡舊朝房作為研究所總部。為支持研究，營造學社申請了中美及中英庚款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經費。不久，朱啟鈐請學社成員、清華老校長周貽春專程赴沈陽，動員東北大學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和他的夫人林徽因加入學社。1931年秋，梁思成夫婦回京，正式加盟營造學社。此外，包括著名建筑師楊廷寶、趙深，史學家陳垣，地質學家李四光，考古學家李濟等當時最為優秀的學術精英，以及許多財界和政界人士也先后加入營造學社，支持學社的研究工作。一時，營造學社群賢畢至，蔚然大觀。

　　1932年，朱啟鈐請來中央大學建筑系教授劉敦楨任學社文獻部主任，主要負責搜集、校勘和編輯中國歷代的建筑史籍，偏重文獻研究。梁思成任學社法式部主任，主要從事中國古建筑實證研究，重在實地考察，他先后或自己或派員深入華北、華中、東北及西南、浙江等地190多個縣調查古建文物2730多座，確認隋代趙州橋、應縣木塔、唐代佛光寺等眾多聞名世界的古建筑，為我國文物保護修繕留下了極其珍貴的第一批實測資料。梁思成晚年回憶，那時國內社會治安很差，每次野外勘測古建筑時，朱啟鈐總是事先通過社員中的黨政頭面人物，向當地政府打招呼。每到一處，各縣縣長均親自接待“一幫文弱書生”，并派員向導，必要時還派保安人員護送。據統計，截至1937年，由梁思成擔綱的營造學社法式部，除測繪故宮的重要建筑60余處及北平市內的安定門、阜成門、東直門、宣武門、崇文門、新華門、天寧寺、恭王府外，還離開北平調查了137個縣市，調查古建筑殿堂房舍1823座，野外實地詳細測繪的重要古建筑達206組，完成測繪圖稿1898張(林洙著《困惑的大匠梁思成》)，探索出了一整套研究中國古建筑的科學方法，為撰寫中國建筑史構建了扎實的科學體系。

　　在營造學社，劉敦楨和梁思成潛心研究，分別主編和撰寫了《中國建筑史綱》和《中國建筑史》，與朱啟鈐出版的“陶本”《營造法式》共同成為中國建筑史學的奠基之作。此外，營造學社還培養和造就了瞿宣穎、林徽因、劉士能、陳明達、祁英濤、羅哲文等一大批一流的古建筑專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婦非常感激朱啟鈐這位伯樂，梁思成在1934年出版的《清式營造則例》序言中不無感慨地表示：“若沒有先生(指朱啟鈐)給我研究的機會和便利，并將他多年收集的許多材料供我采用，這書的完成即使幸能實現，恐也要推延到許多年月以后。”話是梁思成所說，實為夫婦倆共同的心聲。

　　1937年，中國營造學社因北平淪陷而停辦。然而，此前的營造學社，不僅先后出版了《中國營造學社匯刊》、《工段營造錄》、《元大都宮苑圖考》、《營造算例》、《牌樓算例》、《清式營造則例》、《梓人遺制》、《哲匠錄》、《同治重修圓明園始末》等我國古建筑書刊、專著30多種，在國內建筑學界和古建筑研究方面作了大量實際有效的工作，對我國古代建筑結構、布局、用料、設置各個方面進行了深入的理論研究，而且使中國有了專門研究古建筑的組織，還培養了梁思成、劉敦禎等一批古建筑人才，推動了國內建筑業的發展，為國內外學者稱道。誠如朱啟鈐自己所評價的：“中國營造學社在歷史上、在美術上皆有歷劫不磨之價值。”因此，有建筑史家這樣評價朱啟鈐：“人力、物力、財力，這些都是研究工作所必不可少的條件，能把這方方面面的人事統籌起來，是需要非凡之才能的。朱啟鈐以一己之力，做了今天需要整個研究所行政部門做的事。”并稱譽朱啟鈐是中國古建筑研究工作當之無愧的開拓者與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