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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州園林，名揚中外。這不僅因為蘇州現今保存的古園為數眾多，更是由于這里造園的歷史極其悠久。從文獻記載中可以看到，蘇州最早見諸史籍的園林，出現在春秋吳國營建闔閭大城之前，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自此之后，造園活動幾乎一直綿延而不絕。尤其是在唐宋之后，歷代都有許多文人、官宦因向往這里的山水秀麗、物產豐富、經濟繁榮而到此定居，從而帶動了當地園林建設的發展。時至明清，不僅“吳中豪富，競以湖石筑峙奇峰隱洞，鑿峭嵌空為絕妙”，就是“閭閻下戶，亦飾小山盆島為玩”。(黃省曾《吳風錄》)在如此普遍的造園之風的影響下，不僅當地園林數量激增，同時也促使造園藝術日臻完美。有人以“江南園林甲天下，蘇州園林甲江南”來贊美蘇州的園林藝術(陳從周《清雅風范——蘇州園林鑒賞》)，實非過譽之詞。
    作為一種文化的載體，園林的生成與發展，需要有與之相適應的經濟和文化環境。從我國古代園林發展的歷史看，凡造園活動興盛的地方，一般都有優越的自然條件、良好的物質基礎及深厚的文化淵源。而這在蘇州的社會演進中，始終未曾或缺。蘇州自春秋吳國在此筑城建都，于城市選址合理、規劃適宜，加之以后的社會發展進程未受到大規模戰亂的影響而衰落或移址重建，故在漫長的歷史演變之中，城市位置和格局基本沒有太大的改變。而當地優越的自然環境和氣候條件，又使經濟水平得以不斷提高。在這樣的經濟、文化背景下，園林發展具備了穩定和堅實的基礎。從有關的史志統計，自春秋吳國營建宮苑以來，著名的苑園可以千數，而且廣泛分布在吳地城鄉，至于僅鑿一池、點數峰、蒔栽幾株花木的府宅小院，更是多不勝數。正是這千百年來極其普遍的造園實踐，才使蘇州的園林藝術趨于成熟。因此，回顧一下蘇州園林發展的歷史，對于加深理解蘇州古典園林藝術，會帶來一定的幫助。
一、東吳大地的史前文明
    園林的出現和發展，與經濟和文化的積淀有著密切的關系。從蘇州的歷史演變看，此地的文明起源極早。雖然見諸史料的吳地歷史，開始于商朝末年，但近代考古的成就，卻為我們述說：早在一萬多年前的上古時期，這里就已有了人類活動的足跡，而且在當地居民幾千年的不懈努力之下，造就出了文明程度極其發達的史前文化。之后蘇州的發展，盡管并不完全承襲這一上古文明，但造就了上古文明的自然環境，同樣孕育了后來的蘇州經濟和文化。因此，在敘述蘇州園林發展歷史之前，也需對此作一扼要的介紹。  數億年前，我國東部的長江下游一帶，曾是一片荒涼沉寂的華夏古陸。到一億五千萬年前的燕山運動時期，地殼的斷裂、褶皺以及巖漿的噴涌，造成了蘇州西部無數的山巒。到距今300萬年前的第四紀，地殼緩慢下沉，形成海灣與群島。隨著長江日復一日地夾帶著大量的泥砂在此沉積，逐漸將海灣圍截成眾多的湖泊和洼地，形成了最初的太湖及周邊大片的沖積平原。由于這里地處溫帶，氣候溫和、雨量充沛，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和氣候條件為人類的繁衍生息奠定了基礎。
    考古學的成就告訴我們，在距今大約一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太湖中的三山島上就有了人類活動。到距今7000年前后，當地進入新石器時代。之后最初的1000余年間，因氣候暖濕、海平面相對穩定，使這里的“馬家浜文化”得到了迅速的發展。水稻的種植、家畜的馴養，也自此開始。定居生活促進了建筑的發展，當地出現了以矩形平面為主、間有圓形平面的住宅，墻中用木柱，外包泥墻，并經燒烤硬化，以提高其防雨的性能。許多木構件已普遍采用榫卯技術。屋頂由蘆葦、竹席和草束構成。此外，還有不少防潮、排水措施，以適應南方水鄉環境。大約從距今6000年起，氣候出現了較大的變化，海平面也時有波動。特別是距今5400年前后的低溫期形成的大片濕地，嚴重影響了人們的生活，從而使繼“馬家浜文化”之后“崧澤文化”的發展受到制約。距今5200年以后的千余年間，自然條件再度好轉，這里的居民創造出了文明程度非常高的“良渚文化”，成為太湖流域新石器文化的鼎盛時期。此時不僅生產力水平較以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而且宗法禮儀制度也已經完備。當時遺留的墓葬中，讓后人看到了十分豐富的隨葬器物，大量出土的隨葬玉器，反映了當時已達到了相當高的制玉水平，而死者多寡不一的殉葬品，則說明社會等級區分也極其明確、嚴格。然而“良渚文化”在距今約4000年前后，卻突然中斷了。有人推測，這是由于自然環境突變所致。當時氣候變冷，發生了空前的大洪水，致使太湖平原水位抬升，淹沒了低地，幾乎給這里的居民帶來了滅頂之災。于是人們不得不背井離鄉，遠走他方，其中的主流文化融入了中原華夏文明的大潮之中。
    在距今3700年前后，洪水終于退卻，氣候也隨之好轉，遠出避難的人們逐漸返回了遠離的家園。雖然曾經輝煌一時的“良渚文化”受此災變，而難以在短期內得到恢復，但回歸的居民卻帶回了周邊甚至中原地區的諸多文化因素，形成了當地的“馬橋文化”。大約在公元前1l世紀，北方周族人的一支，南下太湖流域，與當地的居民結合，共同整治水系，恢復生產，建立國家，這就開始了記載中的吳國的歷史。從殷商晚期到春秋中葉的數百年間，吳國尚未完全從洪水造成的災難中擺脫出來，因此，經濟、文化的發展，遠遠落后于中原許多諸侯國家，以致長期以來只是一個僻處于長江下游默默無聞的蠻夷小國而已。
二、壯麗宏偉的吳國宮苑
  按史書記載，吳國形成于殷商末年。當時居住在我國西北的周族，在其首領太王古公室父的領導下，已日漸壯大。古公之子泰伯、仲雍，為讓他們的侄兒昌(后來的周文王)能順利繼承周族的統治權，便離開中原，結伴南下，到長江下游太湖流域一帶，與當地的土著居民一起建立了部族國家，號稱“勾吳”，并在今天的無錫梅里，筑城作為都邑。經5世在周章時，周族武王終于覆亡了商朝，在中原建立了姬姓周王朝。因懷念泰伯、仲雍的讓國之義，封周章為“吳伯”。此后又經歷了15代的傳承和發展，到壽夢時(公元前585一公元前560年在位)，國勢逐漸強大，自稱為“吳王”，并開始出訪北國及荊楚，密切了與各諸侯國間政治和文化的交往，正式步入春秋諸侯爭雄的行列。又四傳至闔閭時(公元前514一公元前495年在位)，吳國已進人了鼎盛時期。為能爭霸中原，需要有一座與強國地位相適應的宏偉都城，而舊有的梅里，因“城郭卑隘，朝市粗立”，難以進一步發展，于是闔閭聽取了伍子胥“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庫”的建議，決定遷都，選址在姑蘇山東南相，即今蘇州城的位置，興建起了一座規模宏偉的闔閭大城，奠定了之后蘇州城的基礎。在以后的2500余年間，這里就成了太湖流域地區的經濟、文化中心。
    我國濫觴時期的苑園，還只是一種農、牧業生產的設施，它的出現應在由游牧向定居轉化之后。而吳地居民農耕生產的形成，可追溯到新石器時代的初期，但由于缺乏相應的實證史料，故難以斷定當時是否也已有了類似于苑園的生產設施。隨著社會的發展，苑園也逐步由生產設施向游娛場所轉變，甚至與宮殿一樣成了強國地位的象征，所以在春秋時期，各諸侯國間競相以“美宮室”、“廣苑囿”來夸示。而此時江南地區經濟、文化的逐漸發展，已使春秋后期的吳國，具備了與中原諸侯相抗衡的強盛國力，于是游娛性的苑囿也開始在太湖平原出現。
    蘇州園林的起源，較闔閭城的出現更早。如今所能見到的最早記載，是唐人陸廣微在《吳地記》中所載的吳王壽夢的“夏駕湖”。據后人考證；“夏駕湖”位于今天蘇州城內吳趨坊一帶。當年壽夢為盛夏避暑納涼，在此“鑿湖池，置苑囿”，故名“夏駕湖”。到闔閭建城，“夏駕湖”又在原有的基礎上進行了增筑改建，成為闔閭、夫差兩代君王的游樂之所。吳國覆亡之后，此苑被廢棄而荒蕪。到宋朝，湖已基本不存，僅在西城根下留有一部分，與外壕相聯，當地百姓在其中植栽菱荷，其菱味甜美，稱“夏駕湖菱”。宋人楊備有《夏駕湖》詩云：“湖面波光鑒影開，綠荷紅菱繞樓臺。可憐風物還依舊，曾見吳王六馬來。”大約到清代初年，夏駕湖完全湮為平地。
    春秋吳國最負盛名的宮苑，是位于吳城西南30里靈巖山上的“館娃宮”。據說吳越由于疆界相接，長期以來時有小爭，但從未發生過大規模的征戰。闔闖五年(公元前510年)，吳王借口越國不隨其伐楚，而大舉進攻越國，破攜李城(今浙江嘉興附近)，自此吳越結下冤仇。闔閭十年(公元前504年)，越國乘吳王率兵攻楚，并與之相持之際，從其后方掩襲吳地。在背腹受敵的情況下，吳王大敗而歸。闔閭十九年(公元前495年)，吳國大舉伐越。由于輕敵，吳為越所敗，闔閭也因此受傷而亡。夫差二年(公元前494年)，為報父仇，夫差親自率兵攻打越國，大敗越軍于夫椒(在太湖中)，越王勾踐僅領殘部5000逃歸國都會稽。吳國原想乘勝一舉滅亡越國。在此危急時刻，越國臣僚提出了忍辱圖存的策略，由越國大夫文鐘前往吳國，厚賄吳宰相伯豁，說以利害，終于在伯豁的幫助下，說動吳王同意接受越國的投降，讓越王勾踐率妻子到吳國為奴。在吳3年，勾踐極盡謙卑恭順之能事，終于得到了吳王的憐憫和寬恕。又用文鐘興越滅吳的計策，獻美女以惑亂吳王。館娃宮就是夫差為越國美女西施而建的一座規模宏大的宮苑。
    館娃宮高踞靈巖山巔，殿閣巍然，宮中作海靈館、館娃閣等，皆“銅溝玉檻，飾以珠玉”。又“置春宵宮，為長夜之飲”。宮殿之側為花園，山頂鑿有三池。一為“玩花池”，相傳是夫差為西施賞荷而鑿，池內植四色蓮花，夏日怒放，清香四溢。吳王與西施常在此清暑賞景，采蓮取樂。另一是“玩月池”，據稱西施喜臨水照影，所以吳王為其鑿池欣賞月色，游興高時，還常手遮月影，戲言是“水中撈月”。后人以為是吳亡國之讖，故有詩云：“強說玩花還玩月，個中已幻沼吳謀”又云：“涓涓井中月，照破千秋夢。”再一日“硯池”，傳說是古人采石制硯所留，吳王稍加修飾而成，靈巖山也因此又稱“硯石山”。事實上，我國在春秋時期尚未使用紙墨、硯臺，這當為后人訛傳。在玩花池和玩月池之間有兩口井，圓形的“日池’’和八角形的“月池”，“圓以象天，八角象地。”(《百城煙水》)后來人們將其更名為“吳王井”和“智積井”。方志載：明代淘井時，曾發現玉釵，上刻“敕”字，證明此井確為當年館娃宮的宮井之一。陳子貞有詩云：“曾開鑒影照宮娃。玉手牽絲帶露華。今日空山人自汲，一瓶寒供佛前花。”(《吳王井》)靈巖山頂還有“琴臺”，是西施操琴之處。梁簡文帝《登琴臺》詩稱：“蕪階踐昔徑，復想鳴琴游。音容萬春罷，高名千載留。弱枝生古樹，舊石染新流。由來遞相嘆，逝川終不收。”宋以前，琴臺下有大偃松，身臥于地，兩頭崛起，交蔭如蓋，不見根之所自出，當地人以為奇賞。琴臺下有響屐廊曲折而東。《古今記》載：“吳王夫差以椒楠建廊而虛其下，令西施及官人步屨繞之，則跫然有聲。”
    此外，山之上下還有諸多營建，至今人們還能從那些遺跡中，遙想當年吳宮的盛況。如山上西施晨起曉妝的“梳妝臺”，吳王與西施游憩小坐的“西施洞”，吳宮藝花之處“大園”、“小園”(后訛為大晏嶺、小晏嶺)等。山下的“香水溪”，相傳是宮女在此梳妝沐浴處，溢脂流香，故又稱“脂粉塘”。“采香涇”是為西施泛舟前往香山采集香草而開鑿的河渠，據說夫差為取悅西施，用強弓硬射一箭，令從人循箭行方向開掘而成，故又名“箭涇”。“畫船塢”有東西兩處，也為當年蓄水劃龍舟游樂的地方，俗稱“劃船塢”。隨著吳國的覆亡，館娃宮及其諸多的景物也相繼荒蕪。后人嘆日：“渺空煙四遠，是何年，青天墜長星！幻蒼崖云樹，名娃金屋，殘霸宮城。箭涇酸風射眼，膩水染花腥。時較雙鴛響，廊葉秋聲。宮里吳王沉醉，倩五湖倦客，獨釣醉醒。問蒼波無語，華發奈山青。水涵空，闌干高處，送亂鴉斜日落漁汀。連呼酒，上琴臺去，秋與云平。”(南宋吳文英《八聲甘州慢》)
    “長洲苑”和“姑蘇臺”，也是當年吳國著名的宮苑。《吳郡圖經續記》稱，“長洲苑，吳故苑名，在郡界”，具體位置已難確指。闔閭十年(公元前504年)，立夫差為太子，并使之守楚留止，闔閭自己則在吳城內外大治宮室，“立射臺于安里，華池在平昌，南城宮于長樂”。“秋冬治于城中，春夏治于城外”，“旦食鲺山，晝游蘇臺；射于鷗陂，馳于游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吳越春秋》)由此可見，長洲苑至少在此時業已存在。姑蘇臺的位置有二說：一說在蘇州城西南七子山北，連堯峰山的小紫石山，今稱姑蘇山，又稱姑蘇臺。另一說是在蘇州城西南胥口鎮南，瀕臨太湖的胥山，今稱清明山。關于姑蘇臺的建造年代，歷來也說法不一。《緝柳編》說是吳王齊玄所造，考勾吳承傳譜系并無齊玄，壽夢之父日去齊，或即為其人。《吳越春秋》和《吳地記》說是筑于闔閭十年，《洞冥記》則說是夫差所建。一般認為是始建于闔間而成于夫差。文獻記載，姑蘇臺規模巨大，臺高300丈，盤旋詰曲，橫亙5里，“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附近河道，因堆積建臺所用的木料竟然堵塞了交通，木瀆鎮也因此而得名。姑蘇臺上的建筑，也窮奢極侈，殫盡土木。闔閭造九曲之路以游姑蘇之臺，夫差作天池，置青龍舟。舟中盛陳伎樂，日與西施為水嬉。誠如宋人崔鸚的《姑蘇臺賦》中所描述：“神材異木，飾巧窮奇，黃金之楹，白璧之楣，龍蛇刻圓，燦燦生輝。”“雖楚之章華，未足比也。”(《吳郡圖經續記》)到越滅吳時，夫差被困姑蘇臺，乞降不允，伏劍自刎，后姑蘇臺也為越人焚毀拆盡。
    自壽夢崛起于東南，到夫差身死國亡的百余年間，是吳地社會發展的又一個最為繁榮時期。在此期間，“起城池”，“建宮室”，“大苑囿”，營造活動幾乎未曾停歇。尤其是闔閭、夫差兩代君王，在吳城內外的建設更為頻繁。據史料統計，在闔閭建都之后的40多年間，吳城附近先后興建的苑囿，還有“梧桐園”、“消夏灣”、“錦帆徑’’等30余處。
    三、秦漢吳地苑園
    吳國滅亡之后，其地為越國所有，闔閭城喪失了作為一方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城市衰落，宮苑荒蕪。不久越國又被楚國所滅，吳越大地都并歸楚國。公元前262年，楚考烈王即位，封春申君黃歇，公元前248年賜領江東吳國舊地，始對荒廢了200余年的吳城宮室重加修造。春申君父子在治吳期間，更對當地頗多建樹，單興修水利方面，就對城中居民免遭水患作出了較大貢獻。此外還有“桃夏宮”、“吳市”、“吳諸里大閘”、“吳獄庭’’等營建活動。史書中有“春申君都吳宮，因加巧飾”之說，但由于記載疏略，難以了解更多的詳細情況。
    秦始皇并吞六國后，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于吳越之地置會稽郡，原吳城及周邊地區建為吳縣，故城成了郡治的所在地。不久劉邦借助農民起義的力量，推翻了秦朝的統治，建立起了劉漢政權。起初江南及吳縣仍沿襲秦制，屬會稽郡。高祖六年(公元前210年)，吳地封與荊王劉賈，后又為吳王劉濞的封地。到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劉濞反漢被殺，恢復會稽郡。東漢永建四年(公元129年)，分會稽郡，將浙江以西之地設吳郡，吳故城為吳郡治所。  秦漢時期，吳地地廣人稀，與當時的北方中原地區相比，經濟和文化都較落后，但因有春秋吳國宮苑的遺存，仍可看到這一時期不少有關造園活動的記載。西漢劉濞居吳時，也曾對原來遺留的“長洲苑”進行了大規模的修葺，以致枚乘在《諫吳王濞書》中寫道：“(武帝)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后來唐人孫逖的《長洲吳苑校獵》詩也寫道：“吳王初鼎時，羽獵騁雄才。輦道閶門出，軍容茂苑來。山從列陣轉，江自繞村還。劍騎緣汀人，旌門隔嶼開。合離分若電，馳逐隘成雷。勝地虞人守，歸舟漢女陪。可憐夷漫處，猶在洞庭隈。山靜吟猿父，城空應雉媒。戎行委喬木，馬跡盡黃埃。攬涕問遺老，繁榮安在哉?”
    秦漢吳郡、郡守的衙署，原來也是春秋吳國的宮殿。吳亡以后，雖然數遭火災，但到秦代尚有遺構留存，直至漢初守宮小吏因舉火照視燕窟，遂將宮殿全部燒毀，不久太守衙門又在原址重新修造。史書數載：武帝時，吳人朱買臣出任會稽郡太守，曾將先前不安貧困而改嫁的妻子帶回衙署，“置園中，給食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東漢初，人們還在這座園中開鑿了“東西十五丈，南北三十丈”的宮池。(袁康、吳平《越絕書》)
    東漢年間，私家園林也開始見諸記載。同治《蘇州府志》及《吳門表隱》，都有“笮家園，在保吉利橋南，古名笮里，吳大夫笮融居所”的詞條。據史書記載，笮融是東漢丹陽人，曾聚眾附徐州陶謙，后在徐州建浮圖祠，對推動當時佛教的發展，起過很大的作用。雖然他在蘇州建造宅園的情況，因時代久遠，且記載疏略，至今已難以有更詳細的了解，但這在蘇州園林發展歷史上，仍是已知最早的私家園林，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價值。
 
四、“吳中第一”的六朝園林
    自東漢末年起，我國進入了一個戰亂頻繁的動蕩時期。起先是為鎮壓黃巾起義，而演成各地軍閥割據混戰的形勢。繼而兼并為三國鼎立，相互間又時有攻伐。三國歸晉后，雖有一段短暫的平靜期，但不久西晉皇室中的爭權奪利又發展成“八王之亂”。此時，北方一些游牧部族乘機進入中原，各自劃地建國，彼此間爭奪與混戰，又形成了“五胡十六國”的局面。直至公元581年隋朝建立，方使國家逐步統一，從而結束了長達近400年的分裂和戰爭狀態。
    長期的動蕩與戰亂，為北方的經濟和文化帶來了嚴重的破壞。南方雖然也經歷了三國東吳、東晉及之后宋、齊、梁、陳的六朝更迭，但較之中原地區，仍相對顯得安定。于是大批為躲避戰爭的人向南遷徙。隨著大量人口的涌人，不僅為江南帶來了勞力和先進的生產技術，而且北方士族與江南土著文人的融合，也促進了當地文化的發展。從這一時期開始，江南地區逐漸繁榮，因而也給蘇州大型府宅的營建提供了條件。如東晉時期的司徒王殉和司空王珉兄弟；就曾在郊外虎丘興建大型別業，據稱二宅依山而建，幾乎包裹了整座小山，以致有人感嘆“盡把好峰藏院里，不教幽景落人間”，其規模之大，超乎人們的想象。又如梁朝城內衛尉卿陸僧瓚、蘇州刺史顧彥先等的府宅，不僅規模巨大，而且還有竹木山水，其內在環境都十分優雅。
    自東漢以來在我國廣泛傳播的佛教，到此時似乎有了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一方面，出于政治的需要，統治者開始極力予以推崇，出現了大量由國家出資興建的寺廟，甚至還有像梁武帝那樣到銅泰寺舍身為僧的故事，這就使佛教從形式上得到了推廣和普及。另一方面，連年的戰亂給人們帶來了痛苦和“生命無常”的悲哀，而佛教的教義則向人們灌輸“因果報應”和“修煉來世”等宿命思想，使人們極易接受而沉湎于這種虛幻的解脫之中，于是佛教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流傳。正是這種種原因，當時“舍宅為寺”的做法非常流行，以至于許多府宅在瞬息之間就轉化成了佛寺。而園宅的花木環境也由此帶人了寺廟之中，出現了相應的園林，成了后人所謂的“寺觀園林”。在蘇州地區，類似的寺院為數不少，上述幾座府宅，也經“舍”后變為佛寺。
    以佛教思想尋求解脫，固然是當時流行的一種方法，但為躲避戰亂而棲身于山林之中，在這一時期也十分普遍，這就是所謂的“棲遲隱逸”，從而使人們對自然山水產生了更深刻的認知。我國的山水文學和山水畫，大致都成熟于這一時期。人們以山水詩的形式予以贊美，用山水畫的形式進行刻畫，實際上是在再現理想中的自然。同樣的再現，當然更可用原本就是自然之物的土石花木等作為要素，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追求，重新塑造在宅間屋后。于是“有若自然”的山水園林，開始成為人們的向往。
    東晉時期的“顧辟疆園”，堪稱這一時期在追求自然的造園實踐中最成功的一個實例。顧氏祖先原居越地，后徙吳，兩漢年間為當地望族。東晉時，顧辟疆曾任郡功曹、平北參軍，是當地頗有地位的要員。其園宅以竹樹、怪石聞名于當時，有“池館林泉之勝，號吳中第一”之譽。人們曾以“辟疆東晉日，竹樹有名園”、“柳深陶令宅，竹暗辟疆園”以及“辟疆舊園林，怪石紛相向”等詩句來贊美它。相傳東晉著名書法家王獻之前往會稽，途徑吳門，慕名到園中參觀。他雖與主人未曾相識j但仍徑入其園，并“指麾好惡，傍若無人”。(劉義慶《世說新語》)以王獻之當時的名望，也能為其所吸引，可見“辟疆園”的聲望。
    較“顧辟疆園”稍遲的，還有“戴頤園”，也以“有若自然”聞名遠近。戴顆之父戴逵，是東晉著名的文學家和藝術家，少博學能文，工書畫，善操琴，其余藝巧靡不畢綜，性高潔而不諳世務。東晉孝武帝時，他屢征不就，逼不得已而前往吳地，時稱“吳中高人”。戴顧是戴逵的次子，字仲若。能世家學，少年時就能隨其父進行雕塑創作，所以在這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詣。戴顳16歲遭父喪，即與兄勃隱于剡下，及其兄卒，寓居桐廬。宋初至蘇州，因其擅畫，通音律，且隱逸不仕，也被視為高士。他到蘇州后，士人們即為他建宅造園，園中“聚石引水，植水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宋史．戴逵傳》)元嘉中(公元435年前后)，征其出仕，不就，后來衡陽王義季使張邵迎戴頤至京口，居黃鵠山精舍。
 
五、隋唐五代時期的姑蘇園林
    經歷了近400年的戰亂、分裂之后，北周到武帝時已逐步統一了我國北方大部地區。其時，隋國公楊堅及其父楊忠，因戰功顯赫而逐漸控制了北周的軍政大權。北周大定元年(公元581年)，楊堅逼迫靜帝禪位，建立隋朝，稱文帝，當年改元為開皇元年。楊堅稱帝后，一方面在北方施行均田、租調，統一北朝時期混亂的貨幣制度，以及改革朝廷和地方行政制度，以鞏固其統治，同時積極準備向江南進軍。經過了幾年的恢復之后，隋朝已國力大增。開皇八年(公元588年)冬，楊堅之子晉王楊廣，率兵五路臨江，次年一舉渡江滅陳，不久即平定了南方所有州縣，統一了全國。文帝時期，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的鞏固措施和經濟政策。使國家日漸繁榮，呈現出“強宗富室、家道有余”的景象，“中外倉庫，無不盈積”。各地還出現了許多“重樓延閣相互臨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積”的商業集散地。(《隋書·食貨志》)繼文帝之后，煬帝進一步加強了中央政權對地方的控制，并為便利漕運及軍事運輸，利用南北天然河流及舊有渠道，開鑿自余杭直通洛陽的大運河，促進了當時的商貿發展。然而，隋朝的強盛也是建立在迫使百姓承擔繁重徭役和兵役之上的。文帝建仁壽宮的工程浩大，役使嚴急，丁夫死者成萬。煬帝營洛陽、鑿運河，更是“年常役百萬人”，而文帝，煬帝數次征伐遼東，又都是勞而無功。煬帝每年遠出巡幸，更是需要沿途郡縣強迫農民預交數年的租調，于是山東、河北自大業七年(公元611年)起，開始暴發農民起義。到大業十三年(公元619年)，各路義軍實力越來越強，隋王朝已陷于土崩瓦解。大業十四年(公元620年)，禁軍首領宇文化及終于在江都縊死了煬帝，隋朝滅亡。
    隋朝的統治為時較短暫，從全國的形勢看，北方因前一時期的戰亂和動蕩，不僅經濟基礎遭受了摧殘，就是人們的生存環境也受到嚴重的破壞，所以，所謂經濟恢復，實際上仍十分有限。相反在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區，在那一時期，由于相對安定，經濟一直保持著持續的發展。因此，在隋代及其以后的有唐一代，全國的經濟重心實際已移到了江南。煬帝即位后營建東都、開鑿運河等重大舉措，反映出以北方為中心的封建統治，已經越來越離不開江南經濟的支持。
    蘇州城在隋軍滅陳之后，曾遭較嚴重的破壞，并將州治移到故城東南而建造了“新郭”，但人唐后不久，又復遷故城。由于隋朝的統治時間不長，所以見諸記載的園林也極少，只有在《紅蘭逸乘》中載有“孫駙馬園，在間邱坊，為隋朝孫駙馬園第”等數條。
    繼隋之后的李唐王朝，在立國之初，深感“賦繁役重，官吏貧求，饑寒切身”是人民起義的直接原因，加上太宗能廣泛聽取各種意見，而大臣中又有如魏征那樣的敢于直諫，從而使政權迅速鞏固。政治開明帶來了國家的穩定，進而又促進了經濟、文化的全面發展，并將唐朝帶入了我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在此期間，隋朝煬帝開鑿的南北大運河，開始顯現其在商貿交流方面的重要作用。從運河南端的杭州，到北面與黃河交匯處的汴州，沿河兩岸出現了無數繁華的商業城市，成為物資和人才會聚的地方。蘇州富庶由來已久，大運河的開通更使其受益匪淺。進入和平年代，其經濟的增長和文化的發展更為迅速。《吳郡志》說：“唐時，蘇之繁雄，固為浙右第一。”《中吳紀聞》稱：“姑蘇自劉(禹錫)、白(居易)、韋(應物)為太守時，風物雄麗，為東南之冠。”
    唐代中前期，蘇州園林基本仍承襲六朝以來的遺風，廣府大宅，豪奢綺麗。如被與南朝王洵“虎丘別業”和“顧辟疆園”相并論的“孫園”，人稱“孫園虎丘隨宜看，不必遙遙羨鏡湖”，“辟疆東晉日，孫園盛唐時”。又如地處松江之畔、蘇州望族褚氏的“褚家林亭”，皮日休在《褚家林亭》詩中寫道：“廣亭遙對館娃宮，竹島羅溪逶迤通。茂苑樓臺低檻外，太湖魚鳥徹池中。蕭疏桂影移茶具，狼藉萍花上釣筒。爭得共君來此住，便披鶴氅對西風。”其豪奢之氣可見一斑。就是當年普通的富民，其園宅也有這種豪氣。乾隆年間《長州縣志》載：“大酒巷，……唐時有富人修第其問，植花浚池，建水檻風亭，醞美酒以延賓客。”
    前一時期，一種較為清新的“山居”別業，到唐代后期，開始逐漸進人城鄉之間。晚唐詩人陸龜蒙的居處變遷，頗能說明問題。陸氏原為吳中望族，居松江甫里，陸龜蒙時移居郡中臨頓里。他因舉進士不第，隱逸里中，其地低洼，周為農田。正因具有“不出郛郭，曠若郊野”的環境，就使過去的“山林隱逸”很自然地轉到了城市之中，繼續過著“四鄰多是老農家，百樹雞桑半頃麻。盡趁清明修網架，每和煙雨掉繰車。啼鶯偶坐身藏葉，餉婦歸來鬢有花。不是對君吟復醉，更將何事送年華”的生活。
    唐朝經安史之亂，元氣大傷。雖然以后出現過中唐繁榮，但戰亂使各地的節度使及一些叛軍將領割據自為，演成了藩鎮割據的局勢。后經黃巢起義的打擊，唐王朝已近崩潰。天裙四年(公元907年)，由鎮壓農民起義而強盛起來拘軍閥朱溫，弒哀帝，代唐，建立后梁。之后中原地區先后至歷了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及后周5個王朝。此外，還手在著吳、南唐、吳越、楚、閩、南漢、前蜀、后蜀、荊南、北漢擎10個割據政權，史稱五代十國。其實，自晚唐后期起，三吳之地已在吳越都指揮使錢銹的控制之下，直至后梁龍德三年(公元923年)正式接受冊封，登基稱“吳越王”。當時的吳越國地分十三州一軍，定都杭州而加名“西都”。蘇州一帶為中吳郡，設中吳節度使，由其子廣陵王錢元臻管轄。
    五代時，北方紛爭擾攘，江南尤其是吳越大地卻相安太平。錢氏三代治吳的80余年中，興建了大量的府宅、園林。其中對后世產生影響較大的有“南園”和“孫承裙池館”。
    南園建于唐末，在子城西南。建成后，詩人羅隱有詩對其進行了扼要的描述：“摶擊路終迷，南山且灌畦。敢言逃俗態，自是樂幽棲。葉長春松闊，科園早薤齊。雨沾虛檻冷，云壓遠山低。竹好還成徑，桃天亦有蹊。小窗奔野馬．閑甕養醯雞。水石心愈切，煙霄分已睽。病憐王猛畚，愚笑愧囂泥。澤國潮平岸，江村柳覆堤。到頭乘興是，誰手好攜提。”(《南園》)從詩中可以看到，此時的園中以其廣袤、空曠和多野趣為其特色。在《祥符圖經》中，則有更詳細的記載：南園之中有“安寧廳”、“思遠堂”和“清風”、“綠波”、“近仙”三閣，“清漣”、“涌泉”、“清暑”、“碧云”、“流杯”、“沿波”、“惹云”、“白云”八亭。西池在園之廳西，又有“龜首亭”、“旋螺亭”。再有茅亭、茶酒庫、易衣院等景物。《吳郡圖經續集》則稱：“南園之興，自廣陵王元璩帥中吳，好治林圃。于是釃流以為沼，積土以為山，島嶼峰巒，出于巧思。求致異木，名品甚多。比及積歲，皆為合抱。亭宇臺榭，值景而造。所謂‘三閣’、‘八亭’、‘二臺’、‘龜首’、‘旋螺’之類，名載《圖經》，蓋舊物也。”園在宋初逐漸荒蕪，后來其地又大半改為他用，到宋室南渡時，基本為兵燹所毀。
    孫承禱是元瓊的近戚，也在南園之側建有園池。據說初建時，“積土成山，因以潴水”，“積水彌漫數十畝，傍有小凼，高下曲折，與水相縈帶”。到宋代，其址為蘇舜欽所得，建為“滄浪亭”。
  吳越時，除上述兩處外，還有“東圃”、“金谷園’，等多處園林，都為錢氏所建。
 
六、兩宋年間的平江園林
    經歷了唐末五代的動亂之后，趙匡胤在原后周的基礎上，利用兵變奪得政權，建立了趙宋王朝。不久，對國內各割據勢力用兵，在軍事打擊與政治壓力之下，各割據政權相繼覆亡，終于完成了全國的統一。鑒于唐末以來的藩鎮割據的教訓，宋朝建國之初，就采取了削減州郡長官權力、改任文人的做法。同時又收奪各高級將領兵權，且經常更換軍隊駐屯地區，從而大大削弱了宋朝的軍事力量，形成所謂“偃武修文”的政治制度。其結果，雖使國家倍受北方少數民族的軍事威脅，但因政府對文人的優厚待遇，以及隋唐以來的經濟發展，促使宋代的文化較以前又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蘇州經過隋唐五代的發展之后，到北宋時期，其繁盛之狀超過以往。朱長文在《吳郡圖經續記》中說：“錢氏有吳越，稍免干戈之難。自乾寧至太平興國三年錢傲納土，凡七十八年。自錢鍛納土至今元豐七年，百有七年矣。當此百年之間，井邑之富，過于唐世，郛郭填溢，樓閣相望，飛杠如虹，櫛比棋布，遠郊隘巷，悉甕以甓。冠蓋之多，人物之盛，為東南冠，實太平盛世也。”在造園方面，高堂廣宅式的府宅園林仍在流行。如祥符進士、兩守蘇州的蔣堂“隱圃”，內建“巖扃”、“煙蘿亭”、“風篁亭”、“香巖峰”、“古井”、“貪山”諸景，又有溪池、“水月庵”、“南湖臺”等，甚至蔣堂還將溪池風光比作“采香徑：’和“明月彎”，并自賦《隱圃十二詠》稱：“危臺竹樹間，湖水伴深閑。清淺采香徑，方圓明月灣。放魚隨物性，載石作家山。”又云：“小園香寂寂，一派曉泱泱。煙草碧彌岸，霜桃紅壓墻。”蔣堂致仕后，日日與賓客宴樂吟唱于此。
    蘇州更有像朱勐“同樂園”那樣的豪華府園。朱勐原為一介草民，因以花木賄中貴人而得進，繼而以“花石綱”拜官，于是在盤門內舊宅起高堂、廣園池。據稱，這座“同樂園”中建有“神霄殿”、“上善庵”、“糾察司廟”、“雙節堂”、“御容殿”、“御賜閣”、“迷香樓”、“九曲橋”、“八寶亭”等建筑，僅從題名就能看出這一個暴發戶的心理。為開浚魚池，他更逼令百姓“棄田虛室”。其園大一里，內廣植牡丹，珍木奇石不計其數，儼然可上攀徽宗的“艮岳”。后事敗被殺，園也為當地百姓所毀。
    自唐代晚期以來，文人造園漸成風氣。這種園林一改以往府宅園林的那種追求華麗壯觀的舊習，將隱逸山居的純樸、雅致引入城市居宅。這到宋時，開始變得十分普遍。像李格非《洛陽名園記》所載19處作者親歷的名園，大半為公卿士大夫的園宅別墅。同樣，在蘇州的這種風氣，較洛陽并不遜色，像蘇舜欽的“滄浪亭”、朱長文的“樂圃”等，就屬于此類園林。園中固然仍是山水花木，但其中的旨趣大改。他們是將花園當作隱逸山林，用以排遣胸中的郁憤，因而在形式上追求更多的山林野趣。
    蘇舜欽的“滄浪亭”，原為前朝孫承{；占的池館，入宋后已見荒蕪。當年蘇舜欽因遭排擠而南下蘇州，見其地“草樹郁然，崇阜廣水，不類城中”，于是決定構宅建園。盡管此園也有“珍花奇石，曲池高臺”，但在蘇舜欽自己的《滄浪亭記》中，卻未作太多的描寫，只是講：面對著前竹后水、澄川翠干、光影風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灑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距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聽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用山水自然來平撫遭受的不公，這其實已超越了園林本身的物質特性，是將其精神的意義展示在自己或別人的面前。
    與蘇舜欽一樣，朱長文也將自己的“樂圃”當做隱逸之所。在他看來，“大丈夫用于世，則堯其君，舜吾民，其膏澤流乎天下，及乎后裔，與稷、契并其名，與周、召偶其功；茍不用于世，則或漁，或筑，或農，或圃，勞乃形，逸乃心，……窮通雖殊，其樂一也。”由于他在舉進士后傷足而“不肯從吏趨”，所以就想用園居隱逸的方式了卻終身。其園也是前朝錢氏所構的園林，宋時已散為民居，幾度轉手后為朱長文的祖母所得。朱長文年輕時，原打算改造后作為其父的歸老之地，不想其父去世，此園就成了自己的歸隱之所。園中建有“邃經堂”、“見山岡”、“墨池亭”、“筆溪”、“招隱橋”、“西澗”、“西圃”、“西丘”諸勝，園內林木蔥郁，古樹盤根抱柯，極有雅致。另有畦圃，栽培四時名花、日用藥草以及時蔬鮮果，不僅用于奉賓娛親，而且親自灌園耕耘，以實現他前述的理想。
    偃武修文的平靜生活，不久就被金人的金戈鐵馬所打碎。金兵破汴梁擄走了徽、欽二帝，康王南渡在江南重建南宋政權。雖然在南宋初年，有岳飛、韓世忠等將領及北地民眾的奮勇抗金，一度帶來了“中興”的希望，但以高宗為首的統治集團，為了自己的利益，不但無意恢復中原，反而打擊和殺害堅持抗金的將領，對金人割地納幣，以換來茍安東南的局面。鑒于最高統治集團終日沉湎于臨安的山清水秀和歌舞升平之中，上行下效，諸多的公卿大夫，也在周邊經濟繁庶、物產豐富的地方營宅造園，縱情享樂。因而當時的吳興成了官宦主要的退居之地，僅周密《吳興園林記》所載他“常所經游”的園林，就有36處之多。
    南宋的蘇州，雖較吳興遠于臨安，而且在建炎年間，其城池已被金人焚燒幾盡，但在南北分治的格局形成后不久，城市又很快得到重建，繁華不減當年。所以人們也將這里當做最理想的居住地之一，營園建宅未嘗停歇。
  范成大的“石湖別墅”，是南宋蘇州最著名的園林。石湖在蘇州(當時為平江府)盤門西南10里，為太湖的內灣。當年水面東西廣4里，南北長9里，周約20里，湖東田圃相矚，水港紛錯；湖西山嶺起伏，諸峰映帶，水光山色頗為勝絕。周圍還有眾多的古跡名勝。范氏原居于石湖之畔，范成大年輕時，家境較貧寒，一直為衣食而奔走，曾有“若有一廛供閉戶，肯將蔑舫換柴扉”之嘆。直到29歲中進士，步人仕途。之后一帆風順，歷任處州(麗水)知府、知靜江(桂林)府兼廣西道安撫使、四川制置使參知政事等職，成為南宋詩次凈為智最為顯達者。范成大在居官之時，就開始了改建舊居、興造園墅的工程。《蘇州府志》稱其別墅中有“農圃堂”、“北山堂”、“千巖觀”、“天鏡閣”、“玉雪坡”、“錦繡坡”、“說虎軒”、“夢漁軒”、“綺川亭”、“盟鷗亭”、“越來城”等景物。范成大自撰的《石湖賦》中云：“筑農圃湖山之觀，聳碧城琨閬之丘。岫幌納千峰之秀，云莊開萬壑之幽。夜月兮嬉漁；春風兮芳洲。渺煙波兮鷗鷺，適忘機之樂；度雪橋兮龜魚，聽柱杖之游。至于水靜鵠立，林幽鶴鳴。漾湖光于幾席，占山影之臺亭。花粲粲以昌披，目欣欣其敷榮。菡召兮十里，瑯干兮滿城。其他幽芳奇觀，間見層出，又不可殫舉而悉名。”據此可知，別墅有著極為優美的景致。園有四時名花，外借湖山之景，當年時有名人以詩文盛贊其勝。一次周必大過此，夜宴園中，留詩于壁，稱甲于東南，范成大謝以言重。周則云：“吾行四方，見園池多矣，如薌林、盤園(都是當時最負盛名的園林)尚乏此趣，非甲而何?”后來范成大親歷二園，憶及前言，不無得意地說：“余非敢以石湖夸，……使余有伯恭(薌林的主人)之力，子嚴(盤園的主人)之財，又得閑數年，則石湖真當不在薌林、盤園下耶!”范成大在為官期間，就時常到此小住，游山泛湖。及其晚年以疾告退，榮歸故里，就以此為宅，自號“石湖居士”。孝宗親書“石湖”二大字以賜，被鐫刻于山石之上。范成大61歲時，曾居石湖別業一年，寫下了《四時田園雜興》60首。他用清新的筆調，描繪了石湖周圍鄉村生活的各個側面，展示出當時豐富多彩的風土民情，因而被譽為田園詩人的代表作。
    范成大后來因嫌石湖稍遠，不能日涉，就在城中府第之南別營一圃。他閱杜光庭的《神仙感遇傳》所寫的吳民胡六子泛海、漂至范老村遇見陶朱公的故事，大喜道：“此吾里吾宗故事，不可失也!”于是題園名日“范村”，刻兩朝賜書于堂上，額題“重奎”。其北又葺古桃花塢，園中三分之一植梅。姜白石曾有《梅花令》詠此，題下注有“以宅南隔岸有圃，日梅村。梅開雪落，竹園深靜……”之句。范成大晚年，以自己平生所植梅，撰《范村梅譜》一卷。此外，“范村”也曾栽菊，范成大又撰《范村菊譜》一卷。
    七、元朝的蘇州園林
    蒙古部族，原為世居塞外的古老游牧部族之一，在唐稱“蒙兀室韋”。宋金對峙之際，蒙古諸部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逐漸強盛。13世紀初，蒙古孛兒只斤部在其首領鐵木真的率領下，已先后臣服周圍諸部，統一了大漠南北。宋開禧二年(公元1206年)，鐵木真大會各部于斡難河，被尊為“成吉思汗”(后尊為元太祖)，創立了蒙古汗國，并開始大規模的西征和南侵。世祖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取《易經》乾元之義定國號為大元。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亡宋，統一全國。蒙古勢力在剛進中原時，曾將北方大量民田占為牧場，為征用車馬，還強令百姓不得將馬用于拽碾耕作，使北方經濟遭受嚴重破壞。統一全國之后，為削弱漢人的反抗，還將境內之民分為4等，漢人被置于社會的最底層，這又制約了我國文化的發展。直至平息了國內大部分地區的反抗后，受中原及江南高度發展的農耕經濟的影響，元朝統現。尤其是一些文人，因不屈于外族的統治，常將山水作為平撫胸中憤懣的良方，從而使園林興建有所發展。
    在元代，蘇州地區出現的園林仍然不少，但大多建于鄉村，城市園林較少。其原因，主要在于當時元朝的統治對城市的控制較嚴，而文人們又不愿生活在倍受歧視的壞境之中，于是“山林隱逸”的思想又將他們帶到了城鎮和鄉村。
    高士袁易的“靜春別墅”，為元初所建。位于松江之畔蛟龍浦的赭墩，正堂稱“靜春”。園外有田疇沃野，煙波四繞。內壅水成池，累石為山。主人于堂中貯書萬卷，日以校。書為務，人稱其為“靜春先生”。建造年代較早的，還有常熟自茆的“芙蓉莊”等。光福的“耕漁軒”建于元末，是里人徐良甫的居宅。良甫有文名，往來多名士。畫家倪云林曾為之作《耕漁圖》并題詩，內有“林廬田圃，君子攸居’，之句。其司宅曾與倪云林的“清閡閣”、顧德輝的“玉山草堂”同被時人稱為最有情趣的三座園林。
  “玉山草堂”是顧德輝的別墅，在昆山正儀鎮，園內有亭館24處。鄭元j；占在《玉山草堂記》中說：“其幽閑佳勝，撩檐四周盡植梅與竹，珍奇之山石、瑰異之花卉，亦旁羅而列。堂之上，壺漿以為娛，觴詠以為樂，蓋無虛日焉。”前有軒，名“桃源”；中為堂，日“芝云”。東建“可詩齋”，西設“讀書舍”。其后是“碧梧翠竹館”、“種玉亭”。又有“浣花館”、“鉤月亭”、“春草池”、“雪巢”、“小蓬萊”、“綠波亭”、“絳雪亭”、“聽雪齋”、“百花坊”、“拜石壇”、“柳塘春”、“金粟影”、“寒翠所”、“放鶴亭”諸勝。張大純《姑蘇采風類記》稱其“園池亭榭，賓朋聲伎之盛，甲于天下”。又說“園亭詩酒稱美于世者，僅山陰之蘭亭、洛陽之西園。而蘭亭清而隘；西園華而靡。清而不隘，華而不靡者，惟玉山草堂之雅集”。
    “獅子林”是元時蘇州城中最負盛名的一座園林，原為前朝貴家別業。元代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天如禪師來到蘇州，其門人選此建庵，以供禪師起居之用，起名“菩提正宗寺”。因其禪師中有峰國禪師曾于天目山獅子巖說法，故又稱“獅子林”。當時寺極小，僅小庵20余楹，其外則“有竹萬個，竹下多怪石，或臥或仆，狀偌狻猊”。據稱畫家倪元鎮、朱德潤、趙善良、徐幼文曾為其造園疊石作過探討，倪元鎮還為之作畫。
    八、閑適典雅的明代園林及造園著述
    元代末年，各地的抗元斗爭蜂起云涌，不久南方形成了陳友諒、張世誠、方國珍、朱元璋等多處武裝割據。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削平南方各割據勢力后稱帝，建立了明王朝。與此同時，其北伐大軍也迅速推進，子同年八月攻克大都，將元順帝逐出中原。
    由于經歷了元代短暫而殘暴的統治，以及元末抗元戰爭和割據勢力的相互攻伐，我國大部分地區的經濟、文化受到了較嚴重的摧殘，明初便采用“寬政”，以“安養生息”為治國方針，經濟上則采取移民墾荒、實行軍屯、減輕賦稅及興修水利等措施，同時遏止奢侈，提倡節儉，從而促使農業、商業及手工業都在短期內得到了恢復和發展。
    由于吳地在元末曾是張世誠的勢力范圍，并將蘇州建為都城，因而朱元璋在平滅張世誠時，也殃及當地百姓，不僅焚毀了張氏王宮，而且將吳地大量富戶遷徙到鳳陽，又沉重打擊了當地的經濟，滯后了這里的經濟和文化的恢復。所以明代前期，蘇州地區的造園活動未有太大的發展。到明代中葉，社會情況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在經歷了一段較長時期的休養生息之后，再度出現繁榮。但有鑒于對明初以來政治上黨獄株連的恐懼，對文化上程朱理學的厭倦，在江南地區出現了一批不思仕進，專事享樂的“有閑階層”。當然，所謂“閑”，并非無所事事，而是將絕大部分精力，用在對衣食生活的追求，對生活中諸多事宜的深究和考證之上。因而推動了這一時期造園活動向縱深發展，還出現了許多討論園林規劃和設計的雜論、專著。這就使蘇州乃至整個江南地區的園林發展，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鼎盛時期，出現了下述著名園林：
    (一)真適園及王氏園宅——“真適園”，是王鏊的故居，在洞庭東山唐股村。史書記載，王鏊自幼聰慧，文章過人，明成化時舉鄉試、會試，均以第一告捷，后殿試得第三名榜眼。授翰林院編修，歷任侍講學士、少詹事、擢吏部右侍郎。正德初人內閣，晉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加少傅。后改武英殿大學士。在其任京官時，就曾在故宅旁建園林，名“小適”。致仕回鄉后，再筑此園。因自以為一生的榮華都已享受，心滿意足，故題額為“真適”。園中有“蒼玉亭”、“湖光閣”、“款月臺”、“寒翠亭”、“香雪林”、“鳴玉澗”、“玉帶橋”、“舞鶴衢”、“來禽圃”、“芙蓉岸”、“滌硯池”、“蔬畦”、“菊徑”、“稻塍”、“太湖石”、“莫厘獻”等16景。各有當年文人墨客為它唱和的詩文。
    王鏊人閣拜相以后，其家人雖不出仕為官，卻也競相造園。東山的“安隱園”，就是其長兄王銘的宅園。王鏊仲兄王銎，則建有“壑舟園”，也在東山。其弟王銓則構“且適園”于太湖東橫金塘橋。王鏊的長子尚寶為其父在府城建“怡老園”，以為養親娛老；季子延陵將其“招蔭園”建于“真適園”之西；侄兒王學也建“從適園”于東山陸巷。這種兄弟子侄競相造園的風氣，在明代的后期十分普遍。
    (二)諧賞園——在吳江縣城西北，是顧大典的宅園。顧大典，字道行，隆慶問(公元1567～1572年)進士，官至福建提學副使，后自求解官，歸吳江故宅。其宅以東半為園，內建有“云蘿館”、“清音閣”、“美蕉軒”、“載欣堂”、“凈因庵”等建筑。臺榭池館雖非精麗，但以木石為人稱道：其古木“大者數圍，小者合抱”，其石“蒼然而澤，不露疊痕”，故有“勝甲一邑”之譽。在主人自己看來：“大抵吾園臺榭池館，無偉麗之觀、雕彩之飾、珍奇之玩，而惟木石為最古”。“偉麗、雕彩、珍奇，皆人力所可致。而惟木石不易致，故或者以為吾園甲于吾邑，所謂無佛處稱尊也。”“諧賞園”建成于顧大典外出為官之前，棄官后即以此作為燕樂終老之地。
    (三)弁山園及王氏園庭——“弁山園”，是明代萬歷初文壇領袖王世貞的園宅，位于太倉城內。王世貞，字元美，號風洲。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進士，官至南京刑部尚書。萬歷初，王世貞自鄖陽罷任歸，于太倉城建園墅。以《山海經》所載，弁州山為仙靈棲所，故慕而名園為“弁山園”，又自稱“弁州山人”。園占地70余畝，其外小溪渺渺，東為隆福寺，古寺巍峨。西有古墓，松柏古拙。再西為關帝廟，碧瓦雕甍。其南是鄉野腴田。園中平地起樓臺，城市出山林。全園土石，十之四中為山三，為嶺一。水十之三中有池，有灘，有溪，有瀨。建筑十之二中有佛閣二，堂三，樓五。書室四，軒一，亭十。竹木花卉無可數計，約略為十之一。其余還有橋道、石洞、巖磴、澗壑、流杯亭之類。王世貞自稱園中宜花、宜月、宜雪、宜雨、宜暑，四時變幻皆為勝絕。
    與當時許多官宦世家一樣，王氏兄弟子侄也各有園池，其中較著名的有其弟王世懋的“淡園”，其子王士騏的“賁園”。“淡園”位于“弁山園”東半里，面積僅“弁山園”的六分之一，樓臺參差，花木蓊郁，以花美、木美、泉美、石美、建筑美著名當時，人稱“五美園”。“賁園”在城廂鎮，內有“樂志堂”、“梅花庵”、“嬌雪樓”諸勝，也為一代名園。
    在我國古代，造園的歷史雖然十分悠久，而且幾乎每時每刻都有人或為園林作記，或為園主立傳，但真正為造園著書立說者，《園冶》的作者明代人計成可能為第一人了。計成，字無否，吳江人。自幼擅畫，最喜關仝、荊浩筆意，中年始以畫意造園，名聞遠近。后以自己多年造園心得編纂成文，這就是著名的《園冶》。書分3卷，分述造園要旨、園地屋宇的規劃設計、山石選擇以及借景等各個方面，不僅闡述了傳統的造園理論，同時佐以親身的經驗，附圖闡釋，使后人獲得許多具體造園操作上的借鑒。
    我國古代長期以來未出現《園冶》那樣的造園專著，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在我國古代，人們將世間萬事萬物，都歸為“形而上”之“道”和“形而下”之“器”。作為文人，他們的社會職責主要是“文以載道”，而造園技藝怎么說也只是“器”中的一部分，因此難以納入其考慮的范疇。我國古代的工匠，歷來又缺少文化，即便身懷絕技，也很難付諸筆墨，因而無法將其流傳于后世。其次，是鄭元勛提到的“園有異宜，無成法，不可得而傳也”，這應該說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因此計成在“興造論”中，首先提出了“三分匠，七分主人”和“第園筑之主，尤須什九”的觀點。所謂匠與主人，絕非一般意義上的工匠和園主。“主人”是指“能主之人”，用另一種解釋，似應指須有一定修養，具備必要造詣的設計者。這一觀點，在當時曾被不少人認同。說得最為明確的，要數人清之后的李漁了。他在《閑情偶寄》中說：“葺居治宅，與讀書作文同一致也。譬如治舉業者，高則自出手眼，創為新異之篇。其極卑者，亦將熟讀之文移頭換尾，損益字句而后出之，從未有抄寫全篇而自名善用者也。”正因為如此，《園冶》接著就提出了要“因地制宜”，整書從“相地”到“借景”，都圍繞著“因地制宜”而展開。僅就“相地”而言，園址有可選擇的，也有無法選擇的，前者指有權勢者，在選址時有相當大的自由度，或者有多處基址可選，那么環境如何，就成為取舍的先決條件。但更多的則是城中隙地，環境稍差而閑置著。在這種基址上造園，或許也就能真正體現出規劃設計者的高下工拙了。歷史上同時處于北京海淀的“米園”和“李園”，就是這方面最能說明的例子。“李園”極陳豪奢，可說是用金錢堆筑而成，而“米園”則巧妙地利用了海淀地勢低洼、一望皆水的特點。相形之下，其造園主持者的造詣修養，就表現得十分明顯了。《園冶》一書的價值，應該說并不僅僅局限于為造園所提供的種種手段，重要的是借各種具體的處理來說明某一種方法。誠如鄭元勛在題辭中所說：“予終恨無否之智巧不可傳，而所傳者只其成法，尤以未傳也。”如果不能理解計成的這種“因地制宜”的精神實質，即便熟悉了書中的各種操作手法，也不過與一般工匠無多大差別。
    與計成《園冶》幾乎同時，蘇州地區還有文震亨的《長物志》。文震亨，字啟美，長洲人。曾任中書舍人。他在晚年所著的《長物志》，是一部論述士大夫生活情趣的雜著，其中“室廬”、“花木”、“水石”和“禽魚”4卷，與造園有著密切的聯系。
除上述兩本屬蘇州地區的有關造園的著作外，江南還有不少與《長物志》相類似的著作。如陳繼儒的《巖棲幽事》、《太平清話》、林有麟的《素園石譜》、屠隆的《清閑供》、《考架余事》，高濂的《尊生八箋》等等。在這些著作中，包含著數量眾多對造園的見解，許多都十分精辟。這反映了文人，特別是明代文人對園林所具的情懷。
 
九、清代的“半城園亭”
    明清鼎革，雖然也曾造成經濟的破壞和文化的衰退，但由于清朝的統治者能夠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在南下進行統一戰爭之際，就有意識地拉攏漢族的士大夫階層，并在全國趨于安定之時，改變了人關后一味燒殺劫掠的政策，采取措施以恢復生產和緩社會矛盾。因此，到康熙初期，就已初見繁榮。江南因自古繁華，所以不僅醫治戰爭創傷的時間更短，經濟的恢復更早，而且還有繼續向上發展的勢頭。到康熙中葉以后，蘇州閶門內外已是“居貨山積，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璨若云錦。語其繁華，都門不逮”。(孫嘉淦《南游記》)有了發達的經濟作為基礎，然會帶動百業興旺，文化昌盛，造園之風也日益茲長。清末詩人袁學瀾在《蘇臺攬勝詞》中寫道：“茲自承平日久，閭井繁富。豪門右族，爭飾池館相娛樂。或因或創，窮汰極侈。”據清同治《蘇州府志》統計，直至當時，清代的府宅園林就不下130余處，而僅以花木峰石稍加點綴的小型庭院，更是遍布街巷，多不勝數，故有“城中半園亭”之譽，雄稱天下。至清代中后期，盡管國勢日衰，但對蘇州的影響并不太大，園林興建仍時有所聞，只是人清后隨著造園活動的普及，造成了園林風貌的雷同和程式化。
  此時期蘇州建造的名園有：
  (一)耦園——原名“涉園”，是順治年間保寧太守陸錦的宅園，位于城東婁門內小新橋巷。當時園宅基址僅11畝，東近城墻，三面臨水，南北進深有限，因此，興建時依慣例，將庭園布置在居宅之東，鑿池引水，以通園內。置“得月臺”、“暢敘亭”、“小郁林”、“觀魚檻”、“吾愛亭”、“藤花舫”、“浮紅漾碧”諸景，間以雜卉喬木，以佐四時風物；得“宛虹橋”、“浣化井”、“覓句廊”、“月波臺”、“紅藥欄”、“芰梁”、“貧笤徑”、“流香榭”八勝。但園景疏朗，‘‘無濃蔭繁葩壅障風月，更不令棟宇多于隙地”。春時開放，縱人游觀。袁學瀾有《涉園》詩云：“近山園林更面城，櫓枝帆葉記分明。卅年勝景虛尋蝶，數友春游入聽鶯。池館舊營廉石俸，兒童今識細侯名。云煙滿壁游仙句，眷屬依稀住玉京。，’園內楹聯亦寫道：“誰知太守山林之樂，時有群賢觴詠其間。”之后園主更迭，曾屬祝、沈、顧氏。清光緒時歸湖州人沈秉成。   沈秉成曾任安徽巡撫，棄官后攜夫人來此卜居，并增擴園宅。因為宅基所限，園林難以向東或向北拓展，故采用了府宅居中、東西兩園的格局。為使彼此間獲得聯系和呼應。又不產生對稱、重復之感，東園用廣池和黃石假山，西園置小池井泉和湖石假山；東園建敞軒“山水間”，西園設廳堂“織簾老屋”。采用一疏朗、一幽邃和一剛健、一婉柔的處理方法，使全園具有一種耦合互補、相得益彰的情趣，并改題園名日“耦”。同時，沈氏夫婦琴瑟和諧，林下優游，也與“耦”義相合，故又演繹出“耦園住佳耦，城曲筑詩城”的愛情故事。
    (二)織造署——絲綢織造，在我國有著極為悠久的歷史，而蘇州自古就是全國絲織生產的中心之一。從元代起，蘇州設立織造局，專門為皇室供奉織物。明清時期一直沿襲著，但衙署所在已非原址，于清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遷至葑門內帶城橋下塘，設總局。其址原為明宰相王鏊別墅，占地近50畝。經改造，建有廳堂、廨宇、機房、吏舍等400余間，規模宏大，體制壯觀。織造署除自設機房進行織造外，還兼管機戶和征收機稅。由于舊時府宅遺物尚存，所以在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于其西建行宮。康、乾二帝數次南巡，都駐蹕于此。行宮建有花園，林木蔥郁，樓閣連亙，曲池假山，別有幽致。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幸蘇，內侍將原置于留園的“瑞云蜂”移到此處，立于水池中央，周池環列配石峰10余座，如眾星捧月。咸豐十年(公元1860年)，織造署毀于兵燹。
    (三)依綠園——在蘇州洞庭東山。為隱士吳士雅所構，初名“薌畦小筑”，又名“南村草堂”。后由常熟陶子師題點，遂改名為“依綠園”，取杜甫“名園依綠水”之句。依綠園廣不過數畝，但踞于“武山”之麓。臨池面山，借景自然，俯仰之間，令人目爽神怡。園內置“水香”，飛挑于碧波之上。建“飛霞亭”，掩映于古桂、蒼松之間。立“欣稼閣”前覽水光天色，后眺層巒復嶺。建“凝雪樓”，俯瞰平崗梅花，燦然如雪。又有“桂花坪”、“芙蓉坡”、“錦鳩峰”、“鶴嶼”、“濮公墩”、“藤橋”、“薌畦小筑”、“花間石逸”諸勝，綴以曲廊、石橋、竹屏、短垣，平崗植松、竹、梅“歲寒三友”，曲折高下，有不盡之美。據徐學乾稱，園初建于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當時由“云間張陶庵為之疊石”，“鳥目山人王石谷為之圖”，因而園亭十分精美。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徐學乾“奉敕領纂修明史館職，給假南旋”，于是假吳士雅園“開館從事”。因與吳士雅父子交游甚密，而此時“依綠園”名初題，“故援筆而為之記”。民國時，園已圮廢，而池橋山石仍宛若桃源，之后廢為民田。
    (四)逸園——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孝子程文煥葬父于蘇州西磧山南麓，并于此建宅守墓。此處遠近高下能見九座山峰，初由蘇州名儒何義門(焯)提名為“九峰草廬”。其實這座所謂“廬墓之所”，乃是一座規模巨大的宅園，不久又由康熙時的進士邵北崖(泰)改題“逸園”。宅園右臨太湖，占地近50畝。宅前為廣庭，面對丘壑雋異，花木秀野。庭后植牡丹10余株。旁構小閣，名“花上”，后由朱彝尊改題為“寒香堂”。堂西偏之室，是程文煥的居室，稱“養真居”。草廬之東有“心遠亭”，亭北山崖上建3間小室，曰“釣雪槎”。西檐之外，廣植花木，下鑿石澗。其東有古杏一株。再東為“清陰接步廊”。又東是“清暉閣”。草廬之西，是“梅花深處”、“滌山潭”。潭上建“澡綠亭”架“盤倚橋”。往北過“芍藥圃”，有“白沙翠竹山房”。后園“山之幽”，遍植古桂，幽蔭蓊蔚。
    約60年后，在其孫程在山居此園時，又增“茶山”、“石壁”、“在山小隱”、“生香閣”、“騰嘯臺”、“鷗外春沙館’，諸勝。程在山夫婦去世后，為揚州江橙里所得，并更名“西磧山莊”。不久地方官又將其改為行宮，供乾隆帝于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南巡時駐蹕。回駕后，此園逐漸荒蕪。
    (五)燕園——在常熟城北辛峰巷。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由臺灣知府蔣元樞所建。園地面積不大，但能獨辟蹊徑，因地制宜，造出新意。辟“五芝堂”、“賞詩閣”、“三嬋娟室”、“天際歸舟”和“冬榮老屋”等14景。50年后歸族人蔣因培，再行擴建，延請著名的造園家戈裕良為之疊山。戈氏以虞山為藍本，用虞山所出黃石，在“五芝堂”前構筑假山。以鉤帶法起券筑洞，以大石為骨，小石綴補，對縫拼結，形成了宛若天成的大型假山。其最高峰“引勝崖”，狀若虞山劍門，氣象萬千。山南坡有澗水瀉出，水源山脈，極具自然之致。山下石洞內引入流水，上點汀步，猶如真山澗谷，故有“燕谷引勝”之稱。黃石假山之東南，疊有湖石假山，其上石峰玲瓏生動。兩山間相互對比，相映成趣。道光時，園為歸氏所得，后又出售。在售園時，園內題詠聯匾悉數攜去，不留只字。光緒時歸張隱南，故后又名“張園”。
    (六)怡園——在蘇州城中尚書里，一名“春蔭義莊”是光緒初浙江寧紹道臺顧文彬的府宅家祠中的花園。是地原為明代成化時吳寬的舊宅，光緒初顧氏購得后，由其子顧承及畫家任阜長等共為規劃，耗時7年方始建成。取《論語》“兄弟怡恰”之義，名園日“怡園”，也含“怡性養壽”之義。園在義莊之東，占地9畝，其中山水景物大多集仿當時蘇地名園，如園內復廊仿“滄浪亭”，水池效“網師園”，假山摹“環秀山莊”，洞壑擬“獅子林”，畫舫像“拙政園”，“面壁亭”法“網師園”等等，博采眾長，糅為一體。相傳造園之初，顧氏就曾宿于“春蔭義莊”數旬，以揣摩“環秀山莊”的疊山技藝。
   “怡園”的主體部分，由復廊分為東西兩部分。東部占地不大，但建筑密度較高，形成以“坡仙琴館”為主體的庭院組群。“坡仙琴館”西連“石室聽琴”，與北面“玉虹亭”構成以撫琴、聽琴為主題的小庭。內立石峰二，一如直立少年，一若傴僂老人，俱有聽琴之態。顧文彬稱：“生公說法，頑石點頭；少文撫琴，眾山相應。庭中石丈有如傴僂老人作俯首聽琴狀，殆不能言而能聽者耶!”“坡仙琴館”和“石室聽琴”之南，與四面廳“拜石軒”又構成一院，院中立巨石數峰，“峰竅嵌空如古樹倒垂，云霞橫出，幻為奇觀，故借以為名。”“拜石軒”南庭，遍植松柏、冬青、老梅、山茶、翠竹等，以示“經冬不凋，四季常青”，所以“拜石軒”亦名“歲寒草廬”。此外還有“玉延亭”、“四時瀟灑亭”、“留客處”等所構成的小院。西部以山水為主，水池居中，南構“鴛鴦廳”成為園中主體建筑。廳的南半稱“鋤月軒”，取薩都刺“今日歸來如咋夢，自鋤明月種梅花”之意。其南疊湖石花臺，植牡丹、芍藥、杉、桂、白皮松等花木，間以石峰。花臺之東，植梅數十。原來還畜養白鶴一對，所以“鋤月軒”亦名“梅花廳”。廳之北半名“藕香榭”，前辟露臺，近水遠山，是夏日賞荷納涼的地方，故也稱“荷花廳”。鴛鴦廳東由長廊與“南雪亭”相連，其北隔池與“金粟亭”互為對景。廳西有“碧梧棲鳳”、“舊時月色軒”和“面壁亭”諸勝，以游廊相貫穿。游廊西端，是臨池旱船“畫舫齋”，樓名“松賴閣”。池北筑湖石假山，山上重巒疊嶂，濃蔭翠色，與“螺髻廳”、“小滄浪”、“金粟亭”等交相掩映。“畫舫齋”西過月洞門，有“湛露堂”和小院，是居宅進入園林的入口。
    關于“怡園”的藝術特色，爭議較多。贊賞者以為，能廣泛吸取當時蘇州名園之長，融以往造園精華于一體，堪稱清代晚期園林藝術之精品。但也有人認為，縱觀全園，雖串珠綴玉，集仿名園，卻無其本身的特點。
    (七)曲園——為清末著名文學家俞樾的居所，建于清代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因位于住宅的西北角，地形呈曲尺形，而篆字中“曲．”字也被寫成“四”形，所以就根據花園的平面形狀命名為“曲園”。此外還有另外兩層較深的含義，其一是花園狹小，僅“一曲而已”；其二因當時正值俞樾罷河南學政之職，賦閑歸里，因此用《老子》“曲則全”之意，取園名為“曲園”，并自稱“曲園居士”。
    在此園的建造過程中，俞樾曾親自參與了規劃和設計。園中有“春在堂”、“認春軒”、“樂知堂”諸勝，而以“樂知堂”為園中的主體建筑。“樂知堂”有“知足常樂”之意，是當年舉行重要慶典的地方。“春在堂”是當年俞樾會友及講學之處。堂名源自主人中舉后，在北京皇宮保和殿進行復試時，答卷中的第一句話“花落春仍在”。這句話曾受到主考官的贊賞。堂后連一小軒，因園在西，而軒在南，故取自居易詩“認得春風先到處，西園南面水東頭”之意，題名為“認春”。軒北雜蒔花木，屏以小山。山雖小，也不乏巖穴、峰巒，山上有蹬道，其側設“牡丹臺”，建“回峰閣”。越小山，過石洞，其東用竹籬圍成小院，內作“艮宦”、“達齋”兩小屋，連以修廊。由“達齋緣廊”西行，折而南有環池小亭，名“曲水亭”。廊前一泓清水為“曲水池”。順廊再行至盡頭，又到“春在堂”。后來又在“春在堂”的西南，增建“小竹里館”。此園雖然不大，但兼有山水之勝，在當時也是一座很有特色的書齋園林。
    (八)鶴園——在蘇州城內韓家巷。光緒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觀察洪鷺汀始建，未成而轉售龐氏，不久又歸嚴氏，到1922年建成。以俞樾所題“攜鶴草堂”而名其為“鶴園”。園在住宅西側，園門南向，臨街作門屋5間。門內西北角出長廊，蜿蜒曲屈，連接四面廳與大廳、梯形館而貫通全園。廊墻之間，圍合成若干小院，內植雜花修竹，綴以峰石。園林中部建四面廳“枕流漱石”，其南與門屋遙相呼應，彼此間周邊布置花木，使之疏朗明快。北側與大廳“攜鶴草堂”互為對景，其間鑿池如瘦鶴狀，向南收細延長，有源頭深遠之感。水口處，架石板平橋劃分水面，消除了集中式水池布置的單調。池岸駁砌湖石，形成富有變化的石組群，以增加高低相差不大的池山峰石的層次。池西梯形館，形制別致，重檐歇山，平面梯形，豐富了園景的豎向造型。由于園地規模不大，布置較為簡潔，處理異于常規，周邊未予封閉，所以顯有開朗的特色。
    (九)聽楓園——光緒年間，曾任蘇州知府的歸安人、金石書畫鑒賞家吳云，在蘇州城中金太史巷購地建宅，并在居宅的東北角辟地為園，名“聽楓園”。該園以“聽楓山館”為中心，西接“味道居”、“兩孽軒”，東連“平齋”，將園地分劃為南北兩半。“聽楓山館”東南，疊石為山，上建“墨香閣”，并用墻垣相隔，形成山上的“墨香閣”與山下的“平齋”相向的獨立小院。南北建筑，高下遙對，構思奇特。自“平齋”出庭院，可沿石級上下“墨香閣”。閣西辟洞門通往鄰院假山，南折而西可循廊下山，亦可北折過小亭，沿石級曲折下山。“聽楓山館”前的庭院，大半用花街鋪地，游廊周邊間以小亭“待霜”、“適然”。假山之上，綠蔭扶疏，雜花掩映。北園在偏西北開鑿池堂。池北水榭，靜僻秀雅。池南筑土石假山，有逶迤小徑，錯落花木。池西長廊，間以半亭，可賞山水、池魚，為北部觀景佳處。全園緊湊，曲折幽深，以精致玲瓏見長。    
    (十)暢園——為清末小型宅園中山水處理上乘的作品之一。園在廟堂巷，西部是居宅，東南面巷辟門。門廳內是一方天井，對門是“桐華書屋”。由于書屋位置局促，便于其東西向將山面辟長窗，成為正立面，使人們循回廊過書屋時，園中景色就展現在了眼前。園以水池為中心，池形南北狹長，偏南筑低平的小島，用曲橋與兩岸相連。池岸多用湖石駁砌，參差錯落，繞有情趣。園內疏植花木，建筑沿周邊布置。“桐華書屋”東北出長廊，其北是六角“延暉成趣亭”，再北為“憩間”方亭。此亭構筑極有巧思，選用江南已很少見的懸山屋頂，步柱落地，前檐用垂柱，與其下短欄相呼應；亭內后壁裝大鏡，有畫舫情趣。又北置方形小屋，三面安合和窗，與“憩間”形成虛實對比。過小屋即為園林主廳“留云山房”前的露臺。露臺西端，自“留云山房”側室前設曲廊，向南與“滌我塵襟”相連。“滌我塵襟”是一座山面臨池的建筑，山墻滿裝合和窗、吳王靠。南出游廊外，砌粉墻，開漏窗。出半亭月洞門，其南是歇山“方亭”和湖石假山。山下構洞窟，山上建“待月亭”。可由方亭順曲廊上“待月亭”，也可人洞緣石級登臨。沿“待月亭”東的“爬山廊”下行，又能回到“桐華書屋”。此園建筑較多，但處理細膩，比例、尺度掌握較好，所以景物豐富而不凌亂，山石花木不多而十分精當。是為當時最為精美的小型園林。
    (十一)殘粒園——在蘇州城內裝駕橋弄。建于清末，為揚州鹽商居宅的一部分，1929年歸畫家吳侍秋。園在宅東，面積僅144平方米。因園地狹小，故取李商隱詩“紅豆啄殘鸚鵡粒”詩意，題名“殘粒園”。小園以宅后月洞門“錦窠”為入口，內以水池為中心。池岸駁砌湖石，石磯挑向水面，花壇、雜樹沿邊布置，錯落種植天竹、臘梅、桂花。墻面開漏窗數方，蔓以藤本植物。池西疊湖石壁山，下筑巖窟，穿窟磴道可上至山頂半亭“栝蒼亭”。此地既是俯瞰全園的觀景佳處，又為園景的構圖中心之一。此園在空間的組織上極為成功，利用半亭、假山、花壇、水池等的高低錯落，以及適宜的尺度，進行有機組合，使景物緊湊而富有層次。
    (十二)萬氏花園——位于蘇州城內王洗馬巷。始建于清末，曾為任氏所有，后歸萬姓。花園在府宅之東，北側有花廳為園中主體建筑。南鑿方塘“小墨池”，池北堆山，環以游廊、半亭，點綴花木，頗具清幽之致。花園東南，用復廊隔出一處為書齋庭園，深藏不露，極為雅致。園內書房居中，并作東西向布置；西部辟小庭，內植丹桂，綴以峰石。南北接游廊。東面是主體庭園，靠東墻堆土為小岡，上用湖石構筑花臺、樹池及巖洞。小岡南端建亭，可循斜廊通往書房，亦可沿石級磴進入山洞。因花園面積不大，所以書房出東西用長窗，以便出入園庭；南北兩山墻安半窗，做成四面廳的形式。這不僅令建筑變得空靈，避免了小園的壅塞局促，同時也使室內四面有景可觀。書房庭院雖小，但景物豐富，迂曲而有層次，加之建筑、花木、山石的比例和尺度適宜，使這一深宅之中的小園，顯得精美而富于變化。
    十、近代花園
    早在明代中后期，西方思想就開始進入我國，并逐漸傳播。進入近代社會，帝國主義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了我國的國門后，西方文化的沖擊更是異常強烈。一方面，是眾多有識之士有感于國家積弱不振，倍受外族欺凌，希望借助國外的民主思想來振興祖國，抵御侵略；另一方面，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列強在我國許多城市設立租界，開辦洋行、工廠，更直接地將西方的生產和生活模式帶人中國，從而動搖了千百年來的固有傳統。蘇州雖屬傳統文化積淀深厚的消費型城市，但普遍的社會傾向自然也會在人們的生活追求中有所顯現，尤其是地近上海這樣一個被稱之為“帝國主義冒險家樂園”的國際化都市，受其影響更為強烈。因此，除個別園宅由于自身的承傳關系和一定的社會條件，而繼續出現外，固有造園傳統的總趨勢已日漸式微。而受西方生活方式的影響，園宅建設中也有西洋因素的引進，出現了所謂“中西合璧”風格。這種園林形式的優劣姑且不論，卻是為發展了2000多年的傳統園林藝術注入了活力，給人以“新異”之感，只是因為時局所限，而未有更進一步的發展。此外，在“民主”和“民族”思想的影響下，我國的公園漸次在上海、北京、南京等地出現。蘇州也因經濟和文化都較為發達，所以繼上海之后，各城鎮也開始營建或改建公園。于是，蘇州近代的造園，可分傳統花園、新式花園和公園這三個方面來介紹。
    近代傳統園林
    (一)春在樓——是這一時期為數不多的按傳統方法營建的宅園之一。位于洞庭東山，為金錫之兄弟所建。金錫之早年受雇于上海某企業家，后人贅為婿。由于經營有方，且又繼承了岳丈的大筆遺產，遂成巨富。發跡之后，令其弟金植之在家鄉東山鎮附近，營建了這座豪宅，以光宗耀祖。
    園宅占地約5000平方米，居宅建筑，坐西朝東按傳統軸線布置。由于大門東向，故取“向陽門第春常在”、“春天永在，萬年長青”之意，題名為“春在樓”。大門之前是開闊的庭院和高大的照墻，入門依次為前樓、中樓、后樓和附房雜屋。樓廳之間用廂樓相連，并樓面前后溝通，形成了所謂的“跑馬樓”。整組建筑大面積使用當地傳統的磚雕、石雕和木雕，俗稱“雕花大樓”。門前庭院之南，為始建于明代的
老屋“親德堂”。“春在樓”北建有花園。
    “春在樓”花園面積近300平方米，東西狹長。內有假山、水池、回廊、曲橋。磴道蜿蜒，洞壑幽深。四時花木，參差布置。為擴大景深，利用了傳統的借景方法，在北樓加廊，亭上建閣，使建筑高下錯落；在起伏的云墻上，辟有13方漏窗，令園內外的景色相互關聯。
    (二)樸園——位于蘇州城北高長橋，是又一座采用傳統方式營建的園林。園主汪某是上海商人，1932年到蘇州購地建園。園林雖然仍以假山、水池為主，但作為主體建筑的四面廳及花廳等，已能看到近代上海仿古建筑的影響，體量小巧，不拘成法。園中花木也品種繁多，變幻豐富，使園景在蔭郁幽邃中增添了某種清新。
    (三)啟園——位于洞庭東山。建于20世紀30年代后期，大體也是傳統風格的園林。園址原為瀕臨太湖的魚塘洼地，東山商人席啟遜在此購地10余畝，又向太湖要地。填擴至40余畝。建園之初，由著名畫家蔡銑、范少云、朱竹云等，仿明代王鏊的名作《招隱圖》的畫境予以設計，寓意“臨三萬六千頃波濤，歷七十二峰之蒼翠”。園林的主體建筑，是兩層四面廳“鏡湖廳”，四周空曠開闊，能極目遠眺，收湖光山色于眼底。東面疊湖石“五老峰”，置“真竹假筍”。園中設有復廊，這不僅豐富了原來較為空廓的園景層次，而且使人在任何氣候條件下，都能觀覽游憩，所以俗稱“避陽弄”。如此種種，都體現了傳統手法的繼承。“鏡湖廳”前，繞有大池，名“轉湖”。沿湖駁岸用疏密相間的湖石擬動物造型，這種趣味在當時較流行。“轉湖”外臨太湖處，有小河長堤，堤中留有缺口，上架拱橋，這不僅將河水與太湖貫通，在當年又是園主坐汽船由太湖開來的人口。小河的一端通往“新樓”，即居宅。由此可見新的生活方式所產生的影響。整座園林在建筑、山水、花木的規劃上，構圖均衡呼應，配置和諧，而且疏朗明快，可以說是民國期間最為優秀的作品。
    近代新式花園
    (一)天香小筑——受西洋建筑文化的影響，蘇州此時出現了一些所謂“中西合璧”的新式花園，“天香小筑”就是其中較著名的一座。天香小筑位于蘇州城內人民路，為東山商人席啟遜于1933年所建。園宅占地共3畝6分。其西為住宅，平面作“回”字形布置。南面作“鴛鴦廳”，其后為天香小筑“品”字形排列的3幢2層樓房。主要建筑間用廊相連，圍合成院。屋角墻隅綴以花石。宅東花園占地約1畝5分，內堆土山，繞以長池。池周有曲廊、花徑、湖石、樹木。因山頂六角亭側，散列無數狀如各種動物的太湖峰石，所以當地人戲稱其為“百獸園”。
    (二)紫羅蘭小筑——位于蘇州城東甫橋西街，又名“周家花園”是著名作家、盆景藝術家周瘦鵑的宅園。其前身為書法家何子貞的“默園”。“九一八”事變后，周瘦鵑從上海返回故里，用長年的稿酬積蓄購得，欲從此放棄文筆生涯，以侍弄花木盆景自娛。1946年翻建舊屋，改造花園，新建了平房6間。中為“愛蓮堂”，是接待賓客之所。其西“且．住”陳列古玩。又有“寒香閣”。廂房“紫羅蘭庵”雜陳奇石。
堂東的“含英咀華之室”是主人的居室，1955年又在其上加蓋樓層，用作書房。還有六邊形的廂房“鳳來儀室”。園地以“愛蓮堂”為界，中分為東西兩區。東區以六邊形的花壇、女花神雕像及草坪構成了迥異于傳統園林的風格。其間散植素心蠟梅、天竹、白丁香、垂絲海棠、玉桂、塔柏、柿樹、白皮松等，也引入了許多未見于傳統園林的樹種，但園中有梅丘及諸多樹樁盆景作為點綴，又使人們看到了傳統園林的要素。西區主要有展示金魚的“魚樂園”陳設盆景的露天展館以及花繁葉茂的紫藤棚架。同樣也以小榭“梅屋”湖石“五岳起方寸”及荷池等景物，體現了與傳統園林的聯系。
    近代公園
    自1868年上海在黃浦江與蘇州河的交匯處，興建了被人稱作“公家花園”的外灘公園以后，就揭開了我國近代公園營建的序幕。然而這座公園只向外國人開放，華人不得人內。對此，國人倍感憤怒，除表示抗議外，也開始在一此城市中將過去的園林、公眾游憩的名勝改造為公園，或徑直建造屬于國人的公園。蘇州的公園大多出現于民國時期，其址一般多為舊時名跡，遭長期荒廢而成為城市隙地。其造園形式則不盡相同。
    (一)蘇州公園——俗稱“大公園”，占地64畝。其址相傳是春秋吳城的子城，之后為歷代郡守衙署。元末張士誠稱王，在此建王府。后來朱元璋滅張士誠，將此焚毀，故又被叫作“皇廢基”。辛亥革命后，人們倡議在此建造公園，題名為“皇廢基公園”。1920年延請法國造園家進行規劃，其中部為圖書館，是一座兩層西洋建筑。公園正門朝南，入門有中央花壇及噴水池，為軸線對稱的西洋風格。園北開鑿蓮花池，上架朱欄曲橋。池北堆土為山，建蘇式六角亭，周圍遍植楓、櫸、櫟等紅葉喬木，雜以松柏，并用杏樹、櫻花、海棠、山茶、桂花、梅花、玉蘭等點綴，呈四季不同的景色，有我國傳統園林的旨趣。再北植草坪，周以常綠樹種，與英國自然風景園的風格相近。草坪東面設水禽館和桃林，館后建音樂臺，其間用竹林相隔。池北l臨水是茶室，名“東齋”。其南布置花房苗圃。水池東南及圖書館北，各有花廊棚架，架薔薇、紫藤、葡萄、牽牛花、常青藤等攀緣植物。園西南建“西亭”和電影院。20世紀30年代，又在園北立西式方亭和紀念石碑。抗戰時碑廳及圖書館被日寇炸毀。勝利后，園中建康樂館，名“涵社”。1947年，“皇廢墓公園”更名“吳縣中山公園”，并在蓮花池東建“裕齋”，辟為“前進圖書館”；北部建“葉楚傖紀念坊”，又重新綠化公園。20世紀50年代后，公園又經改造，其風貌也因之有所改變。
    (二)亭林公園——坐落于昆山馬鞍山麓，也是民國初年興建的。是地原為“慧聚寺”舊址，還有明代文華殿大學士顧鼎臣的“崇功專祠”及鐫刻著林則徐手跡楹聯的“林跡亭”等古跡。自辟為公園后，對被劃人園內的農田、山地作了綠化和規劃，不僅使公園疏朗自然、綠蔭蘢蔥，更將各古跡名勝有機地組織起來，成為既有人文景觀又有自然風光的公眾游憩之地。1939年，為紀念元末詩人顧仲瑛，由葉恭綽等人組織了“顧園遺址保管委員會”，對顧氏在昆山正儀的故居進行了修葺。但不久，又將一部分遺物移至亭林公園，其中有非常有名的“天竺千葉蓮”(即并蒂古蓮)。之后又引入了被譽為“天下無雙獨此花”的瓊花，陳設著名的觀賞石“昆山石”，并被譽為公園乃至昆山的“三寶”。新中國成立后，園內又建造了顧炎武紀念館，以陳列清代思想家顧炎武的史料、史跡，從而進一步豐富了公園的人文內涵。
    (三)吳江公園——位于吳江縣城松陵鎮。此處原有一座被當地稱為“松陵八景”之一的“七陽山”，原系清末鎮上居民用碎磚瓦、垃圾及疏浚市河玉帶河時所出的淤泥堆積而成。1923年，城中紳縉提議在此建造公園，后因經費不足而擱置。1934年，縣長徐幼川決定將“七陽山”，及其周邊共28畝土地辟為公園，相繼開始了筑圍墻，鋪園路，綠化園地，建中山紀念堂，修四面廳，造“息樓”、亭構，以及在四面廳前鑿池堆山、安置噴泉等工程，取名為“吳江公園”。1937年，又為已殉難的早期國民黨黨員錢滌根樹立紀念碑。抗戰時遭日軍破壞，勝利后雖加修治，但依然荒涼殘破。直至20世紀50年代之后，再加修整而使公園重現生機。
    除了上述蘇州地區的幾個城市相繼建造公園外，還有不少城鎮也有公園建設活動。如太倉的“游憩山莊”(后改名)，常熟的“虞山公園”，澤的“震澤公園”等，就連隸屬于昆山的巴城鎮，也建有“巴城公園”。由此可見，當地的近代造園文化的普及和領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