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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電視臺新址的電視文化中心（縮寫TVCC）著火的時候，李照興正在上海的一家小飯館里喝酒。手機響起，朋友在電話里嚷道：“央視新樓著了，我第一個就想到你。”那個元宵夜，先后有十來撥人跑到火災現場要為李照興做“直播”。他們不約而同地認為，對于這場大火，這個喜歡在城市間漫游的香港人一定會很關注。

　　今年年初，李照興的新作《潮爆中國》在內地出版，開篇即斷言，央視新址是當下中國城市發展的縮影：潮，卻不平衡，其間還夾雜著虛榮和盲目。“它作為一個目空一切的建筑，振奮、迷惑、唯美、催眠，它揭示了資本與權力的緊扣和城市開發的野心，它試圖在北京建立一個新秩序”。在李照興筆下，這座超一流的建筑，帶有幾分虛幻的意味，因為“坐巴士從老北京的胡同轉到那兒，城市景觀就像從清朝駛向了外太空”。

　　有一次，李照興從香港背了幾本繁體版新書入境。在深圳羅湖口岸，邊檢人員半開玩笑地問：“《潮爆中國》？是要爆破中國嗎？”

　　書的作者連忙解釋，粵語中的“潮”，跟“潮人”、“潮流”一樣，有“時髦”的意思。“潮爆”就是很潮、非常潮、潮到極致。只是，他并沒有告訴對方，粵語中的“爆”，還有“爆煲”的意思，指“內里積藏得太多，或熱得太勁，終會爆破”。

　　在這本歷時5年寫就的中國城市文化筆記里，李照興首選“央視新址”作為“潮爆”的典型。沒想到，一場耗資100多萬元、卻造成數億元損失的央視內部焰火晚會，為他的判斷做了注腳。

　　“任何東西潮到極限就會爆，就像第一次吹波（氣球），吹到最后肯定會爆。”李照興篤定地說：“怎么讓那個波又大又不爆呢？這個沒人知道，除非你爆過一次，否則你永遠不會知道可以吹多大。”在這個樂觀主義者看來，“爆一次也好，就知道極限在哪兒了”。這對當下急速飛奔的中國城市化腳步來說，未嘗不是件好事。

　　沖著天空去的，沒有向著大地

　　作為旁觀者，李照興認為近年來中國飽受爭議的話題之一是城市的大規模拆遷，而央視新址是其中的一個縮影。

　　與眾多北京人對這座新潮建筑不屑一顧不同，客居北京的李照興一直很好奇地盯著它一點一點地長大。他至今仍記得，2004年夏天，央視新址還只是一塊空空的工地。其時爭議聲不斷，工程停了下來。工地上連圍板都未遮嚴實，里面“像一個被淘空的礦洞”。

　　后來，北京搞了一個以央視新址為主題的展覽，隨后展覽搬到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使其一躍成為當代建筑的杰出代表。李照興也在這次展覽中讀出了這座大樓試圖統領整個北京CBD（中央商務區）的野心。

　　李照興本人非常贊賞這座極具創意的建筑，因此他很不理解，這個在國際上備受好評的設計，為什么在中國竟被人們稱為“大褲衩”。

　　元宵夜TVCC的這場大火，更讓他感到詫異。朋友們告訴他，現場圍觀的市民中，大多數的人像在看戲，沒有痛惜的神情，仿佛發生的不是災難。這一點和李照興在網絡上看到的反應相似，網友們在即時更新的新聞或視頻之外，夾雜著評論、諷刺和批判，甚至很快就開始PS創作，以至于李照興還沒回到北京，就收到了香港朋友轉來的“TVCC熊熊燃燒的背景下，咸蛋超人與怪獸對打的科幻場景”。

　　所有這些都促使李照興擺脫單純的建筑美學角度，重新對這座建筑進行考量。他覺得問題可能出在兩方面：一是新蓋的東西跟原來的社區不匹配，又對原居民造成了影響。二是它的奢華和夸張，讓老百姓覺得耗資巨大不是出于必要，而是像那場耗資100萬元的焰火一樣，只是為了炫耀。

　　2005年夏天，李照興搬到臨近央視新址的光華路。當時周邊的建筑還沒拆光，工地旁殘存著小街小巷。有時，李照興會騎車過去，在胡同里的小店吃碗面條。在他的印象里，北京的店主通常都很隨便，在里面吃飯、喝酒都無所顧忌，有時店主還會端個酒杯來與客人神聊。

　　然而此刻李照興看到的卻是“不知道明天的日子怎么過”的那種迷茫，同時夾雜著煩躁和無奈，“好像很匆忙，巴不得你走，好趕快收工”。當問到具體的問題，比如“要搬走了？”店主人最典型的表情就是攤開雙手，做無可奈何狀。

　　熟悉了之后，李照興開始體會到當地居民的心境。“昨天的街道、昨天的建筑、昨天的鄰居都沒了，就剩下個‘拆’字寫在墻上”。這是央視新址工程指揮部留給那片地區最多的一個字，“手寫的黑色大字在圈中揮舞”，只留下威懾力和不安全感。

　　在一個推介新書的沙龍上，李照興與讀者們分享了這段經歷。在他看來，這座巨資締造的傳媒帝國之所以不受民眾歡迎，是因為它從一開始，就“沖著天空去的，沒有向著大地”。

　　這樣一群人和這樣一座建筑，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李照興的故事，讓在座的一位叫姜妍的女士想起了新華社記者王軍的那本《采訪本上的城市》。那本書的封面讓她印象頗深，上面印的就是“央視新大樓與生活在它腳下的居民”，以表現“建筑給城市人帶來的壓迫感”。而姜妍本人，也是那些居民中的一分子。

　　2008年年初，姜妍在京廣橋旁的新街大院租了間房。每天一走出樓門，抬眼看到的就是那座高高聳立的央視新址。有一天，她開始想：“我們這樣一群人和這樣一座建筑，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在一篇文章中，她寫道：“我每天生活的古老大院，就在被稱為‘大褲衩’的建筑之下，這是一個我第一眼看到就喜歡上了的院子，像極了小時候住的軍隊大院。院門口配鑰匙老爺爺周圍總會聚集一群下象棋的居民，他身旁的老式收音機里有時播著戲曲，有時播著評書。沒人配鑰匙的時候，他會抽空做上幾個關蟋蟀的小籠子。往外走兩步，沿街就是個小型菜市場，再然后是呼家樓電影院，一路走到底的話，還能碰上至少3家小賣部。小賣部的門臉很小，都是附近居民自己開的，即使是午夜回家，他們也會開著，店主親切地打聲招呼，我就買上兩袋牛奶回家……”

　　此時的姜妍并不清楚，就在她搬進新街大院之前半年，央視新址工程指揮部以強制拆遷的方式，“請”走了新街大院11號樓的最后17戶居民。據當時的香港《文匯報》報道，這是央視拆遷指揮部自2005年以來實施的第6次強拆。在此之前，央視工地東西兩側已有近21戶居民分5次被強行遷走。

　　當然，等姜妍來到這里的時候，拆下的磚瓦早已清空，仿佛一切都沒有發生過。只是拆遷的傳聞仍然籠罩著這個社區。姜妍還記得，剛入住的時候，時不時有居民掛出國旗，以示抗議。

　　元宵節當晚，姜妍剛出差回到北京，對窗外的那場大火并沒有過多的關注，很早便洗洗睡了。她的“無動于衷”，算是附近居民中最“中立而溫和”的態度了。

　　在這個從小生長在北京的女士看來，這座城市的馬路越來越寬，建筑越來越豪華，隨之而來的，卻是人們和城市的距離日益疏遠。她帶著幾分悵惘地說：“記得小時候，亞運村還是一片稻田，夏天哥哥會帶著我們去逮螞蚱，我還清楚地記得那時候的后海一條條古老的胡同，我們常常穿梭在里面去小學同學家里做客，我還記得姥姥會帶著我和弟弟去院子里挖野菜，以及那些趴在地上拍洋畫的男孩們……”

　　姜妍很想知道，今天的孩子以及今天的大人們，是否還會跟這座城市有著這樣的親密接觸。她覺得，快速行進的城市，有時候也需要一些人情味兒。那種感覺，可能就像午夜走進小區里，可以順路就買到一包煙、一袋牛奶一樣。

　　只是，這一切的安全感、歸屬感或是幸福感，都與那座驚世駭俗的龐然大物，毫無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