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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恩師周維權先生(賴德霖)
2007年5月13日，中國有兩位我所知道的人逝世了。一位曾是演員，她的生病和離世全國各大媒體都有追蹤報道；另一位是建筑學家，景觀學家，我的恩師周維權教授，他辭世的消息我僅從先生女兒一位同事的電郵中輾轉獲悉。先生生前安詳寧靜，身后寧靜安詳。 我認識先生從拜讀先生的著作開始。大學二年級做別墅設計，我讀到先生發表在《建筑史論文集》第三輯上關于德國建筑師理查德 ? 諾伊特拉（Richard Neutra）別墅建筑的論文。這篇文章對我影響之大，使我的設計也模仿起諾氏的風格。后來我知道，先生不僅是一位優秀的建筑史家，也是一位出色的建筑師，清華大學第二教學樓就是他的代表作品。那紅磚造就的意大利式（Italianate）建筑已經成為清華園內一座公認的建筑經典，它與相鄰由美國建筑師茂飛（Henry Murphy）在1920年代設計的大禮堂和科學館諧調一致，無論在空間布局上、立面構圖上，還是在細部處理 上都顯出先生深厚的古典修養。多少年后我同先生交談時才了解到，他曾認真學習過納瑟尼爾 ? 科提斯（Nathaniel Curtis）的那部名著Architectural Composition （《建筑構圖》）。 大學建筑史課程分別由樓慶西先生、徐伯安先生、郭黛姮先生、陳志華先生和吳煥加先生擔任，所以我第一次聽周先生講課的時候已經是三年級了。當時系學生會組織同學到頤和園義務科普導游，請先生預先為大家“掃盲”。那是一個晚上，先生站在講臺上，微笑著，向大家娓娓介紹了頤和園的歷史、造園特點和與建筑名稱和使用方式相關的歷史掌故。我至今保留著當時的筆記，得以重溫先生講課那內容充實，條理清晰的風格。我也記著那天是1983年3月16日，地點在主樓914教室。我還記得，課后我向先生請教一些關于園林景物的傳聞是否可信，先生笑著說，這些傳聞或許有趣，但不是歷史。這就是我第一次向先生問學的經歷。 大學五年級報考碩士研究生，我對建筑歷史感興趣，可當年歷史教研室只有徐伯安先生招生。徐先生曾鼓勵我報名，我很感謝他的青睞，但卻因畢業設計分在設計組而不敢同已經有了實地考察和復原設計經歷的歷史組同學“競爭”。當時周先生是設計教研室的教授，所以我便投考他并有幸獲得錄取。直至這時，我才獲得了上門向先生求教的機會。 先生的家在照瀾院旁的東3樓2門302室。如同先生本人的恬淡，他的家也布置得極為簡樸。臨窗的書桌上總能看到的大疊文稿和稿紙是我印象最深的“陳設”。先生很平易，每次面見，他都是靜靜地坐在沙發上，微笑著，一邊習慣地用左手捏揉著右肘，一邊聽我匯報學習的情況，然后再作出一些指導。我最初的選題方向是皇家園林，在先生的指示下我去北京林學院選修了孟兆楨教授所開的課程“園林設計”和“《園冶》釋例”，到學校大圖書館的書庫瀏覽了宋代大型類書《冊府元龜》中與歷代園林相關的史料，也看了一些有關文學意境理論研究的書文，其中包括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我還拜讀了多篇先生撰寫的中國園林研究論文，這些論述與其他一些后來的成果最終匯聚成先生的最初兩部大型專著《頤和園》和《中國古典 園林史》。早于先生或與先生同時代的中國園林史學者還有許多，他們的研究各有特色。但我以為，先生的著作融歷史、社會、文學、景觀和建筑學于一體，在園林研究的方法論上最為綜合全面，且文獻與實例相結合，材料之豐富、時空跨度之廣大，至今未見其他著作可出其右。 1987年寒假，先生安排我與趙炳時先生的兩位研究生一道，去云南大理幫助當地政府繪制大理風景名勝區的規劃圖。當時北京剛剛經過一場***，我紛亂的心緒終于在蒼山洱海的山水間和南昭大理的歷史中獲得了平靜。與當地專業人士的接觸也使我更多地了解到先生的身世。此前我雖然也知道先生是大理人，但從當地同事那里才得知周家曾經是那里的大戶。先生的父親周恕早年留學美國里海大學（Lehigh University），回國后任云南東陸大學會計長。先生出生于農歷的1926年臘月十六日，但十分不幸，父親在他生前就因病逝世。當地同事對周先生的為人和治學也十分稱道，說先前曾邀請過一位規劃界權威前去指導，但他除介紹了一些令當地人羨慕的出國經歷和所去的國外城市，僅僅讓自己的研究生演講了一場西方的規劃理論，然后便徑往麗江參觀，留給渴望獲得現實指導的地方人士滿頭霧水；而周先生就沒有給人敬而遠之的感覺，他的指導既有針對性，又有可行性，非常實在。 此次云南之行，也使我決定改選大理地區的村落形態作為自己的論文課題。先生以他寬容的性情和在園林、風景區和鄉土建筑研究多方面的廣博學養和深厚造詣同意了我的轉向。回想論文的寫作過程，我十分慶幸能夠有先生這樣的學者作為導師，他既教給了我實地考察的方法，也教給了我論文寫作的技巧。如1987年8月，先生去皖南天柱山、齊云山和黃山考察，為他的另一部大型專著《中國名山風景區》搜集資料。我陪他前去，又參觀了黟縣和歙縣的村落和鄉土建筑。我還在1991年3月陪同他考察了武當山。我注意到先生在臨行之前已經對當地的歷史作了深入了解，他考察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獲得實地的感受、實測數據、圖像，以及了解景點與其周邊環境的關系。又如他看完我的論文初稿后便指出寫作上存在的問題，告訴我何處應該展開，何處應該表明自己的看法，何處應該做出結論性總結。多年后我在美國的學校里系統學習了學術論文寫作，發現先生當年的許多指點都符合專業寫作的原則。碩士論文完成了，我經歷了提出問題、尋找材料、分析材料、得出結論和論文寫作的完整過程，體會到一種與大學建筑設計完全不同的研究樂趣。 碩士研究生學習臨近結束，我面臨今后事業的選擇。我征求先生的意見，說自己對于學術性研究和實際工程設計都有興趣。先生緩緩地說：“人一輩子能做成一件事就不容易了。”這句話促使我以學術為自己的人生目標，并下決心繼續攻讀博士學位。我記得當時先生還給我講了一位日本留學生的故事，說他離開中國時帶走了70多箱書和資料，因為他已經認定了自己未來所從事的事業，他要及早為這個目標做準備。 2000年春天，先生到華盛頓探望女兒，去先父的母校憑吊，5月又來到芝加哥。我再次有機會陪同他參觀并匯報一些學習的心得。當時先生早已退休，身體也不如從前，但他看建筑的熱情絲毫未減。到達芝加哥后的第二天清晨，他從所住的芝大國際學生公寓外出散步，無意中看到了賴特（Frank Lloyd Wright）的名作的羅比住宅（Robie House）。我還清楚地記得他在告訴我這個巧遇時那興奮的表情。我陪他到橡樹園看賴特設計的住宅，到城里看芝加哥學派的著名建筑和城市設計，如有喜歡的景致，他就會站住轉過身對我說，“來，幫我照一張。”我們邊看邊聊，說到弗里德里克 ? 奧姆斯塔德（Frederick Olmsted）為紐約這座寸土寸金的城市創造的中央公園和他為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覽會設計的中途公園（Midway Plaisance），還說到丹尼爾 ? 博納姆（Daniel Burnham）的芝加哥大規劃給城市保留的珍貴沿湖綠地，以及他在密西根湖中設計的長堤作為一個欣賞對岸景色的觀景點與頤和園知春亭的異曲同工之妙。 先生最喜歡的地點大概還要說是位于芝加哥城北的靜雅地公墓（Graceland Cemetery）。我們在那里瞻仰了路易 ? 沙利文（Louis Sullivan）、約翰 ? 魯特（John Root）和博納姆等芝加哥學派建筑師，以及密斯 ? 凡德羅（Mies van der Rohe）這位現代主義大師的墓地，還看到了許多為芝加哥這座城市做出了貢獻的社會精英們的墓碑。那天，我們坐在一個墓地的石臺邊上聊了很久，從建筑說到景觀，又從自然景觀說到人文景觀和紀念景觀。先生說，以往我們所說的景觀設計強調的是自然景觀，但是這片墓地卻是一處人文景觀，它讓人們認識歷史，獲得對于空間和文化的認同感。先生還說，這也是一處紀念景觀，它使得我們對城市歷史的認識變得生動，因為那些創造歷史的社會精英就在我們身邊，令人高山仰止，心向往之。我也告訴先生，芝加哥大學校園里最令我感嘆的人文景觀和紀念景觀不僅僅有那間陳列著70余位與學校有關聯的諾貝爾獎得主照片的大師堂，而且還有學校行政辦公樓前的國旗旗桿。每當校內有人逝世，不論是行政官員，還是教師和普通學生，學校都會為他/她下半旗，并在旗桿視平線高度的一個方框內，陳放死者的訃告。這個旗桿告訴大家，學校內的每個人都是這個社群的一分子，每個人對學校的貢獻都受到了承認。先生靜靜地聽著我的介紹，像過去一樣，微笑著，左手習慣地捏揉著右肘，最后問道，“你帶別人來過這里嗎？”我說不曾，以前雖然也陪校友參觀過城里，但因為這里較遠，當時不開車，來不了。先生說，“這里值得一看。” 與先生的最后一次聯系是2006年春節給先生的電話拜年。事先我得知先生中風未愈，半邊身體的活動已不能自如了。我祝先生早日康復，并向先生報告了一些學業上的進展。我說自己有兩本書，即《近代哲匠錄》和《中國近代建筑史研究》很快就要出版，我已經囑咐責任編輯在書面世后代為奉上。我說，自己一直銘記著先生在我畢業時的告誡，兩本小書就是對先生教誨的一點點報答。先生很高興，說“到時一定拜讀”，還說“需要什么就告訴我，我去幫你找。”先生的語調一如往常的平易謙和，但想到先生此時羸病纏身卻仍在關心自己的學生，我已不禁熱淚盈眶。兩本書的出版都比計劃拖后了很久，先生也于同年6月23日腦溢血突發后陷入昏迷。我最終沒能在先生神志清醒時將書獻上。 “修短隨化，終期于盡。”如今先生已經離去。作為一名學者，他做了自己所應該做，留下了自己所應該留，今生今世，可無愧矣。但是，面對眼前人文景觀中的無與有和紀念景觀中的有與無，我感到了哀傷。 2007年12月19日
編輯：joj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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