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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必須與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相協調，做到“兩全其美、相得益彰”

——兼談遺產保護的中國特色

　　一、二十年前的一次重要會議

　　20 年前，正值煙花三月的時候，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經濟學院的領導和專家學者，二十四個首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領導與專家，齊集歷史文化名城揚州，以歷史文化名城的經濟社會發展為專題，進行了廣泛的交流與研討。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對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與建設將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許多專家學者和領導都作了非常重要的發言。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馬洪以《讓歷史文明與現代文明交相輝映》為題，全面闡述了保護建設歷史文化名城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發展戰略、規劃、產業結構調整、體制與政策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等問題。副主任張磐以《更好地發揮歷史文化名城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作用》為題、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副部長儲傳享以《歷史文化名城的發展戰略必須與其保護目標相統一》為題、肖桐以《要以時代的觀念保護和發展歷史文化名城》為題，對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與發展要和經濟社會的發展相結合的問題發表了重要意見，他們不僅是領導，也是有經驗的專家，所發表的意見我認為都是很有價值的。北京大學教授侯仁之專門以北京為例提交了《深入揭示北京歷史文化名城的性質和特點是進行經濟社會發展的先決條件》的論文，提出了明確城市性質在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研究上的重要意義，闡明城市的特點直接關系到地方特殊風貌的形成和發展及舊城改造，必須站在創造社會主義新文化的高度來對待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問題，對于固有的獨特風貌既要有繼承又要有創新的觀點。全國政協經濟建設組副組長、城市規劃文物保護專家鄭孝燮先生以《歷史文化名城的經濟發展與文化風貌分區的探討》為題，論述了經濟是基礎，但是，要防止建設性破壞。厲行五忌、加強保護文物古跡、風景名勝是保護歷史文化名城的核心，以及曾加城市綠地、解決城市的環境污染等問題的重要意義。清華大學教授朱自煊在對《歷史文化名城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幾點看法》一文中以國外的經驗為例闡述了要努力探索名城保護與經濟發展的結合點的意見。北京城市規劃部門領導專家、首都規劃委員會周永源和劉岐以《北京的古城風貌與城市現代化》和《名城北京面臨的矛盾與對策》為題，具體的回顧了古都北京的歷史、現狀和對策，提出“既要維護古都風貌，還要使城市社會主義現代化、新的建筑既要繼承民族傳統又要力求有所創新”，這些設想和對策都是從實踐工作中得出的，很有參考價值。北京經濟學院和桂林市經濟研究中心的經濟學家羅元錚、黃吉錫就桂林市的建設發展及歷史文化風景名城的戰略地位和歷史作用，提出“制定發展戰略要有世界進步與社會發展的眼光，”成都市人民政府經濟研究中心負責人唐志宏、李守凡以成都為例論述了歷史文化名城在經濟發展中的普遍規律與特殊規律，提出了歷史文化名城經濟發展的三種模式。

　　會議進行了5 天，來自首批24 個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154位代表，百家爭鳴各抒已見，一致認為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與建設不能脫離經濟社會的發展，如果結合得好可使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得益彰、兩全其美，反之則會相互對立，兩敗俱傷。

　　這次會上還有許多專家和代表很好的發言和意見。文化部文物局的代表郭旃同志（文物處副處長）在會上也做了《關于歷史文化名城發展戰略研究工作的幾點意見》，著重提出了：“要牢固確立文物必保和保護文物古跡同發展經濟相統一的觀點。。把完善地保護優秀的文化遺產，實現城市生產、生活的現代化和繁榮社會主義經濟，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發展的目標。”確立了這個觀點，歷史文化名城就會在良性循環中健康地發展。那么，怎樣把文物保護和發展經濟統一起來呢？郭旃同志說：

　　“首先，要把文物古跡保護納入城市發展總體規劃，在摸清各項資源和基本條件的基礎上，制訂出全面、科學的總體規劃來，合理地管理、開發和利用各項文物資源。對任何一個事物，如果沒有宏觀的認識，不能全面地分析與這一事物有關的縱、橫各個方面，就不能有高水平的指導，也就不利于有效地把握這一事物的進程。目前把文物古跡保護作為名城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內容來討論，并從規劃的角度，針對歷史文化名城的特點，論證保護文物古跡的重要性和合理有效的保護方法，提出實施的設想，這一切無疑都是很好的。這將可以逐步消除名城保護工作中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就事論事、四處救火的被動現象。可以相信，有了文物必保的意識，把文物保護事業合理地納入名城的總體規劃，就不難走出一條協調發展的道路。

　　“第二，各部門要更自覺地把文物事業作為全民族的共同大事來抓。過去文物保護事業往往只限于文物部門抓，甚至于只限于對文物有興趣的一些老先生來過問，別人很少關心。而目前，文物事業受到廣泛的重視，特別是受到從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從事經濟發展、城市規劃和設計以及環境保護的領導、專業人員的重視。這些人已經成了文物保護事業的堅強支柱。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必將產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影響和作用。”

　　“有的同志把上述活動稱之為文物保護事業的第三個里程碑。我想這主要指的是文物保護事業從點擴展到面，從個體文物擴展到全城內的文物，從一個部門、少數人熱心文物事業發展到各個部門、全民族都熱心。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歷史文化名城的發展邁出的堅實的一大步。這不但進一步明確了方向與途徑，也增強了文物保護和經濟工作者的信心，促進了保護文物與發展經濟的完美統一。”

　　“第三，要正確看待文物事業的經濟效益問題。從表面看，保護文物似乎是只花錢不賺錢的事。但是，我們說，人們的生活并不僅僅是吃、穿、住、用。精神文化生活和道德情操也是必不可少的。對于勤奮工作的廣大人民群眾來說，各具特色的文物名勝，無疑是他們認識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借鑒經驗、繼承傳統、振奮信心、陶冶情操和欣賞享受的絕好實物與環境。對于不同國度的來賓，也是增進了解、互通友誼和認識全人類共同歷史的無可替代的特殊媒介。文物事業在精神文明建設中的作用是十分顯著的。從另一方面講，保護文物也絕不是只花錢而毫無經濟效益。看問題不能只看到其表面和一點，還應看到其內在的聯系和整體。1985年，國家結算旅游外匯收入幾個億。這些錢幾乎沒有一文是文物單位上繳的，大都是民航、飯店、旅行社等部門的利潤。但是，眾所周知，絕大多數國外游客是慕名來看中國的文物古跡和風景名勝的，而不是為了別的。試想，如果我們的文物名勝被破壞得一塌糊涂，或因為舍不得花錢而任其損壞，那么，到中國來的游人是會越來越多還是越來越少？答案應當是明顯的。從整體來看，從全局分析，文物事業不只是保護了文物，而且保護了旅游事業的主要資源，促進了旅游事業的開展，帶動了交通、飲食、賓館、輕工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并大大增加了這些行業的就業人數和利潤。這怎么能說文物事業是個賠錢的事業呢？”

　　“更何況，文物的復制、文物出國展覽以及其他一些安全使用文物的工作，每年還直接帶來許多經濟收入。所以，一些文物事業成績較顯著的省市，經濟上都獲益匪淺。現在文物部門不講”以文物養文物“，是因為文物的首要功能還在于精神文明建設中的作用；同時考慮到全局分工的不同、職能的不同。文物部門的主要職責是保護和管理好文物古跡，文物工作者要有為此獻身的精神。不能讓為數不多的文物工作者把主要精力放在經商賺錢上；更不能殺雞取卵，只利用文物賺錢，不花力量去保護文物。綜上所述，文物事業對于全社會兩個文明建設的積極作用是不可忽視的。”

　　在郭旃同志的發言中還提出了“如何在歷史文化的發展中保護文物古跡”、“保護和發展名城需要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積極而又長期的支持。”的意見，現在看來仍然是很重要的。

　　這次會議之后，由于種種原因，如機構調整，人事變動等等，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未能繼續關心、指導、支持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發展工作，特別是未能把經濟社會的發展與歷史名城的保護與建設統一協調起來，是一件很大的憾事。比如大的經濟項目的安排、房地產的開發、甚至工農業、三產的規劃布局等等都掌握在經濟社會發展部門的手里，如果他們關心歷史名城的保護，予以合理的安排，比我們城建和文化文物部門花費天大的氣力也難辦到的事就可以很好地解決了。如果形成了對立，事情就難解決了。20 多年來，我們常說：“累戰累敗”的事情太多了。甚至于驚動了最高領導，也無法解決，甚至造成文物的極大損失，如虎門炮臺等。

　　二、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保護文物古跡與經濟社會密切結合，統一協調的例子也有不少。特別是在上世紀50 年代60 年代初期，堪稱典范。如1953 年為了適應國家大規模經濟發展基本建設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專門頒發了關于在基本建設工程中保護歷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并相繼制定了“重點保護、重點發掘”和“既有利于基本建設，又有利于文物保護”的兩重兩利方針。為了配合在全國農業生產的高潮中保護文物的需要，1966 年國務院又發布了《國務院關于在農業生產建設中保護文物的通知》，通知中再次強調了：“各級人民委員會必須在既不影響生產建設，又使文物得到保護”的兩利方針。

　　從現在的情況看來，“兩重兩利”方針中的兩重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它是文物保護的規律。以大小古橋而論，不下數百萬上千萬座，只是選擇其中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保存數千或更多一些而已。重點發掘也同樣適合今天以至將來很長一段時間的需要，以帝王陵而言，數量很多，絕不能把所有的帝王陵都發掘出來。

　　現談談我個人對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與建設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認識和意見：

　　關于兩重兩利方針的認識，我曾經在一篇《有中國特色的文物建筑保護理論與實踐科學》的文章中回顧了建國以來的經過和實例，認為：

　　“保證重點，分等分級、分別不同情況，采取不同措施是文物建筑保護管理的重要經驗。世界上的事物總是千差萬別的，完全一樣的很少，或是根本找不到，這是客觀的存在。對待不一樣的事物，處理的方法也不同。根據這一客觀的存在，40 多年來，我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尤其是在解決文物建筑保護與各種情況下所產生的矛盾時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建國初期，針對文物被帝國主義分子勾結奸商大量盜運出口，古建筑被任意拆毀破壞的情況，曾提出了”堅決保護、嚴禁破壞“的方針，這是非常正確的。其后不久，隨著經濟建設高潮的到來，工農業生產、基本建設工程的開展，又提出了”兩重兩利“的方針，以正確處理生產建設與文物建筑保護的矛盾。”兩重兩利“方針的全稱是”重點保護、重點發掘，既對生產建設有利又對文物保護有利“24 字方針。

　　要真正貫徹”兩重兩利“方針，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要客觀的權衡文物保護和新建設兩者之間的輕重，合理的解決。有下列幾種不同的解決辦法：

　　（一）當某一古建筑和文物古跡十分重要而又不能搬動，如果與新的建設發生矛盾時，這一新的建設就要為保護這一重要文物古跡讓路。新建工作就要另選地址，或是繞道而行。

　　（二）當某一新的建設工作十分重要而又必須在這一古建筑或文物古跡的位置上進行時，這一文物古跡就要為新建工程讓路。如果這一文物古跡的價值不是很大，即在做詳細的測繪、記錄之后，予以拆除，把記錄資料留作研究參考。如果這一文物古跡價值重大，即把它遷移他處重建保護。

　　（三）如果古建筑和文物古跡的價值重大，又不能搬遷他處，新建工程也必須在古建筑所在位置進行時，就要采取工程技術上的措施把文物古跡在原地保護起來。

　　以上3 種不同的解決辦法，在40 年的實踐中對保護文物古跡，解決文物古跡保護與基本建設的矛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敬愛的周總理親自處理的幾件文物保護與新建工程的矛盾，為我們作出了光輝的榜樣。例如北京北海前面的團城，正位于北京內城中心東西交通的干道上，起初一些同志單純從交通的觀點出發，要把團城拆除或砍去一半。周總理親自作了實地勘查研究，考慮到團城的重要價值，在權衡輕重之后決定要保護團城，讓馬路往南繞道而行。為了解決馬路寬度，還把中南海國務院北面的圍墻向南移，使路面的寬度滿足了需要。又如北京建國門的古天文臺，是一個不能遷移的重要古建筑，也是經周總理決定讓新建地鐵工程繞道行走，并增加了保護古臺基礎的措施，使這一重要的古代科技建筑物得以保存下來。又如北京街道上的牌樓，是按照第二種情況處理的。周總理經過深入的調查和細致的思考工作，決定將那些價值的確不大，已經近代改成了混凝土結構的西四牌樓和其他一些價值不大的牌樓，在取得充分的資料之后，予以拆除。而對一些價值較大的，如東、西長安街牌樓，帝王廟牌樓等，遷移到陶然亭公園內去保存。中南海的云繪樓也是以同樣的方式，遷到陶然亭保存。在北京以外遷移保存的古建筑也很多。如山西永濟縣原來保存的有大量精美壁畫的元代建筑群永樂宮，就是從黃河三門峽水庫淹沒區中搬遷到附近的芮城縣境內高地上保存的。另一種情況是，古建筑文物本身的價值重大，無法搬遷，而建設工程也非常重要，也無法另選地址或繞道而行。這就只好按照第三種辦法，采取工程技術的措施來解決，如像甘肅永靖的劉家峽水庫淹沒區內的炳靈寺石窟就是這樣。石窟無法搬遷，水庫是國家重點項目，又必須要建，彼此都不能相讓，當時正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破四舊“的階段，一部分人受林彪、”四人幫“極左思潮的干擾，要把這處藝術寶庫毀掉。也是周總理親自批準，在水庫岸邊修建了防水堤壩，保存了炳靈寺。這樣，水庫建筑工作照樣進行，文物也得到了保護。近年在長江三峽工程中還建了白鶴梁水下博物館就更加發展了。

　　以上回顧了建國40多年來黨和人民政府對文物保護所發布的法令、通知、指示、條例等等，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政治經濟情況和不同的建設階段所采取的各種保護法，其目的就是要把文物保護好。40多年來，我們取得了不小的成績，取得了不少的經驗，這些歷史的經驗對于今后古建筑文物保護都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堅決保護、嚴禁破壞”和“重點保護、重點發掘，既對生產建設有利、又對文物保護有利”的兩個方針，是相輔相成、密切聯系、不可分割的。“兩重兩利”方針的前提在于“堅決保護、嚴禁破壞”，否則就不必談兩利了。但是如果沒有兩利，沒有重點，堅決保護也難以進行，甚至行不通，反而造成更大的破壞。這兩個方針正是多年實踐工作經驗的總結，對今后的文物保護工作，不僅有實際的意義，而且有理論上的指導意義。

　　三、文物、古建筑、古城鎮保護史上的三個里程碑

　　我曾經把1986 年由經濟社會界發起，城鄉建設、環保、文化、文物、科研單位、大專院校等部門的領導與專家們參加的揚州共商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建設與經濟社會發展研討會稱之為文物、古建筑、古城鎮保護史上的第三個里程碑，我當時寫道：

　　爛的文化，有五千年綿延不斷的既有文字記載又有實物可考的歷史，這是世界其他許多古國所難以比擬的。尤其是地上地下保存文物之豐富，更為世所少有。這是我們偉大祖國的光榮，中華民族的驕傲，也是我們發展國際交往，發展旅游事業的優勢。幾千年、幾萬年、甚至幾十萬年歷史的精華，文明的結晶大都凝聚在各種類型的文物史跡之上，小致金石陶瓷、印章微刻，大至寺觀壇廟、衙署宮殿，以至整個的古老村鎮城市，無不是中華古老文明的體現。其中城市更是人類文明集中的焦點，因而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應是文物保護工作的重要環節。但是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是逐步在我們的文物保護工作中明確和深化的。

　　回顧一下我國文物、古建筑、古城鎮保護的歷程，大約可分為三個階段，也可以說是三個里程碑。

　　第一個階段，是在本世紀的二三十年代，也就是首次把古建筑列入了文物保護的范疇。中國的文物保護有著上千年的悠久歷史，從前把文物稱之為古董、骨董，指的是金石、陶瓷、書畫、簡牘、印章、雕塑、玉器、琴書等等，作為統治者和士大夫、文人墨客欣賞把玩之物。而古建筑則為工匠之作，不能進入文物的行列。因此也就不去加以保護了。古城古鎮當然也是與古建筑同樣的命運。我們翻閱歷史，除了個別的王朝，封建帝王在改朝換代的時候，把前朝的皇宮作為物質利用之外（如清朝），大多數的朝代都是把前朝的宮殿付之一炬，或是有意加以拆毀的（元故宮）。而對壇廟、寺觀等的保護，其目的是保神、保佛、保教，而不是保護古建筑，與我們今天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保護古建筑的目的，其性質是完全不同的。我們保護帝王宮殿，保護壇廟、寺觀等，保的是歷史的見證，勞動人民的創造，決不是封建制度和神、佛迷信。在歷史上有許多古代著名的寺觀、壇廟建筑，往往被一些善男信女和僧道們在重修殿宇、再塑金身的名義下被改變得面目全非或推倒重來，使古建筑、塑像、壁畫等的歷史與藝術價值被破壞和損失，這已經成為歷史的過去，無法挽回了。

　　十九世紀的末期和本世紀的初期，隨著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侵入，一些外國資產階級學者來到中國，抱著各種各樣的目的，對我國的古建筑進行了調查、研究、測繪、照像，出版書刊，舉辦展覽，似乎他們是中國古老建筑文化的救世主。然而就在這個時候，我國的一些開明人士、進步學者們挺身而起，認為中國的古建筑和其他文化遺產一樣，同樣是“國粹”，應該由中國人自己來進行調查研究，整理出版，發揚光大。于是由朱啟鈐等人發起成立了中國營造學社，并相繼由梁思成、林徽因、劉敦楨先生等主持，用科學方法對中國的古建筑進行“法式”（也就是形式和結構）和文獻方面的實地調查測繪和考證。經過長期的努力，才揭示出中國古建筑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出版了《中國營造學社匯刊》、《清式營造則例》等等專門書刊，廣泛進行宣傳，喚起了社會各界對古建筑的重視。更為重要的貢獻是提出了對古建筑的保護要保持其歷史原貌，對古建筑的維修要保存歷史、恢復原狀的觀點。把過去那種善男信女、僧侶道士們修廟裝像的目的徹底改變，使之轉為以科學方法保護文物的目的。這在古建筑保護的歷史上可以說有開創、奠基之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古建筑被列為文物保護中重要的一個大類別，在歷次公布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古建筑所占的比例最大，維修工作量也特別大。追溯其歷史，乃是古建筑躋身于文物之林的開始。

　　第二個階段，保護古建筑的重要發展即是首批歷史文化名城的確定與公布。從建筑學的廣義范疇來說，城市、村鎮本來也是屬于這一范疇的。我國古代兩千多年前的一部技術專書《考工記》上所說的“匠人營國”，指的就是規劃作為王者的城市。在1946年清華大學建筑系創辦之初叫做“營建系”，就是把城市村鎮包括在內的。“營”字就是為了突出城鎮規劃和大范圍的規劃設計。建國前中共中央派人請梁思成先生等編制發到解放軍中的《全國重要文物建筑簡目》，要求在解放全國各地時，注意保護文物建筑。在這些項目中，就把當時的北平作為一個完整古城來保護。但是由于種種原因，把古城、古鎮作為文物來全面加以保護，未能受到重視，以致引起了對大量古城風貌和文物古跡的破壞。絕大多數的城墻、城樓和街市公共建筑，如市樓、鐘鼓樓、牌樓等等被拆除。更為嚴重的是在極左路線的長期影響下，城市規劃被廢棄，文物古建筑遭到嚴重破壞，這種情況在十年“文革”的浩劫中達到了頂點。

　　粉碎了“四人幫”以后，文物保護和城市規劃重新走上了正軌。本國的傳統和外國的經驗受到了重視。我深深感到，要把文物古建筑保護好，必須要有文物保護與城市建設兩方面的密切配合，才能兩全其美，相得益彰，互為補益。不然會使保護與新建兩者互相矛盾，兩敗俱傷，弄得城市建設受到妨礙，文物保護受到損害。

　　文物保護與城市建設必須同時考慮的一個重要前提是，中國是一個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國，歷史悠久，文物寶藏豐富。這是中華民族的珍寶。珍貴的文物古建筑，包括歷代城市規劃的布局和豐富的文化傳統在內，都不能廢棄。但是同時又必須進行新的建設，這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如何才能使保護和建設兩者都能同時得到圓滿的解決呢？最好的辦法就是把文物保護與建設結合起來，同時考慮，把古建筑文物、古城格局、傳統風貌等作為新的城市規劃與建設的組成部分。政協委員、有識之士、專家學者們經過調查研究，參考國外的經驗，提出了把歷史文化名城作為整體保護的意見。這一意見很快就被國家主管部門采納，由原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國家城市建設管理總局提出了報告和第一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名單，經國務院審定后公布了。首批歷史文化名城的公布，不僅使古建筑文物的保護能更好地納入城市建設的范圍，而且擴大了文物保護單位的界限，可以更好地考慮周圍環境和彼此之間的聯系，組成完整的歷史文化名城風貌。這一保護歷史文化名城的措施，在文物保護工作的發展史上，是又一次重大的發展，具有劃階段意義，可以說是古建筑文物保護工作的第二個里程碑。

　　第三個階段，古建筑文物保護工作的第三次發展，就是這次以經濟學界為主所倡導的，對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進行的討論。這是對歷史文化名城（包括文物古建筑、文化傳統）保護、規劃、建設具有重大意義的飛躍發展。

　　經濟是基礎。歷史文化名城形成和發展的主要因素雖然很多，有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交通的、游樂的（如承德避署山莊）等等。但是其中由于經濟發展而成為歷史文化名城的，為數甚多。就是由于其他原因為主形成的歷史文化名城，也離不開經濟基礎，也必須重視經濟的發展。在第一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中，無一是離開了經濟基礎而發展的。今天的首都北京，雖然性質是政治和文化中心，但同時也十分重視經濟的開發。杭州、桂林、遵義、延安、西安、洛陽、昆明、成都等等，雖然它們作為形成歷史文化名城的條件有所不同，現在所賦予的城市性質也不完全一樣，但它們都同樣不能脫離經濟基礎而存在，不能離開經濟而發展。

　　我記得在選擇第一批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的時候，曾經考慮到歷史文化名城所必須具備的四個條件：第一是要有悠久的歷史或是有特殊重大的歷史事件（包括革命史或其他重大歷史事件）；第二是要有較多的歷史文化遺存，也就是要有豐富的文物古跡或革命遺址和文物：第三要有較多的文化傳統內容，如詩歌、曲藝、戲劇、工藝美術、土特名產、風味食品、民俗風情、歷史文化名人等等；第四是這個城鎮長期以來一直在使用和發展著，而且今后還要繼續發展。這四個條件或者完全具備，或者大部分具備，才能構成歷史文化名城。為什么要提出今天還在使用、今后還要發展這個條件呢？其原因是有許多古代曾經盛極一時、繁華一時、甚至相當長的一個時期興盛的名城，現在已經成了廢墟。如西周豐、鎬、燕下都，遼中京、上京，明中都等等。這些城市久已廢棄，遺址埋藏地下，有的地面上已是一片農田。這就只能作為考古遺址來保存，不必作為歷史文化名城來保護了。

　　正因為歷史文化名城還是在使用著、發展著，那么它的經濟和社會也必然同時在不斷地運動和變化著。社會在前進，經濟在發展，居民的生活要改善，這是不能阻止的歷史潮流。而人民的生活要改善沒有經濟的發展是不可能的。我們的文物保護和城市規劃工作者，過去主要是從“體形環境”方面去考慮的，如文物本身的保護維修、城市傳統格局、城市建筑風貌等等很少也很難從經濟方面去考慮，因為分工不同，各有側重。而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確是歷史文化名城存在和發展的生命線，沒有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歷史文化名城也就不能繼續存在和發展了。這次經濟學界的專家學者們，發起了對歷史文化名城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討論研究，正彌補了過去在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與建設中的一個空缺。我認為這不僅在中國可以說是一個創舉，就是在世界上對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與研究方面也是別開生面的大事。據我所知，世界上許多國家在文物保護和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方面，也大都從體形環境方面考慮得多，從經濟與社會的內涵方面考慮得少。把它稱之為文物古建筑保護的第三個飛躍或第三個里程碑，我看是不過分的。

　　可能有人要問，任何一個城市都要發展經濟與社會，為什么要特別提出來對歷史文化名城的經濟與社會發展進行研究昵？我想這是由于歷史文化名城的經濟、社會發展與一般城市不一樣。它們不像一般的近期興起城市或是新建城市，原來沒有基礎或是一片空地荒灘，象新疆石河子那樣，可以在白紙上畫圖，隨心所欲，而是要在原有的基礎上精心安排，仔細斟酌。因為這個基礎是歷史遺產、文化寶藏，不能破壞，在進行新的建設與發展時，要慎之又慎。也就是必須在保護原來的文物古跡、文化傳統、城市規劃的格局、城市建筑風貌、風景名勝等前提下去發展。控制那些不適合歷史文化名城的經濟建設項目，發展那些有利于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經濟建設項目。使得保護與新建、繼承與發展、體形和內容密切聯系，兩全其美，相得益彰。

　　我想只要把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內容與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密切結合起來，經過周密的安排，合理部署，是一定能達到兩全其美，相得益彰的目的的。至于如何限制，如何發展，是一個十分繁重的研究課題，還有待于經濟與社會學界、有關專家學者以及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們共同研究。

　　我熱切希望，通過一段時間的研究能擬制出一個歷史文化名城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綱要來，那將會對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與建設作出更為重要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