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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景園林》：您認為風景園林師能為新城發展和舊城復興做點什么呢？

　　瑪莎·舒瓦茨：以前的歐洲，所有的造園師都為貴族服務，因為貴族們有足夠的錢和資源用在設計他們大片土地和花園之上。然而，當大革命把歐洲的皇室和貴族推翻的時候，像安德魯·勒諾特（Andre Le Notre）這樣的造園師也隨之消失了。直到19世紀中葉，美國的奧姆斯特德出現，并把自己稱為Landscape Architect時，風景園林行業才以一種現代的新形象重新出現。他很好地創造了許多到目前為止還很適用的美國城市，這些城市成為今后城市建造的范例。在如何賦予園林社會功能方面，奧姆斯特德被認為是第一個現代派的風景園林師。奧姆斯特德用一種十分現代的方法來使用園林：在過分擁擠的城市之中創造園林，從而為人們提供干凈的空氣和充足的陽光并且改善社會條件。他最富有天才的創舉是創造出了一個建造在糟糕濕地上的城市公園——紐約中央公園。如今紐約的中央公園也許是世界上最昂貴的一塊公園地產。很多的調查顯示，建造在開放公共空間和擁有行道樹的街道周圍的房地產要比那些缺少這些環境條件的房地產價格更高。

　　目前美國在建造新城的時候仍然沿用奧姆斯特德的城市為原型，運用公共空間作為健康城市的催化劑。我們需要記住很重要的一點：早在19世紀中葉奧姆斯特德已經運用園林作為提升人們健康的工具和改善社會環境生態環境、創造宜居城市密度的催化劑。

　　中國目前正處在飛速發展階段，正在需要建造許多新城，這個例子對于中國來說非常之重要。因為這個例子是在新城中改善公共健康條件的關鍵。如果不能很好地處理城市密度和公共空間的平衡關系，那么這個城市勢必不能很好地運轉和發揮其最高的效率。人們必須明白開放公共空間和城市密度是共同存在的關系，不能一味地提高城市密度。開放公共空間不能只是城市的裝飾品，必須形成一個完整的系統，不同類型的開放公共空間為社會穩定、衛生健康、生態環境和休閑娛樂做出貢獻。開放公共空間是一個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經濟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互相了解的地方，是一個社會和文化的大熔爐，是一個新文化產生的地方。目前中國正處在這個關鍵點上。

　　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工業國家，它已經創造了足夠多的財富去造就世界上最大的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將會去尋找高品質的生活質量，尋找一個能為下一代提供機會的健康生活。我知道中國政府正在建造許多十分龐大的嶄新城市。但是如果政府不了解什么造就了一個健康的城市和沒有正確認識到風景園林師在參與新城市建造和規劃的重要性，那么中國將會錯過一個十分重要的機遇：創造人們樂于居住的世世代代可持續發展的城市。為了監督和規劃出一個健全的城市園林系統，風景園林師必須參與到新城規劃之中。一個完善規劃的開放公共空間系統對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有著重大的貢獻。如果一個城市是毫無吸引力且不健康的，那么它終將被人們遺棄。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使密集的城市宜居。因為人類最有效率的居住地方是在城市里，所以如果我們創造了更好的城市就意味著我們能在地球上以一種更加可持續發展的方式生活。

　　在美國，我們面對著一個不同的情況：我們開發了許多低密度的郊區住宅區并且放棄了許多的城市。在現今自然資源不斷減少的情況下，我們必須重新建造我們的城市。美國人缺少城市文化。這意味著我們和在城市里居住了很多世紀的歐洲人不一樣。在歐洲，城市是古代人們聚集在一起交流，生活和商品買賣的地方，現今的歐洲城市基本上是在中世紀的古城池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為與歐洲和中國相比，美國是一個新興的移民國家，最大的發展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發展的模式依賴于道路系統和汽車產業。我們建造了有利于貨物運輸和城市擴張的道路軸網。但是為了支持汽車產業和促進石油的消費，政府在公共交通方面的投資太少，以至于到目前為止美國還沒有一列高速列車。終于我們清醒過來了。我們正在逐漸明白我們使用了過多的自然資源和土地資源去建造低密度的擴張的城市和社區。現在美國必須向擁有建造城市傳統和可持續觀念的歐洲看齊。為了重建我們的美國城市，我們必須向其他人學習。

　　在英國倫敦工作的五年時間里，瑪莎不斷地造訪歐洲各國，潛心研究歐洲當代風景園林的潮流。每年瑪莎都會像老師一樣帶著辦公室的全體員工去歐洲旅游實習，觀摩和講解古今歐洲名家設計的作品。因為很多美國移民來自歐洲并且把他們的文化帶到了美國，所以瑪莎把歐洲形容為美國文化的根。但是在18世紀之后風景園林行業經歷了一個很長的沉睡過程，直到19世紀中葉通過奧姆斯特德的作品和其個人努力還有艾里奧特(Charles William Elliot)在1905年成立了哈佛大學風景園林專業，風景園林行業才得以重生。接著，20世紀50－60年代的現代主義時期給現今的風景園林行業奠定了基調。20世紀80年代，人們對風景園林又有了新的認識。風景園林設計成為了人們展示各種新鮮主意的競技場，擴展了行業的涉及范圍。歐洲風景園林學校的成立晚于美國， 但是瑪莎認為歐洲深厚文化底蘊對設計的支持能使歐洲園林行業進步飛快，甚至超越美國。因為美國正被自己不支持園林當代表述形式的文化所拖累。在可持續發展方面，美國比歐洲落后了20年。

　　《風景園林》：很多人認為美國的風景園林業是世界首屈一指的，人們趨之若鶩地向美國學習。您是這樣認為嗎？

　　瑪莎·舒瓦茨：我想美國人發明了每一樣新東西的觀念已經是一個老舊主張了。我想在可持續發展方面，美國已經沉睡多時：整個國家拒絕承認全球變暖，我們大肆浪費的習慣已經造成很大的環境影響。在過去的8年期間，美國變成了一個不愿與世界合作、一意孤行和保守的國家。與此同時歐洲在一個非常短的時間之內從二戰的廢墟中站了起來。他們重新建設自己的基礎設施，通過在許多領域里的合作改革了自己的政治體系。在許多方面，西歐遠遠現代化于美國。通過投資基礎建設和教育，整個世界也在不斷前進，然而美國卻沒有。我們正在為沉醉于自己的虛構神話付出昂貴的代價。我想布什的執政對于每個人來說都是不幸的。但是現在我們必須振作起來，重新給自己投資和重建。然而幸運的是，美國是一個年輕的國家，我們不喜歡冗繁的官僚系統，我們準備好了再次和世界合作向世界學習，準備好了去縮小我們與世界的巨大差距。

　　《風景園林》：風景園林師如何在可持續發展中發揮作用？

　　瑪莎·舒瓦茨：在可持續發展方面，風景園林師不應給人們留下只會做綠色屋頂的印象。當我去很多地方參加可持續發展會議的時候，我發現我是唯一參加會議的風景園林師，而且會議的議題多數是關于建筑的可持續發展，一個很重要原因就是，80％的資源和能源都被建筑的建造和維護消耗了。對于風景園林師來說，創造一個密度適宜的宜居空間才是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價值。只有當人們住在密度適宜的城市之中時，資源才能被有效地集中利用，公共交通才能發揮作用，資金才會涌入，人才才會聚集，因為人們總是會選擇定居在宜居的城市。

　　經過五年在英國的發展，瑪莎的努力得到了英國社會普遍的認同。2004年瑪莎被英國皇家建筑師協會（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授予榮譽會員稱號，2007年瑪莎被英國北愛爾蘭阿爾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Ulster）授予榮譽博士學位。2008年前任倫敦市長肯&＃8226;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任命瑪莎為“為倫敦設計”顧問團委員，與其他設計大師一起負責為倫敦的風景園林、建筑、城市規劃提供專業建議。

　　《風景園林》：聽說您對倫敦前任市長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的100公共空間計劃（100 Public Space Program)很贊賞，能給我們介紹一下嗎？

　　瑪莎&＃8226;舒瓦茨：前任倫敦市長肯·利文斯通很重視風景園林的建設，他提出的100公共空間計劃就是要在2012年倫敦奧運會之前，在倫敦創造或者升級出100個高品質的公共空間。美麗來自各種不同的形狀和顏色，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有著不同的審美標準。最終人們總是選擇美麗的具有吸引力的城市來居住和工作。倫敦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肯·利文斯通深刻地意識到要把倫敦建成世界第一流的城市，他需要創造出一個美麗的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去吸引倫敦知識形經濟的原動力——人才。只有世界的人才都被吸引來倫敦，倫敦才擁有超越世界上其他城市的能力。利文斯通明白當人們來到城市中，他們感受到的是公共領域。公共領域——把市民和城市連接起來的風景園林，這個定義是我在美國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前市長最感興趣的事是保證人們在城市里共享的風景園林在使用性、連接性、公共交通和美觀上得到很好的設計，很好地考慮步行環境，考慮公園的使用性和如何使用自行車。但是遺憾的是，在世界許多快速發展的地區，例如中東地區，人們只重視建筑。這樣的觀念已經被證明是十分錯誤的。

　　如果想看看當基礎設施和城市功能被視為建筑的附屬品時所發生的一切，迪拜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那里從來沒有針對街道景觀的投資，從來不考慮行人走在街上的感受。迪拜在一開始就沒有得到正確的規劃，直接進入了建造階段。建筑雜亂地被堆砌在地面上，缺少連接的組織。事實上現在他們必須回到原點重新建造一遍，因為高密度使得城市不能很好地運轉。人們也不會選擇居住在那里，因為那里很丑陋。迪拜是一個很好的反面例子，它展示了人類過分浪費資源和缺少運轉功能的地面系統。我曾經在迪拜有一個項目，為了方便，我們的賓館只與辦公室一路之隔。然而我卻不能簡單的穿越馬路，而必須打一輛出租車，繞到高速路上掉頭轉了4英里才到達馬路的對面。因為這里缺少規劃，所以這條大路根本無法逾越。這是一條10車道的超級大道，它是城市的主要街道但是也像一條大峽谷一樣分隔了城市。我想這些因素是人們在開始設計和建造建筑之前就必須考慮到的，然而迪拜的建設恰恰失去了這個關鍵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