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長卷，我以自覺起筆，以自驅行墨，以自在留白，將一生起落，描繪成一幅未竟的寫意。

　　人生的前20年，我是在幼稚和懵懂的妄想中走過的。

　　生于戰亂，在“放養”的狀態中，我看了不少歷史、文學，包括武俠小說之類的“閑”書，滿腦子都是“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英雄夢，心心念念想走文學道路。中學時，我已在《文匯報》和《亦報》上發表過不少“豆腐塊”文字。可我是家中長子，父親說學工科才能養家糊口。于是，在父親的堅持和姑姑的推薦下，我于1952年懵懵懂懂考入南京工學院（今東南大學）建筑系。

　　當時的我，連建筑學是什么都不知道，也沒有美術基礎。與受過良好美術訓練的同學相比，我就是個“菜鳥”。繪畫第一課，我握著鉛筆的手，顯得很僵硬。

　　但我不服輸。大學的前兩年，我幾乎把所有時間都用來死磕素描和水彩。元旦前夜冰冷無人的教室，盛夏家里燠熱的亭子間，都留下了我埋頭畫畫的身影。很多次在外面寫生被制止，說我“形跡可疑”，但我“屢教不改”。最離譜的一次是在從學校回上海的夜車上畫畫，因為乘警干涉而我態度不好，被帶到列車警衛室關了半夜，到站后還以“屢犯”的罪名被押解到上海北站派出所，好在一位獨臂的所長只看了我一眼，就把我放了。

　　現在想來，最初的癡迷與其說是愛上了建筑，不如說是骨子里“不想認輸”的勁頭在支撐我。有意思的是，當你為一件事投入全部心力時，愛會悄然生長。在征服那些色彩、線條和光影的過程中，我漸漸發現了建筑學的魅力——不僅是工程技術，更是空間與美的藝術創造。曾經模糊不清的建筑世界，在我眼前慢慢清晰起來,我愛上了這門學科。

　　真正讓我把建筑當作一生事業的，是時代的熱潮。

　　新中國成立初期，整個國家都洋溢著蓬勃向上的氣息。作為建筑學子，我知道盡管中國有數千年的輝煌歷史，但在現代建筑話語體系中，我們的聲音太微弱。我多想讓中國建筑重新站立在世界舞臺中央，讓中國建筑堂堂正正走向世界。1961年，在北京工人體育館現場觀看世乒賽，中國乒乓球隊奪得男團首冠，我心潮澎湃，腦海里突然萌生出要用我的專業在世界建筑賽場上為中國“奪冠”的想法。

　　1956年畢業后，我先后被分配到國家建委中國建筑科學院籌建處和建工部建筑科學研究院工作。三四年間，我參與了人民大會堂、國家歌劇院、國家體育場三個項目的方案設計（后兩個項目都只做了一輪設計便中止），參加了南京長江大橋橋頭建筑全國設計競賽和古巴吉隆灘勝利紀念碑國際設計競賽，還承擔了不少國家級科研項目。業余時間，我練畫，看書（包括文藝、美學、音樂、繪畫發展歷史和評論的書籍），泡圖書館（建研院圖書館的建筑藏書堪稱全國之最，能看到國外最新的原版書籍和期刊），整日沉浸在從傳統到現代、從東方到西方的建筑世界里。短短幾年間，我的視界和格局有了明顯提升。

　　就在我對自己出道的專業水準充滿自信、以為能在專業上大展拳腳時，時代風云突變，專業工作全面停頓，而我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旋渦中。

　　1970年，我從北京被下放到山西臨汾，工作與生活發生了很大變化。無法預測未來，能做的只有修煉內功，為不確定的未來做準備。我邊看書邊找項目。沒有大項目，就做小項目；沒有公共建筑，就做“五小”工業廠房（小煤礦、小化肥廠、小水泥廠、小鋼鐵廠和小機械廠）。我人生中第一個建成作品，就是位于臨汾的解放軍某部的一座公共廁所。漸漸地，我參與了一些中小型工程。盡管投資很有限，我還是想方設法實現自己的建筑構想，并在一個個項目的落地實施中，夯實了施工圖繪制和解決工程問題的綜合能力。離開臨汾時，我已經有了自信，無論項目多大、多復雜，應該沒有我解決不了的困難！

　　1981年，從臨汾調到浙江杭州。隨著設計的杭州黃龍飯店以及加納國家劇院、馬里共和國會議大廈等項目的陸續建成，我迎來了創作黃金期。

　　黃龍飯店的方案，前后做了整整一年，一共進行過三輪評選。另外兩個非本土團隊的設計水平都很高，酒店設計的經驗也比我們多。我們之所以能夠拿下這場競賽，不全是因為技術，更是中國“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哲理啟發了我們。黃龍飯店坐落于西湖景區與老城區之間，我們不希望建筑像一堵高墻切斷城市和風景區的空間聯系，而是把風景區、自然、城市與建筑作為一個整體考慮。于是，我借鑒中國繪畫的“留白”手法，采取單元成組分散的、具有空間滲透性的方案，讓酒店建筑與周圍的自然環境、江南的地域文脈和中國文化精神和諧共生。有建筑界前輩評價，黃龍飯店的設計指出了一條新路，我想，這條新路就是中國建筑師的自主創新之路。后來，我設計了加納國家劇院和馬里共和國會議大廈，讓“中國設計”登上了世界建筑舞臺。

　　1992年，我辭去行政職務，專心做設計工作。3年后，我到了退休年齡。正處在創作活躍期，我很珍惜來之不易的創作環境，暗下決心：不論有什么困難，都會把創作生涯繼續下去。

　　2002年，我67歲，偶然間在報紙上看到一則建設部有關“扶優扶強”的政策報道。這根“救命稻草”，讓我在政策和國有大院扶持下，創辦了混合所有制的建筑設計研究所——“筑境設計”。創業之初，缺項目，沒團隊，就連60萬元啟動資金都是向大院借的。許多人覺得我瘋了。我走了過來，并工作至今。

　　在新世紀的20余年里，我仍在不斷更新自己的作品清單。我希望用作品說話，并且是用作品說中國話，用建筑講中國故事。幾十年的建筑實踐和理論研究，讓我在談“讓中國建筑堂堂正正走向世界”時，有了更多底氣。

　　我堅持以“全華班”組合參加國際設計投標。通過多次與國外頂級建筑師同臺競技，我認定，“中國制造”的本土建筑師，完全可以走出一條自己的路。《程泰寧建筑作品選》已由國際知名出版機構以世界大師系列出版；加納國家劇院的建筑形象曾印上該國貨幣“賽地”，這個項目還和埃及金字塔、法國巴黎圣母院、中國長城等180多個建筑一起，收入西方出版的科普讀物《世界建筑地圖》；2022年通車運營的杭州西站被網友拍成視頻發到了海外社交平臺上，播放量超百萬，數千位網友留言，他們對建筑的未來感、科技感感到驚訝，贊嘆不已……

　　在建筑創作以外，我一直關注中國建筑理論的建構。2008年，我重返母校，2009年，成立了東南大學建筑設計與理論研究中心，并以建構中國自己的建筑話語體系為宗旨。我一直覺得建筑創作中的同質化、西方化傾向比較突出，“被人同化而不自知”。只有在“破”“立”之間建構自己的話語體系，才能真正走出西方“現代性”的牢籠，展現自己。我提出“科學為術、自然為道；技藝為術、人文為道；語言為術，境界為道；道術相長，轉化創新”，這成為“中心”團隊正在編寫的《境界·意境·語言——中國建筑理論體系建構》一書的基本思想。希望這樣的思想不僅對中國建筑師的“守正創新”有所助益，也能為世界建筑的碎片化問題提供一種中國思考，為世界文化發展貢獻東方智慧。

　　人生如遠行，回望來路的溝溝坎坎，幸得有自覺、自驅、自在相伴。

　　自覺，是我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萬千道路中選擇了自己的方向。對我來說，自覺就是“一生只做一件事，把建筑做到極致，讓中國建筑堂堂正正走向世界”。

　　顯然，這只是個方向，既沒有具體目標，也沒有終點。我心中的遠方，一如天邊的云霞，永遠吸引我向它靠近卻從不妄想抵達。已有的成就、頭銜和榮譽都不過是路邊記錄里程的標石，一閃而過；而自覺，卻讓我在幾度無路可走、面對多次“入仕”“下海”邀約，以及當下建筑業諸多困境時，仍然堅持朝著心中的方向擇路而行。

　　時至今日，我依然每天上班，依然要畫草圖方案，要操心建筑完成度并全程把控。許多人對此不相信也不理解，謂我何求？我想這就是“自驅”的力量吧。我這人從小就有股“撞了南墻也不回頭”的勁頭，只要認準的事，就會一直做下去，而且相信能做到最好。這種信念，為我提供了不斷前行的動力。

　　最近，一位朋友在書上了解我的一生經歷后，在網上發文感慨：“幾十年的奔波、辛勞（應該還有挫折），竟然在他臉上、身上看不出一絲痕跡”。我想，這應該歸因于我一向“自在”的心態吧。因為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就會保持精神上的超脫，就會在看清并看淡現實的種種后，依然持守著內心的平靜與韌性。不囿于困境，不在意“風評”，做自己能做的，改變可以改變的，并將無法實現的部分，沉淀為滋養未來的智慧。

　　我想說，“自在”也源自“愛”與“感恩”。一路走來，家人、師友、一些同行和學生都在護持著我，他們在我周圍織就了一個充滿溫馨和愛的空間場，讓我感受到溫暖與光明，感受到寧靜與自在。

　　我一直很欣賞辛棄疾的詞：“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也曾寫下“跳出三界無掛礙”“笑對青山譜新篇”的詩句，抒發我對“自在”的追求與向往。

　　自覺、自驅、自在，交織在一起，組成了我的生命狀態。

　　建筑如人生，人生如建筑。都需要在不確定中尋找確定性，在變化中把握整體的平衡。

　　生命是流動的。有人隨波逐流，有人逆流而上，而我，選擇在流動中尋找自己的形狀，在行走中成為自己的樣子，用一生所學回饋社會，綻放自己。

　　（原標題：自覺 自驅 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