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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親自建造園林。沒有真的學過，但研究過，建造過，曾經在美國獲得一個園林大獎。由我出錢，由我設計，由我指揮，從早到晚工作一個月，造成后讓承包工程的仁兄拿去比賽，獲大獎后此君生意滔滔。

    說自己沒有學過可能不對。參閱過蘇州與日本京都的園林書籍，認為日本的較合心意。到京都幾個園林靜坐幾天，心領神會，再找一些建造園林的技術書籍參考一番就是了。自己的本領，是攝影時構圖看得快，看得準，用于之園林，石頭、草木、小丘、水池等的擺布，建造時意之所之地發揮可也。技術的要點是不同物體的動工及安置要有先后次序。根底是日式，中國品味是加進柳樹——日本的園林不用柳——是「楊柳岸，曉風殘月」的影響吧。讀者不要給我誤導：植柳是名樹中的最差投資。

    喜歡親自造園林，因為作為一門藝術，那是最容易發泄情感的玩意：創作時作者身在園中，整件作品包圍著作者。我不先作任何圖樣設計，建造時在場中指揮，晩上細想這里那里怎么辦，日間見到不滿意的這里那里修改一下。

    親近的朋友知道，在學術思想時我是個集中力很強的人，可以持久地集中多天，外人說什么往往聽不到。當太太及孩子們見到一下子我魂游四方，知道發生著什么事，也知道怎樣吵鬧我是聽而不聞的，于是不管。奇怪，集中思想時我喜歡孩子們在旁邊搞得天翻地覆。這樣的一個人，久不久要找藝術的表達來松弛一下，造園林是個好去處。

    造園林的機會在美國的西雅圖多得很，在香港的機會是零，而今天在神州大地的機會，比美國還要好。是的，中國沒有美國那種發神經的環保法例，雇用農工一律相宜，而中國農工對種植的知識，冠絕天下。今天老了，不能整天站在園地指揮。只是久不久去看一次，作些建議或改動，成果遠不及自己能長駐場地那么好。然而，有機會我還是喜歡染指一下園林的。

    這里還有一個不能漠視的話題。造園林是一項可以穩定地賺點錢的投資。困難是要找到一間有足夠空地及宜于造園林的房子。找到了，自己的勞力不論，一元投資房子可升值三至五元。還有，園林這回事，保養得宜會按年升值。這與室內裝修年年折舊有很大的差別。

    最近要在一個園林種植約四十株桂花樹。這種樹常綠，清潔，花香，而每年的增值可觀也。我選較大的，樹干直徑八至十公分。售價包運、包種、包活一年。要天晴起碼三天才移植，要懂得怎樣挖掘，要懂得怎樣用草繩把樹根連泥土扎成球形，而某些樹要懂得怎樣切枝。準備工作做好后，搬運移植桂花樹那天，六個農民，四女二男，從清早七時工作到晚上七時也植不完。當我知道該天他們每人的工資只約四十元，不是天天有工作，心酸起來，每人補給五十。異日繼續，只半天就植完了。當時我不在場，電話堅持要等我趕去看看才放農民走，其實是趕去每人再補給五十。我不要把錢給他們的老板轉交，要親自交到農民手上。

    上述的平凡現象有兩個不平凡的經濟含意。首先是這樣的園林移植，連樹帶工，美國要多少錢一株呢？答案的第一步是美國的園藝專家不懂。五年以上的樹他們不敢移植。我移植的桂花樹逾十年。中國的農民可以移植逾五十年的老樹，一律是包活的。

    讓我假設技術上美國也沒有困難，那么同樣的一株樹，包運包種包活的，在美國需要多少錢呢？我的大約估計是美元六千一株，比中國約高五十倍。這是較為夸張的例子，但數字的估計大致上對。六千美元一株，選植兩株也是過于奢侈了，做夢也不會想到四十株那邊去。

    現在的問題，是從植樹那方面看，中國的勞動力與美國的沒有多大差別，樹的欣賞價值也差不多，但從國民收入那方面衡量，我選的夸張例子是中國只有美國的五十分之一。國民收入是不算消費者盈余的——應該算，但無從算——作為欣賞者，這盈余比在美國高得多了。這些大差距的解釋，是植樹這個行業不能賣到美國去，而中國的貧苦農民實在多。我遇到的那六位植樹農民上了年紀，識字不多，而他們的植樹知識雖然了不起，沒有其它值錢的用途。享受著他們的產出是我這種人，市場說廉價，我就付廉價，除了趕到場地多給他們一點錢，我還可以做什么呢？說過了，按照經濟原則幫助農民，我們要鼓勵農民轉到工業去，然后讓市場壓力使農產品之價提升。這是唯一的最有經濟效率的法門，其它的一概不妥。

    這就帶來第二個更為重要的問題。上述的六位農民是打散工的，既沒有白紙黑字的合約，也不遵守最低工資的規限，而新勞動合同法的所有條例顯然是一律違反了。我們應該為這些農民而堅持新勞動法的執行嗎？

    我的大略估計，如果新勞動法被堅持引進，桂花樹的培養與移植的成本上升，會使市價高出一倍。有些還能繼續移植工作的勞動農民的收入會提升，但因為顧客見樹價上升了，會減少購買量，植樹的勞動需求量會相應下降。樹園的老板會因為新勞動法的執行而選聘那些生產力較高的勞工，生產力較弱的要不是失業，就是被迫轉向收入較低的、勞動法管不著的小販工作，或行乞，或盜竊。鄧小平先生昔日站起來搞經濟改革，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中不是說得擲地有聲，說得清楚，要給每一個人自力更生的機會嗎？

    如此類推，轉到工業那方面看，我不否認，新勞動合同法會促使還沒有倒閉的廠家多置較為先進的機械，也會多向較為優質的產品打主意。淘汰了接單工業，余下來還可以繼續操作的會好看一點。中國的改革是為了好看嗎？還是為了改善勞苦大眾的生計？是誰想出來的經濟謬論，支持著科技的改進由法例逼出來會有好效果的？高舉騰籠換鳥的汪洋先生最近說大家要耐心等一下，要忍一下，忍得云開見太陽。看來汪先生是忘記了中國的窮人是沒有煉過仙術的（一笑）。

    我沒有反對過幫助那些因為某些不幸而不能工作的人，但像中國那樣人口多資源少的國家，大搞福利經濟愚不可及——也沒有資格。新勞動法的執行有一個肯定的效果，那就是生產力最低的人受到損害。這是淺的經濟學。較深的經濟學說，像中國那樣的國家，只要最低下的人能有自力更生的機會，層面高一級的眾君子的生活用不著我們操心。

    回頭說我遇到的那六位上了年紀的植樹農工，他們的前途怎樣了？很不幸，就算新勞動法不存在，我看不到他們的生活會在他們有生之日大幅地提升。衣服破舊，鞋子看不出是什么，到死那天還會差不多吧。我想，他們工作得那么起勁，應該是為了他們的后代。這里那里多賺幾塊錢，寄回鄉下孫子們或可購買一件新衣。他們是希望見到子孫有成而活下去，不是希望自己會富裕起來。這些人偉大，國家是因為他們吃得苦而建設起來了。

    寫到這里，脾氣頓發，要問︰上蒼究竟授予了什么人那么大的權力，可以連最苦的人的一絲希望也不放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