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大師貝聿銘

　　貝聿銘，幾乎是唯一一位中國百姓耳熟能詳的華人國際建筑設計大師。 2017年，貝聿銘度過了百歲壽辰，他似乎是一個超越了時代的存在，在現代建筑的歷史上，被稱為“最后一個現代主義大師”，他所堅持的現代主義風格，兼容了西方的精致的現代美學與東方的人格化的詩意。2018年，向在世界建筑行業做出卓越貢獻的華人建筑師貝聿銘先生致敬。

　　他身上帶有鮮明的文化標識

　　1917年4月26日，貝聿銘出生于中國廣州，其祖上貝家是吳中的名門望族，原籍浙江蘭溪，明代中葉遷居蘇州，在蘇州古典園林獅子林里，貝聿銘度過了一段童年時光，這段對東方園林懵懂而深刻的記憶，對貝聿銘后來的建筑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東方的含蓄、典雅、雋永，如同他身上的華人血脈，使其在西方建筑設計建筑師的群體中，有著鮮明的文化標識。

　　1935年，貝聿銘遠赴美國留學，先后在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學習建筑，1939年，貝聿銘以優異的成績畢業，獲得了美國建筑師協會的獎項。1960年，貝聿銘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公司。在其后的半個多世紀中，他在全世界各文化區域奉獻了諸多經典現代作品。他擅長將現代主義建筑設計理念，融入到不同國家、民族的文化歷史之中，他設計的諸多大型文化建筑，不僅具有強烈的現代感，同時具有鮮明的文化辨識度，與建筑所在的地區、族群、城市歷史建立深刻的聯系并放眼于未來。

　　創造現代建筑巔峰之作

　　游走在東西方文化之間的他，無疑是建筑界一個特殊的存在。從美國國家美術館東館、肯尼迪圖書館，再到盧浮宮改造工程、美秀美術館，貝聿銘這個名字，幾乎可以代表一個時代的建筑。

　　1978年，美國國家美術館東館落成，總建筑面積56000平方米，投資9500萬美元。建筑坐落在華盛頓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區域，周圍有多處重要歷史紀念性建筑，場地特殊的梯形形狀、及其旁邊的國家廣場與賓夕法尼亞大道的限制，都給設計帶來了很多挑戰。貝聿銘綜合考慮了這些因素，在平面設計上，用兩個三角形妥善劃分了建筑功能，并通過軸線、小廣場、中庭和外觀材質的精彩設計，既與老館的建筑和諧相融，又與國家廣場的宏偉規模相匹配。一系列復雜而困難的設計問題得以解決，貝聿銘由此蜚聲世界建筑界，并獲得美國建筑師協會金質獎章。當時的美國總統吉米·卡特如此評價：“這座建筑物不僅是美國首都華盛頓和諧而周全的一部分，而且是公眾生活與藝術之間日益增強聯系的藝術象征。”

　　1988年，貝聿銘用從中國江蘇運來的793塊玻璃建成的透明金字塔揭開了神秘面紗，玻璃金字塔就像剔透的精靈一般，矗立在盧浮宮前的廣場上。傲慢的法國人終于收回了當初指責，稱之為“盧浮宮院內飛來了一顆巨大的寶石”，由此接受了貝聿銘以及他的建筑設計藝術。

　　玻璃金字塔塔高21米，底寬34米，四個側面由673塊菱形玻璃拼組而成，總平面面積約一千平方米，塔身總重量為200噸，其中玻璃凈重105噸，金屬支架僅有95噸，換而言之，支架的負荷超過了它自身的重量，因此這座玻璃金字塔不僅是現代藝術風格的佳作，也是運用現代科學技術的獨特嘗試。

　　現在巴黎的人們愿意承認，只有進入其中才會消失的埃菲爾鐵塔和只有進入其中方可顯現的玻璃金字塔，使“過去和現在的時代精神縮到了最小距離”，前者以強制姿態改寫歷史進程，而后者則隱匿地把歷史拽到現代中來。

　　一座驚艷世界的新型建筑展現在世人面前。同一年，貝聿銘獲得了被稱為建筑界諾貝爾獎的普茨克獎。

　　2008年伊斯蘭藝術博物館順利開館，貝聿銘稱這個伊斯蘭藝術博物館將是他最后一個大型文化建筑。貝老的目標是將較久遠時代的價值觀融入當今的文化之中，或如他所說的，捕捉住“伊斯蘭建筑的精髓”。

　　卡塔爾國王請貝聿銘設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居然答應貝聿銘，為他建造一個占地4.5萬平方米人工島作為伊斯蘭藝術博物館的館址。為更好展現伊斯蘭建筑精華和文化內涵，91歲的貝聿銘不辭辛苦在中東考察數月，研讀穆罕默德的理論，親自到埃及、突尼斯等地采風。在尋找伊斯蘭建筑本質的過程中經歷了很多曲折，經過細心研究他開始明白：真正理想的伊斯蘭建筑應是莊重而簡潔地矗立在沙漠上……最后，他在埃及開羅的伊本·圖倫清真寺，終于找到了他理想的設計原型。卡塔爾希望通過這個新的伊斯蘭藝術博物館將卡塔爾轉變為中東的文化中心，給全球藝術機構留下了深刻印象。伊斯蘭藝術博物館已被視作是新的國家標志。

　　在故里繼承傳統走向現代

　　割不斷的華人血脈，注定要讓貝聿銘回歸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展現他卓越的文化理解力與現代建筑創造力。自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貝聿銘就作為中美關系的橋梁性人物，被屢屢邀請重返中國設計標志性建筑，包括1982年建成的香山飯店、1982年香港中銀大廈、1985年北京中銀大廈、2006年蘇州博物館新館，還有2009年華盛頓的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完成了文化尋根和重建。

　　貝聿銘身上并存著東方、西方兩個世界，而他也同時被兩個世界所需要。他從兩個對立又互補的世界中汲取了精華：中國賦予他儒家的洞察力、根深蒂固的平衡感，以及扎根傳統的貴族特有的權威感；而另一方面，美國使他能夠從過去的歷史重荷中解放自己，成為現代主義流派的代言人。

　　1978年，副總理谷牧邀請貝聿銘來中國，希望他為城市規劃和建設提供咨詢，并在故宮旁的城市中心區設計建筑。他建議不要在故宮附近建高樓，以保護紫禁城金黃色琉璃瓦屋頂上的開闊遠景。北京西北郊的香山，給人一種寬廣的森林野趣之感，是遠離鬧市喧囂的另一個世界。在貝聿銘眼中，這個皇家園林遺址上覆蓋著一層薄薄的白雪，涼亭、寶塔分布得錯落有致，儼然一副古代畫卷。他不再猶豫：“我們就在這兒建吧。”

　　香山飯店，成為當時剛剛在改革開放中面向世界的中國建筑設計師群體的指路明燈。如何理解“繼承傳統”與“走向現代”，如何理解保持本土文化特征與國際化全球化，貝聿銘給出了自己的答案。由此，中國建筑設計行業中出現了關于“中而新”道路的大討論，這場討論甚至延續至今，對中國建筑設計界產生了深刻久遠的影響。

　　1989年和2001年完成的香港中銀大廈和北京中銀大廈算得上是貝聿銘對祖上特別是父親的回饋。貝聿銘后來說，中國銀行的設計更是一種義務，是他對中國和父親盡的義務。“我父親屬于當代中國的第一代銀行家，一生都獻給了銀行業。在他那個時候，人們使用的是算盤，而今人們用的是電腦，一個世紀內的變化發展之大令人無法想象。以建筑來表達傳統的延續性是很難的，但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在北京的中國銀行項目中做到了這一點。

　　貝聿銘的一生獲得了諸多獎項與社會榮譽：1979年美國建筑學會金獎，1981年法國建筑學金獎，1989年日本帝賞獎，1983年第五屆普利茲克獎，1986年里根總統頒予的自由獎章……。貝聿銘所見證的世紀之交，東方和西方的相互交流和碰撞，將改革開放后的每個中國人都卷入其中。中國人不僅要擁抱開放后文化和制度那些激動人心的轉變和多元化，而且要面對傳統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的空前裂變和崩塌。什么要舍棄，什么要堅守？如何在融入全球化的同時，重建文化的包容與自信？貝聿銘的創作是最重要的文化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