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金廣君教授，認為完整的城市設計包括兩個部分：設計創作和實施管理。常言道，“三分設計、七分管理”，實際上設計與管理都非常重要。金廣君教授提出應利用容積率的技術屬性，讓城市設計生根在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土壤”中，通過科學利用容積率在城市設計過程中操控作用，實現城市環境質量的全面提升。

　　中國的城市設計概念建立于上世紀80年代中期，這一概念一直影響至今。當時人們還沒有完全脫離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中國社會的市場經濟體制尚沒形成。如今中國社會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城市建設對城市設計需求已經今非昔比，因此要針對本土化需求，繼續學習西方的城市設計經驗，“為我所用”。

　　金廣君教授通過展示“城市設計知識體”（圖1）的研究成果，指出知識核心是城市的歷史與理論。知識體還有三個方面，即設計技能、案例與專題、導控機制。城市設計“落地”涉及基礎理論問題，而“生根”則涉及導控機制問題。因此，城市設計實施全過程中，科學的容積率制度和機制是城市設計生根的關鍵。

圖1-城市設計知識體

　　中美容積率形成機制對比

　　01　中國的容積率形成機制

　　目前，在中國城市設計中，作為城市設計實施的核心工具之一，容積率還限于簡單的量化控制指標，并不能與其經濟屬性完全掛鉤，其結果是容積率控制節節敗退，處于一再失控的混亂狀態。

　　例如，百米高層住宅屢見不鮮，究其原因，開發商、規劃管理者、學者各抒己見，城市設計師認為天際線不能太平、要舒朗通透、不要一堵墻，但這一觀點在現實的城市建設中顯得無比蒼白；再如深圳灣超級總部在開發過程中地王頻出，深圳大沖村在政府牽頭聯合村莊開發過程中容積率由原來的1升至3甚至4.08，通過這兩個案例比較得出，地方政府和開發商是容積率的推手，控制性詳細規劃只是實現高容積率的一個工具。地方政府和開發商推高容積率更多是因為經濟效益，即市場經濟看不見的手在操縱著容積率。

中國的城市設計是80年代中期從美國引進，當時中國的人均GDP與美國相差巨大，而且中國當時正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時期，故引入后變成了中國語境下的城市設計。如今，中國人均GDP差距縮小，市場經濟改革的逐步深化，我們應該重新思考中國的城市設計到底應向何處去。

　　02　美國的容積率形成機制

　　美國城市設計中，容積率有兩個層次的含義，即基礎容積率和最大容積率。基礎容積率描述的是開發該地塊必須的最小容積率；最大容積率是該地塊和所在片區能夠承受的最高容積率。在基礎容積率和最大容積率之間即是獎勵容積率的可變化范圍（圖2），這部分容積率是城市設計動態導控的“基本動力源”。

圖2-基礎容積率和最大容積率的關系

　　美國的城市設計產生于市場經濟的社會土壤，在實施層面上，它是在區劃技術基礎上衍生出的各種形式的獎勵區劃，將容積率獎勵和城市設計導則結合在一起，作為導控城市設計實施的內在機制，從而實現了城市設計與城市規劃在實施工具上的一脈相承，從法定層面保障了城市設計對動態實施的導控作用。

　　紐約曼哈頓的城市設計實施機制是以彈性容積率為特征的導控工具，它與設計導則共同作用，實現了對城市設計元素的彈性導控，在保證公共空間質量和景觀要求的同時，有效平衡了公私利益。據資料介紹，由于彈性容積率的積極作用，在1961-1973年間，曼哈頓公共廣場面積增加速度最快，所增加的11萬平方米公共廣場都是開發商出錢建設的。

紐約曼哈頓（圖片來自網絡）

　　在美國，容積率獎勵條件是：當開發商在開發項目中提供公共廣場、廊道和服務設施、保護了城市文化和歷史建筑、提供可負擔住宅，都會得到容積率獎勵。主要獎勵形式有兩種，一是增加容積率，二是容積率轉移或轉讓。

　　近些年來，在區劃和彈性技術基礎上，美國新都市主義提出了一種新型城市設計導則，即城市形態規范（Form BasedCode）。它與傳統區劃理念不同，是一項培育可預測的城市形態和高質量公共空間的土地開發規則，它以物質空間形態而不是使用性質分區作為組織法規的原則。這是一項以社區發展為基礎、以城市形態為主線的法規，而不僅僅是設計導則。這一動向在強調城市風貌特色的今天，在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

　　通過對區劃法、導則和形態法規三者所形成的城市形態進行比較，其形態不盡相同且精細度逐漸提升，區劃法產生的城市形態是一個立方體，導則塑造了街道界面，形態法規則能引導形成鮮活的城市街區。

　　綜上，“導則+形態控制+容積率獎勵機制”是美國主流的城市形態控制機制。

　　城市設計生根的建議

　　金廣君教授指出，應該注意的是由于國情不同，中國的城市設計非常特殊，除了人口數量巨大差距外，社會、經濟、文化等都不同，因此國外的經驗可以借鑒，但是不能照搬。金廣君教授認為適應市場經濟的變化，城市設計應從當下的管控轉向導控，轉向靈活、動態的控制。

　　讓城市設計在中國生根可依托兩種技術：

　　01　彈性容積率

　　城市設計實施管理的主要技術工具是彈性容積率，城市設計對容積率的控制分總控、管控和導控三個層次。

　　在總控層次，在城市規劃對容積率控制的前提下，對各個區塊容積承載度進行科學測算，讓容積率在總體上得到有效控制，以保證城市健康、協調；在管控層次，對地塊容積率做精細的經濟測算，理清基礎容積率和最大容積率，明確獎勵容積率的空間范圍，對基礎容積率做嚴格管控；在導控層次，針對城市設計目標，制定容積率獎勵條例、獎勵條件和獎勵標準，讓獎勵容積率成為導控城市空間塑造的推手。

　　02　形態規范

　　從健康城市角度，關注宜居城市建設，深入研究城市本土化空間形態、文化特色和人的行為規律，強化城市特色風貌。

　　容積率承載度的研究目前非常弱，值得深入。

　　總結

　　要想深入了解一株植物，只看它的外觀、品嘗它的味道是不夠的，必須了解它賴于生長的土壤和根。因此，了解城市設計產生與發展的土壤和根，并以此為切入點討論城市設計實施技術，對于探索中國特色城市設計無疑是非常必要的。

　　城市設計生根需要適宜的土壤環境，其中，價值觀是城市設計的意識基礎，市場規律是城市設計實施的環境限定條件，核心技術是容積率獎勵機制，制度與程序是依法行政科學決策。

　　城市設計生根還需要有理論基礎。首先，設計成果應具有法定地位、實施制度和法律保障；其次，調控機制有技術主導；最后，城市空間的紅利由全民共享。

　　作為城市規劃的下一個層次，城市設計的實施技術不能孤立存在，一定要與城市規劃實施技術一脈相承，因此應該從城市規劃實施體系上做全面梳理和改革是必要的，從而為城市設計從制度和法律上提供保障。未來應開展對城市設計實施技術屬性的研究，建立以容積率和城市形態規范為核心技術的彈性制度和配套的法律制度，以形成中國特色的城市設計實施機制，在法律保障下使城市設計技術的成為城市建設過程的主要推手，讓建設項目在“陽光下運行”。

　　城市設計的落地與生根二者互為補充，缺一不可，兩者緊密結合才能實現城市設計的美好理想。

　　（金廣君為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研究生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