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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的腳步不容置疑，遷樹的問題幾乎每個城市都會遇到，也不可避免，這是大前提。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必須認識到，每一棵樹都是一份屬于全體市民的精神財富，更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國有資產”，它的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往往超出人們的想象。

　　城市處于快速發展期總免不了改擴建道路，行道樹的去留便成了市民關注的熱點，許多城市都是如此。然而，老樹哪里去了？為什么不回遷？不管怎樣，公眾的知情權應該得到正式的回應。

　　俗話說“人挪活，樹挪死”。樹挪不一定非死不可，但即使在雨量充沛溫暖濕潤的南方，老樹大樹的移植也是件傷筋動骨的事，況且如果遭遇連續兩次間隔期并不太長的移植，存活率可想而知。園林專家也稱，更換新樹種的原因便是“近二十年的桃花心木多次移植后易死”。筆者認為，我們在此無須再論證老樹對于一個城市的意義，也不必一味感性地呼喚綠蔭的回歸，更不必強求老樹的回遷，對此事件我們應給予更加理性的思考。

　　發展的腳步不容置疑，遷樹的問題幾乎每個城市都會遇到，也不可避免，這是大前提。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必須認識到，每一棵樹都是一份屬于全體市民的精神財富，更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國有資產”，它的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往往超出人們的想象。當它必須被移動時，有關部門有義務使這筆“國有資產”經濟社會效益最大化，市民也有權利知道它的去向。怎樣對待一棵行道樹的問題，就是如何保護和善待國有資產的問題，是如何使公共資源效益最大化的問題。如果公眾監督缺位，制度設計缺失，就很可能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然而我們卻無奈地看到這樣的現實：當記者問及移種樹的成活率，有關人員稱政府沒要求，也從未統計過；對人民西路改造前的老樹去向，有關部門負責人一人稱不清楚，一人稱相關規劃數據已經沒有了。如果按照園藝專家的說法，檸溪路邊二十多年的老樹每棵價格高達萬元以上，那么2134棵就是兩千多萬的國有資產，不是一筆小數目。如果目前這種狀況不改變，不監督、不統計、不問責，那么市場價值高達上千萬元的國有資產就幾乎處于監管的真空狀態，效益的最大化無從談起，最終造成的是整個社會資源的浪費。

　　然而，針對這一特殊的“國有資產”，我們卻缺乏必要的制度設計。相對于其他很多城市的 “城市綠化條例”，珠海僅在2008年以政府令的形式頒布了《珠海市城市綠化辦法》，其中規定，因公益市政建設確需遷移樹木的，應當向城市綠化行政主管部門提出申請，申請批準后方可實施，除此之外，沒有相關實施細則。

　　我們不由得要追問：對行道樹的移植，是否遵循了不同樹種的自然生長規律？對于遷移的老樹，是否有專門機構對其養護進行監管，以提高存活率？監管是否到位，是否掌握存活率的數據，此數據與國際通行的標準相比程度如何？比如去年六月成都市曾針對同樣的問題出臺了 《成都市中心城區樹木砍伐、移植管理辦法》（試行），提出了一些操作細則，其他城市好的經驗和辦法我們可以借鑒，并結合珠海的實際加以實施。

　　我們還應進一步思考，從盤活公共資源的角度，如何以制度創新來解決問題。老樹價值不菲，回遷存活率又太低，與其讓它們在擁擠的苗圃“頤養天年”，不如讓它們去到更有需要的地方。比如在擴建道路之前，為何不對老樹進行公開拍賣，讓企業、個人參與競購，擴建道路時便直接將老樹遷至購買方的園林、小區、庭院，既解決了老樹回遷的存活問題，又實現了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

　　珠海目前正在推進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先行先試，改革目的之一就是使公共資源的效益最大化，我們為什么不在這個具有共性的問題上闖出一條新路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