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初，《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首次提出“規劃建設一批國家文化公園，成為中華文化重要標識”。2019年，《長城、大運河、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對國家文化公園的功能和建設內容進行了明確規定，成為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重要遵循。2020年，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將黃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納入“十四五”規劃文化建設之中，自此形成四大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布局。

　　突出國家主體性，加強頂層設計。建設國家文化公園是基于國家發展戰略需求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國家推進實施的重大文化工程。因此，作為一項國家工程，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應堅持國家站位、突出國家標準。一是建設上，在國家層面進行頂層設計、謀篇布局。強化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管理體制，在法律體系、組織管理、空間規劃、經費預算、機構人員、激勵督察等各方面體現國家意志、國家行動，建立國家文化公園的制度基礎。二是內涵上，突出國家代表性。國家文化公園的“文化”是能夠代表國家形象、彰顯中華文明的文化，是中華民族普遍享有、共同認可的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象征和情感樞紐，應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發展方向，加強長城文化、大運河文化、長征精神、黃河文化的系統研究，從國家精神、國家價值、國家形象層面理解和闡釋國家文化公園的文化內涵，呈現中華文化的獨特魅力。

　　強化文化首位性，彰顯文化特色。高質量建設國家文化公園的基礎是對中華民族文化基因的深刻理解和挖掘，應突出“文化”的首位性，強化核心引領作用，堅持保護優先、強化傳承和文化引領、彰顯特色。一是梳理文化資源，重視遺產保護。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應嚴格落實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方針，加快統計、分類、評估與定級，編制文化遺產資源保護利用名錄，建立權威、統一、動態的國家文化公園文化遺產數據庫。二是突出活化傳承、合理利用。文旅融合是國家文化公園活化傳承文化資源的重要路徑。應將國家文化公園建設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當地發展實際，推動文旅產業與地方特色產業、城鎮建設、現代農業、傳統工業、體育健身等業態融合發展，發揮文化和旅游產業對城市更新、鄉村振興、產業轉型的引領帶動作用，形成區域發展新模式。三是堅持國家標準，兼顧特色。文化生態具有特殊性，應在堅持國家建設標準的前提下，根據國家文化公園沿線城市的文化風貌、文化水平及文化發展需求，研究確定特色鮮明、差異化明顯的發展路徑及方向，避免同質化發展。

　　提升公園載體性，增進民生福祉。國家文化公園實施公園化管理運營，是一種全新的、具有特定開放空間的公共文化空間形態或載體，應與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深度融合，注重社會公益，保障所有人享有平等的參觀和游覽權利，推進開放共享。一是促進生態修復，打造居民綠色生態休憩空間。充分發揮國家文化公園公共服務的功能，合理規劃、設計和建設管控保護區，加強國家文化公園及周邊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優化，提升公共文化空間品質。二是豐富文化產品和服務，打造居民文化消費體驗平臺。抓住新基建發展機遇，依托文旅融合、數字再現等基礎工程，加強與5G、沉浸式體驗、大數據技術、人工智能等新興前沿科技結合，創新文化展示、體驗和消費方式，滿足數字化時代民眾對多元化、智能化的文化產品與服務的需要。三是創新文化展覽展示，打造文化教育、研究、傳承平臺。加強文藝創作，深化文旅融合，分門別類、因地制宜在四大類主體功能區建設一批研學基地、博物館、紀念館等，使其成為中華文化及精神教育、研究、傳承的重要平臺。

　　推進治理現代化，提供中國方案。國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是“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之一。國家文化公園是我國首次提出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實踐和探索。作為一項系統化工程，其建設是立足我國國情，在公園管理體制機制領域的全新探索，是國家文化治理的創新實踐，有望為政府治理模式變革貢獻中國方案。一是應加快推進國家文化公園相關立法論證和地方性法規出臺，修訂完善長城、大運河、長征、黃河等法規條例，建立健全相關文化法律法規體系。二是完善管理機制，構建不同區域、不同部門、不同產業間協調合作的制度體系和管理架構，切實提高政策實施的適應性與有效性。三是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通過業態創新、路徑創新、監督機制創新，鼓勵社會力量和人民群眾成為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積極參與者。四是創新國家文化公園的傳承傳播機制，建設具有國家文化公園特色的視覺形象識別系統和文化傳播系統，以國家文化公園為載體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構建中華文化傳播和國家文化治理的話語體系、理論體系。

　　（作者為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發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