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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建筑師很難

　　要做一個好的房子，需要一個貫徹始終的好立意；同樣，解鈞認為一個好的建筑師，也需要一個貫徹建筑生涯的個性。

　　“中國不主張個人英雄主義。中國建筑師個人魅力和個性都不是特別強，沒有個性就沒有自己獨立的一面。你又做過玻璃幕的房子，又是做過磚混凝土的住宅樓，做多了后，人家會覺得你這個人什么都可以做。”解鈞說。

　　“比如赫爾佐格，他做的房子就是非常怪異，你要請他來投標，你就要有思想準備；比如貝聿銘，他的房子就是那樣的，代表著中國，有風格。國外建筑師有這個底氣：要不讓我做成這樣，我就不做。甲方會尊重他，試著去理解他。但中國建筑師就不同，他們沒有這樣的社會地位，而且也沒有個性。”

　　解鈞說的個性是一種特指：“就像貝聿銘，不管蓋什么房子，他那三角的東西永遠在里面，這已成了他個性的符號。”而中國建筑師就很難做這樣的堅持，這中間有個人的因素，也有甲方自己的審美觀和自己的利益因素，限制了中國建筑師的個人實現。

　　“蓋房子也講究緣分。甲方老有一個想法：我出錢蓋房子，不是給你建筑師樹一個你認為好的豐碑，你先是給我蓋房子，其次才實現你的理想。所以我覺得有些東西是可遇不可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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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化的悲哀

　　雖然由于現實原因，解鈞也未能在他所設計的所有工程中實現他想貫徹的東西，但他也有著從一開始就執著的理想。

　　生于北京，在南京完成了建筑學業。或許是這兩個中國最著名的古都的熏陶，使解鈞對中國古典建筑文化在現代建筑的運用特別著迷。

　　1984年，解鈞入學當時還叫南京工學院的東南大學建筑系。“我覺得當時對我影響特別大的不是國外的建筑理念，而是中國的。南工院歷史比較悠久，設計了北京火車站的老一輩建筑大師楊廷保以及他影響下的一大批中國建筑師對中國建筑研究得比較多，他們對中國建筑語言在現代建筑中的運用影響很大，學校老師也以此為榮。”解鈞說，“當時我對建筑，談不上什么理念，就是一種比較朦朧的感覺，中國歷史文化都那么好，在以后的工作中應該弘揚自己的中國文化。當時沒接觸過實際的建筑，只不過看著前輩的影子。”

　　然而，在多年的實踐之后，解鈞覺得這種概念特別重要。“我覺得文化是挺重要的，尊重當地文化也是挺重要的，而中國建筑師要爭取延續中國文化是特別重要的。”讓他有此感慨的是國家大劇院，“它像文化侵略似的，在最心臟的地方給你一個不一樣的東西。中國人老是說博大精深、包容萬物，反而把最根本的東西丟了。北京，原來有9個城門，那么多四合院、胡同、牌樓，全都國際化沒了。我和朋友聊天，說你看有北京特色的現代建筑，根本數不出幾座來，幾乎都是千遍一律的。你在北京看天安門知道是北京，除此之外，你說是北京也行，是天津也行。這是中國文化的悲哀。”

　　解鈞比較贊賞SOM建筑事務所。“他們的東西不浮夸，非常踏實，非常尊重中國文化，他們在中國做的一些房子我非常喜歡。他們在韓國做的一些房子，韓國味非常濃；在中國做的，中國特色又得到體現。他們不是文化侵略，而是和當地文化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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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堅持講究古都風貌

　　然而，解鈞認為，要踐行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建筑的結合是天時、地利、人和的東西。“建筑師是一個操刀者，不是決策者，你是能把你的東西提出來，但決策者是業主和甲方。你要做中國特色的房子，建筑面積肯定要浪費，肯定要多花錢，也許這種中國風格的東西甲方不喜歡，設計師就不能做，所以如果沒有政策的話，中國風格要實現的概率并不大。”

　　“北京曾經講究過一陣古都風貌，我覺得這條路特別準。當然上世紀80年代末的大屋頂確實有著一定的弊端，因為那時候建筑費用特別低；另外當時中國建筑師的水平也較低，他們想象不出中國古代建筑和現代建筑應該是怎么一個結合方法，唯一能做的就是頂上加兩亭子，或加上屋頂。但這僅僅是中國建筑現代化的初級階段，這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覺得這東西其實就是一代人一代人的不斷提高。比如貝聿銘的香山飯店，中國味非常濃。但像大屋頂這種東西完全沒有，就是一些中國符號。再如上海金貿飯店，就是一座中國古代的塔，但手法完全是現代的。中國必然要走過這樣一段比較痛苦的階段，但是只要咬牙挺過來，如果北京新蓋的房子都有點中國特色的話，新北京風格就有了。建筑師的水平會提高，建筑材料會翻新，手法會多樣化，蓋出的房子中國味會特別濃。”

　　解鈞覺得當時的一些規定挺好，雖然加亭子的單一手法是不對的。“其實在國外，城市規劃中也有很多硬性的東西，比如巴黎這個城市，原來的房子拆掉后，沿街的墻不讓你動，后面架子給支上，蓋新建筑，連接這面墻皮，從外面看都是老房子；而且高度真是一刀切。你到巴黎的蓬皮杜文化中心頂上去看，天際線就是水平的，你會覺得這城市脈絡特別特別好。”

　　“所以我覺得北京真應該堅持講究古都風貌，而且我覺得這條路肯定可以走下去，只不過必須得有各方面的支持。就像韓國非常重視民族品牌、民族文化，他們做了很多韓國味特別強的一些建筑，中國也應該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