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敏先生寓所的窗外，有兩個花園。一個向東，謂之：東花園；一個朝南，謂之：南花園。其中,東花園是她精心蒔弄過的，她為之還寫過許多優美的詩句。《清晨,我在雨中采花》，即是其中的一首，以此為題的同名詩集，近年已在香港出版。而這首詩，即得之于她的花園。

[荷蘭] 安布羅修斯·博斯查爾特《鮮花靜物》 1614年

　　這是秋風很強勁的某個黃昏，站在東花園中。繁茂的薔薇，雖然沒有了花的燦爛，卻依然綠得深沉。北面，有一簇金銀藤，花尚剩三二，香自然已遠去。腳下,是一片貼地的野草，鄭先生語出驚人地說：“這下面是一片郁金香！”這是她參加荷蘭詩歌節的紀念。據說，在開花的季節，它們是花園中最醒目的一群：紅的如燃燒的火苗，黃的如揮動的手絹，而黑的更名貴，一如沉靜的黑紗……而現在，遠不是它們輝煌的季節。花園里，有半人多高的月季花在開放著，它們全然沒有春的嬌媚，夏的熱烈，有的，只是秋風中的孤傲；一枝與另一枝，保持著距離站立。雖然昨夜刮了一夜大風，今天又是整整一天，但它們卻極頑強地挺著花朵站著。滿身的刺，堅硬如鐵，表示著它們的不亢不卑。

　　整個花園，用粗木亂棒圍成，頗有些野趣。鄭先生很心滿意足地站在園中，仿佛一個很“富有”的主人。她說，她愛花，是和她一生的經歷與記憶有關的。比如，金銀花就屬于她孩提時候的記憶。在西南聯大上大學時，她曾在昆明的野地里，看見一種叫白菖蘭的花。對她，那是青春的象征。以后，許多年許多年她再也未曾見過此種花。直到不久前，她竟然在北京的花店中，見到了這種潔白如玉的菖蘭，她說她當時差一點就流出了淚水。

晚年的鄭敏先生

　　鄭敏與童詩白先生伉儷回國后，一直住在清華園。童先生執教于清華大學，鄭先生則長期在北京師范大學任教。她曾最喜歡師大園中毛澤東主席巨型石像西側的月季。據說，那還是從輔仁大學繼承下來的，多有名貴品種。在開花的季節，總少不了鄭先生賞花的身影。可是，在那荒唐的十年中，這些月季卻也曾遭受過滅頂之災。那是“工宣隊”進駐師大之時，在威風凜凜視察全校之后，“工宣隊”認定，在毛主席像前種花栽草是很不革命的，遂命令統統拔掉，并種上白菜等等。自此，鳥語花香自不復存在，且因每日施肥不止，而將該區域弄成一片臭氣籠罩。

　　其時，鄭先生自顧不暇，大約是無余力再去種花弄草的。南花園中，原有一株葡萄，不料在尼克松訪華時，卻被有關部門勒令拔去，據說是葉蔓之下，容易隱藏壞人云云。鄭先生還喜歡音樂，在她用英文打字機工作，也被懷疑是為敵特發報的歲月里，她依然敢在“革命老太太”隨時可能破門而入的情況下，偷偷地傾聽貝多芬。那美到極點的音樂，使她痛苦不堪的靈魂，得到了些許的安寧。此時，音樂是她的精神花園……

　　鄭先生家中，在三四只花瓶里，都插著鮮花。有的還鮮艷欲滴，有的卻已近枯萎。鄭先生說：“詩和哲學構筑了我的精神世界。”她把她的詩神，喚作愛麗絲。愛麗絲伴她走過了青春，她的苦難深重的中年，而今天，愛麗絲又給了她神奇的力量，寫下了許多真正的詩。鄭先生從來不覺得老已將至，她只知道：“詩和藝術，是不知道年齡的。”在她的心目中，愛麗絲是一個非常寧靜、安謐的小女孩，任何風雨也不能傷害她。鄭先生把能幸運地從那十年里活下來，歸功于愛麗絲的保護。是她的詩神領她從空中俯瞰這瘋狂的下界和受難的人民。留在大地上的，是她的軀殼，而她的靈魂，則與愛麗絲朝夕相伴，在一片澄徹寧靜之中……

　　出門左手，就是南花園。鄭先生說，因為這里長著一棵大樹，幾乎種什么都不成。于是，她把這里稱為自然植物保護區。即使如此，在早春里，淺藍的二月蘭也會碎碎地開滿一地，白色的、紫色的丁香花會香飄數樓……

　　“我把這個花園交給了上帝。”鄭先生身穿蠟染花布衣裳，天真地說：“上帝是我的園丁！”      1993.9.23

　　一九三九年的鄭敏考進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原想攻讀英國文學，但在注冊的那一瞬間，忽然改進了哲學系。她自述原因是：“深感自己對哲學幾無所知，恐怕攻讀文學也深入不下去，再加上當時聯大哲學系天際是一片耀眼的星云，我心想，這真是千載難逢的天象……” 在同一篇文章中，鄭敏認為在聯大的四年中，馮友蘭的“人生哲學”與“中國哲學史”、湯用彤的“魏晉哲學”、鄭彤的“康德”、馮至的“歌德”是構成自己知識結構的梁柱和基石。在另一篇文章中，她加上了馮文潛的“西洋哲學史”。

西南聯大時期的鄭敏

　　西南聯大人在講到西南聯大的精神時，往往脫口而出就是“自由”二字。何兆武說這個“自由”外延很廣，也包括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能。與鄭敏同一年入校的何兆武，進的是土木工程系，以后幾乎每年輾轉一個系，中文系、外文系，一九四三年畢業時，他是歷史系的在冊學生。他曾問哲學系的女同學顧越先：“女同學學哲學的很少，你為什么上了哲學系？”顧的回答是“想知道人生的意義是什么”。

　　想解決人生問題的人很多，但真正進入哲學系的人卻極少。而女生，則少之又少。從西南聯大一九三九年哲學心理學系注冊名單看，全系新生只有區區十二人。 至一九四三年畢業時，減為七人（王啟文、鄭敏、彭瑞祥、曾本淮、馬啟偉、張精一、馬德華），必須注明的是，這七人中有五人為轉系而來。因此，從入學至畢業始終堅持在此系的，只有兩人：鄭敏與王啟文。王啟文是學心理學專業的。從畢業名單上推測，鄭敏是惟一的女生。

　　顧越先是鄭敏同系、同年的好友。但從哲學系畢業名單看，并沒有她的名字。或是轉系，或是失學，原因不詳。顧越先的父親顧壽頤是清華第一屆學生，與梅貽琦同學。她在九十歲時曾回憶聯大歲月的趣事：她和同屋的鄭敏為了上課不遲到一路小跑，看見前方有一先生也在奔跑，定睛一看，正是教“西洋哲學史”的馮文潛教授。于是，師生次第揮汗奔跑，成為美好的一景。

　　鄭敏、顧越先都曾回憶馮友蘭的“人生哲學”課，給自己帶來彌遠的影響。還有一例：吳訥孫(又名鹿橋）曾對李賦寧說，在聯大二年級（一九三九年）時，有一時期感到生命空虛，毫無意義，準備結束自己的生命。但忽然想到要最后拜訪一下馮友蘭先生，請教人生的真諦。經馮先生一席開導，吳訥孫改變了消極厭世的思想，從此發奮讀書。吳訥孫一九四二年從外文系畢業，在一九四五年，他完成了一部六十多萬字的小說《未央歌》。小說以西南聯大和昆明的風光民俗為背景，時間大致為一九四零至一九四三年之間（正是鄭敏在校期間），故事主角伍寶笙、余孟勤、藺燕梅、童孝賢……

馮至

　　鄭敏在聯大期間開始寫詩，影響她最大的是馮至。她在《恩師馮至》文中寫道：“在國內，從開始寫詩一直到第一本詩集《詩集：1942—1947》的形成，對我影響最大的是馮先生。這包括他詩歌中所具有的文化層次，哲學深度，以及他的情操。” 鄭敏寫詩的觸媒，應該就是一九四二年五月馮至《十四行詩》由桂林明日社出版之時。與西南聯大時期活躍的詩人們不同，鄭敏的詩歌處女作發表較晚，是在抗戰勝利后的天津《大公報》文化副刊上，馮至是主編。因此，在聯大期間，鄭敏的詩歌創作僅限于一個極小的范圍，既少為人知，在同時期的文學社團中，也似乎鮮見她的身影。

　　鄭敏第一本詩集《詩集：1942—1947》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在1949年4月上海出版

　　冬青文藝社是西南聯大“最活躍的團體之一”，且“活動時間最長的一個” （杜運燮語），社員中有穆旦、巫寧坤、汪曾祺、蕭珊、劉北汜等，在杜運燮一九八四年寫的《白發飄霜憶“冬青”》的文字回憶中，并沒有鄭敏。穆旦、杜運燮、鄭敏和袁可嘉四人，作為西南聯大的代表，在一九八○年同被輿論列入了一個叫“九葉派”的詩歌流派。與另三人在校期間就以詩名橫行不同，鄭敏的詩，起步于昆明，在抗戰勝利后進入詩壇，直到1948年浮海赴美留學。

　　鯤西（王勉）一九三八年畢業于蒙自時期的社會學系，他曾寫過《西南聯大與現代新詩》一文，內中對聯大詩人群體進行了一一簡評，如馮至、卞之琳，對穆旦著墨尤多。也提及了聞一多、杜運燮、趙瑞蕻，甚至燕卜蓀、溫德和翻譯燕卜蓀《南岳之秋》的王佐良。甚至提到了現在已經被人忘卻的詩人周定一的《南湖短歌》。但對鄭敏，沒有提及，未置一詞。

　　王勉說：“抗戰八年在昆明，我已卒業并在廣播電臺工作，但和聯大的師生保持密切關系。而我怎樣得識馮君培先生（詩人馮至）已不記得了，這時馮先生的《十四行集》由陳與元任主編的明日社從桂林運來，書是用土報紙印的，我得了一冊并寫書評在電臺播出。自此我以晚輩的身份成為馮先生家中的常客。和我社會學系師長若吳景超師、潘光旦師不一樣，馮先生給予我的啟迪是在文學與藝術這些領域，聽他講歌德、里爾克，尤使眼界大開的是為我展示德加（Degas）的畫冊。這是我首次領略西方美術的紛繁的美。” 王勉與馮至相識并交往的時間，恰與鄭敏在詩歌上開始寫作并緊隨馮至同時。

　　鄭敏晚年寫過不少詩歌理論上的文章，但對自己的身世寫得不多，甚至可以說是很少。從現在能檢索的西南聯大人的回憶中，可能因為鄭敏在校園生活中的不活躍，有關她的回憶，也是極少的。對自己的身世和家人，她采取了能省則略的態度。所以，要知道她的當年狀況，只能采取旁征的辦法。

　　我之所以引用王勉先生的回憶，首先因為他是畢業于西南聯大的當事人；其次，更重要的是，他正是鄭敏的長兄。但在鄭敏的回憶中，找不出直接論據，而王勉也極有意思，似乎兄妹間有過直接的約定，或是有間接的默契。于是，在王勉諸多涉及昆明年代的文字中，絕口不提鄭敏其名，遑論挑明兩人之間的關系。鄭敏對于昆明年代，也有文字，但不多，不多的文字，主要是懷念當年的老師。對這位同時生活在一地的胞兄，也未著點墨。

　　王勉晚年以鯤西的筆名，寫了很多回憶清華以及西南聯大的文章，頗得好評。他在一篇文章中說：“我沒有目睹西南聯大的建校。一九三八年卒業后由昆明經貴陽北上重慶，找到我的第一個職業崗位。三年后重回昆明，聯大已是校園完整的大學，我也因此沒有趕上聽錢鍾書先生的講課。但我卻看到了聯大錄取的第一屆學生。” 看到這里，不禁莞爾，仿佛話到了嘴邊，又吞了回去。鄭敏不正是一九三九年錄取入學的第一屆學生嗎？！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他在《文林街上的教授身影》中寫：“文林街恰如山陰道上，往來人多，你上街總會碰到熟人的。有位哲學系女生告訴我她上湯用彤先生的魏晉南北朝佛教史，湯先生個子矮小，又是平頭，一身布衣，研究佛教哲學，真像一個出家修行的人。但有一次她看見湯先生在文林街面館吃鱔魚米線，覺得很滑稽。” 看到此，啞然失笑，那個“哲學系女生”覺得“很滑稽”，是因為“文林街面館的鱔魚米線味美價廉，那時大學生生活苦，伙食往往不能果腹，因此常有人上這種小館吃一碗米線充饑”。在學生的生活領地中突然見到大教授，且還貌似出家人，頗有些違和感，故有一笑。這位“哲學系女生”將所見告知了王勉，王勉則在時隔半個多世紀后形諸筆墨，湯先生的側影因此得以傳世。王勉此處講的這位“哲學系女生”是其胞妹鄭敏的概率，幾乎是百分百的。但不知何故，正在呼之欲出的時候，他硬是將“鄭敏”兩字掩隱了起來。

　　一九九二年，曾有詩歌編輯請年過古稀的鄭敏舉出對她一生影響最大的一首詩，鄭敏感到困難。提問者有些霸蠻，突出一個“最”字和一個“一”字，但不可否認這個提問是業內慣用的專業嫻熟且漂亮有效的套路。鄭敏最后給出的答案是——里爾克的《圣母哀悼基督》，她認為此詩“短短的詩行，簡單的語言，卻捕捉到一個說不清的復雜，這里是不可竭盡的藝術魅力……”此詩有數種漢譯，這里當然首選鄭敏先生的版本：

　　現在我的悲傷達到頂峰

　　充滿我的整個生命，無法傾訴

　　我凝視，木然如石

　　僵硬直穿我的內心

　　雖然我已變成巖石，卻仍記得

　　你怎樣成長

　　長成高高健壯的少年

　　你的影子在分開時遮住了我

　　這悲痛太深沉

　　我的心無法理解，承擔

　　現在你躺在我的膝上

　　現在我再也不能

　　用生命帶給你生命

　　一九九三年九月，我在秋光洋溢的清華園中訪問鄭敏先生。作為一個年輕詩人，我并未與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詩人談詩。當她興致勃勃帶我參觀了她的兩個花園之后，我們的話題從植物花卉迤邐而去。言談間，在走廊盡處的另一個房間，仿佛遠遠的出現一人，看不真切，但肯定是她的家人。鄭先生大約看出我眼中的詢問之意，主動告訴我：“他是我的愛人，叫童詩白，在清華工作。”看我用筆在本子上記錄，又細心地補充說：“兒童的‘童’，詩歌的‘詩’，李白的‘白’。”好一個詩意盎然的姓名！

　　最后，她突然補充了一句：“他爸爸是童jùn”。對此我莫名所以，所以也根本沒有追問這個jùn究竟為何字。直到若干年后，我才知道，“童jùn”者，童寯也。中國第一代留美歸來的建筑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