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芒福德在1930年代就寫了《城市文化》這本書，書中寫到：“城市文化的構成狀況決定著最終產物的品相”，這句話和“品質與共享”的大會主題非常接近。品質的形成實際上和城市文化有關聯，文化的塑造是多方面的，城市運營過程中產生人類文明，而城市又是文明生活孕育的場所。不同的城市質量，影響不同的文化，最終影響人類自己，過去的城市會帶給我們這種強烈的印象。此外，地域、國家、制度也對城市形態和城市品質產生影響。總體來講，對城市品質的理解需要基于對城市發展變化的認識。

　　城市由于不同的定位、不同的形態、不同的分工而存在差異，例如北京、巴黎和巴塞羅那，從老城到新區的演進方式完全不同。但是也可以發現，城市間也存在相似性，比如發生在不同城市里的街道生活，成都人聚集在一起露天喝茶的情景，波士頓人在昆西市場街邊坐著聊天，看著游人，巴黎的街道上也分布著活動的人群……,不同的城市卻有著非常相似的街道生活場景，這些城市在演進過程中具有很多不同的經歷，但營造出的有品質的人的生活狀態又有很多相近之處。

　　不同地域、不同時間段的城市，在各自發展演進的過程中，城市更新實踐也會有相互關聯性，城市更新的討論應該深入認識其內在規律性，包括曾經有過的不同的經驗教訓和實踐認知。20世紀末的中國大都市，伴隨著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大量人口涌入、交通擁堵、住房短缺，而20世紀初的倫敦工業化快速發展帶來了人口的快速增長，同樣給城市帶來了持續的壓力和影響。時間不同、地點不同，但驅動城市生長的城市化動力有近似之處，而且采取的更新改造方式，如建摩天樓、快速的機動車交通等，在美洲、歐洲和中國也是相似的。只不過經歷了相當一段時間之后才發現，應對城市快速生長，采取的應對手段和方法是不是很準確？歐洲七十年代后開始反思，美國也試圖通過城市設計去改進城市建成環境，有些就是在修補過去犯下的一些錯誤。歐洲部分城市早早就發現了自己所采取的應對方式不妥，放棄了大拆大建，推到重建的一些策略。就中國當下所面臨的形勢而言，人居環境演進與聚焦生態文明、城市擴張發展與城鄉統籌轉型、追求文化創造與回歸人本城市，這些都是當下我國城市更新發展中亟待關注的重點。

　　城市更新的內涵演進

　　在討論城市更新演進的內涵時可以看出，每個時期采取的對策都有其時代特征和烙印，也反映了當時急迫的社會需求，并最終產生空間環境的回應與結果。城市風貌的千篇一律，大城市的交通擁堵，包括空氣污染在內的城市病，就是最終城市空間環境回應的結果。雖然應對需求做出選擇沒有錯，采取策略解決試圖問題也沒有錯，但最后的結果為什么不夠理想，這是值得深思的。例如，1940—1960年代，歐洲戰后解決戰爭對城市的影響，核心就是城市重建與城市復蘇，解決城市基本生活居住空間。到1970年代時開始討論城市更新，以及內城更新與城市再生。隨后到1980-1990年代的城市再開發與城市復興等。歐洲城市更新模式的轉變反映了對不理想的空間環境結果的深思和改變對策的過程。

　　城市更新最初緣起是應對經濟增長停滯問題，如何使經濟具有活力，如何處理社會問題，如何形成環境質量和生態平衡，一直是城市更新里討論非常核心的內容。但如何通過公共政策解決這些問題？無論是自上而下的，還是自下而上的，或是非正規的，很多都是將政策手段、空間策略和社會行動綜合起來，最后達成一個良好的城市環境品質。我國的更新發展也有理念變化的過程，早期在五六十年代就是解決短缺的問題，這個和歐洲五十年代非常接近。這樣一種方式就是修房和建房，把破敗地區改造建成房屋。再后來還需要更高的品質，就采取了完全重建的方式，大片城市地區進行改造。當然那個時候有“更新”、“舊城改造”等很多用詞，后來有了標準詞：“房地產開發”，但本質都是對城市更新過程。之后發現不用房地產開發，城市可以進行自我更新，可以有新天地模式，也可以有田子坊模式，可以一點點把文化和保護融合在一起，創造不同的城市再生環境。到現在再提更新時，出現了兩個熱詞：一個是存量和更新之間的關系，另一個是雙修和更新的關系。但還有一個詞也應該被納入進來，即把這次大會主題——品質提質和更新結合在一起。

　　此外，從理論演進的角度來看，可以從學習城市史、建筑史都會談到兩個人來分析。一個是現代主義的鼻祖柯布西耶，他寫了《光輝城市》這本書，希望巴黎用土地經濟這種方式改造，而巴黎為什么沒有用土地經濟方式塑造這個城市，而是追求空間價值？回答現代主義對城市的影響，詹克斯在《后現代建筑語言》這本書里，一開頭就危言聳聽地宣布：現代建筑于1972年7月15日下午3時32分在美國密蘇里州圣路易斯城死亡。他用這么一個故事來告訴所有人，后現代主義思想應該成為新的建筑和城市主流。在那個時候，后現代主義取代現代主義是非常重要的思想轉化。再發展就有這么一本書出現，叫《城市街區的解體——從奧斯曼到勒·柯布西耶》，書中做了大量研究，討論了歐洲很多傳統街區解體。在1961年的時候，兩個非常重要的學者，一個是芒福德，還有一個是雅各布斯，他們對城市有很多獨到的見解。一個是在城市發展史角度，芒福德把土地空間、經濟空間、文化空間變成一個整體來討論，告訴讀者城市復雜的更高層次文明空間。雅各布斯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女記者，把傳統規劃精英思想全部徹底的批判，把城市建設成如此不堪的情景就是因為規劃帶來的影響。這對于如何理解城市以及城市的轉型發展都產生了極大地影響。

　　綜上，如果反思城市更新的話，一是要把城市更新的工作放到一個多元尺度實踐當中去做；二是相關制度的健全，這是城市更新應該努力去探索的；三是技術工具的支持應該更加多樣化，包括現在很多學者討論的社區更新中的居民參與；四是公眾參與的路徑，這是將來更多需要在城市更新里加以討論的。

　　城市轉型的問題梳理

　　我國的城市更新面臨著非常復雜的問題。

　　第一，景觀生態與安全格局，通過MIT的空間影像分析可以看出，北京、上海的大都市核心地區就是一個超高密度發展的狀況，且綠地資源相比其他國際化大都市呈現極度的短缺。

　　第二，地域文化與城市風貌，城市更新視角也要關注基于城市文化特色的風貌塑造，思考風貌被破壞了有沒有可能再進行修復的對策。

　　第三，土地資源與精明發展，一方面，土地資源對城市的發展有影響，新加坡高密度但可以建設成花園城市，我國高密度就建設出一些100米，30層的居住形態，而美國走的是另外一個方案：居住建立在汽車輪子上。另一方面，對城市理解的不同，也導致了我們城市更新改造路徑不同。例如，歐洲傳統的開放街區與我國的封閉小區，門禁社區、單位大院這些只有中國城市里才會出現，為什么中國有大院式方式，為什么大院門口還有門禁？原因其實很容易理解，即作為買了小區房子的業主，綠地使用都和自身有密切關系，小區打開之后周邊人都進來，“專有“的資源會被共享。這樣一個約定俗成，非常正常的空間組織方式，最后卻形成了非常糟糕的空間形態。

　　第四，鄰里交往與活力場所，尊重城市歷史依循的空間特色，注重城市魅力的挖掘和再造。例如，日本京都的歷史街區，吳良鏞院士設計的北京菊兒胡同。

　　城市更新的應對策略

　　第一，休養生息、生態修復與可持續精明化生長。古代城市講究城市山水格局和城市發展影響，無論是大城市還是小城市都注重城市形態生長。國外城市也非常注重城市大的格局，在遠景戰略里會有非常清晰的描述。例如，桂林對于山水城景觀格局的延續、華盛頓的城市遠景戰略、芝加哥的開放空間體系等。再比如芝加哥湖邊千禧廣場，廣場經歷了幾十年、上百年不斷改造，不斷更新，底下有大量停車場，上面有綠化、公園、雕塑，只有當環境一點點形成時，我們才能理解更新是漫長的，而且永遠在滾動的過程。

　　第二，固本生根、城市修補與城市性特色化發展。在城市修補過程中對城市性應有更多理解和了解，怎么構筑宜人開放空間和城市生產形態，恰恰也是需要去做的。例如，美國園林之父奧姆斯特德為波士頓打造的“翡翠項鏈”，已成為影響城市形態非常重要的空間載體。更新需要的不一定是把所有存量都使其重新帶來土地經濟價值，而是應該通過政策的應對去帶來更多的空間價值，產生社會效益。國外把公共空間系統嚴格落地的經驗是值得學習的，如柏林所做的規劃中，在原本的城市中心設計了一條公共綠帶，當東西柏林割裂后，這條綠帶就成了兩個城市的邊緣地帶，而且東西柏林一直都延續了這條綠脈。在兩德合并之后，這條綠帶又重新變成城市最開放，最聚集的地區。所以城市形態、街區形態，一直是沿著歷史骨架一點點向外延伸。很多城市經歷了幾十年變化已經找不到原來的蹤影，原因就是在不斷更新的過程中把自己的命運完全革掉，造成了文化基因斷裂。再比如羅馬，看起來街巷非常復雜，有些地方非常混亂，但卻是城市最重要的空間線路，同時也是文化的線路和歷史的線路。

　　第三，滋養城脈、包容共享與公共性品質化再生。存量也包括更廣泛的內容，例如，首爾的清溪川，過去把一條臭河變成高架路，現在重新恢復成一條自然水體時，帶領周邊地區不斷更新，帶來周邊地段土地價值不斷提升。雖然我國也試圖進行這樣的城市更新工作，但發現當中最難的地方是我們的城市被塞得太滿了。例如，本人在參與2008年對北京的什剎海進行更新設計的時候，最大的期望就是將周邊的綠地設計成可以讓市民、游人便捷活動的地方，不做過多的雕塑小品，因為這個地方的歷史不需要用一個牌子告訴別人，周邊環境就是歷史的存在。再比如，德國的波茲坦廣場，通過地區的更新，最大程度上修補了城市周邊環境。現在的很多工作都可以在相應的歷史階段找到影子，如我國現在較熱的街道的導則編制工作，開墻打洞等與奧斯曼改造巴黎城市街道的方式和理念相似，在如何進行街道控制改造以及街道兩邊地塊的再開發等方面形成一套城市塑造的規則，使最后的空間結果形式非常統一。街道空間就是生活的載體，街道兩邊如何形成街道的空間，街道的高度，街道兩邊建筑立面的控制等需要進一步研究，完善街道導則的編制。

　　第四，激發活力、市民參與與社區性多樣化營造。巴塞羅那的公共空間也是經過幾任市長不斷的營造，才使大家在92年奧運會時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巴塞羅那。反觀我國的三年空間環境整治，一年做規劃，一年做推動，最后一年把環境收拾一下，能做的事情其實非常有限。所以有些事情確實需要長效工作才能完成。又比如，波士頓的BIG DIG，聯邦和地方政府用15年時間花了150億來做這個地方的改造，雖然是為60-70年代的現代主義城市改造重新買單，但也帶來了城市公共空間的改變和營造。因此，現在的城市更新改造，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最大程度去改善公共空間環境品質，只有品質創造出來才能共享，怎么創造出品質，依然要有賴于規劃、設計，包括更新的策略，更新的落地。在這個過程中還需要充分的發動社會力量，社會整體上認識這一點，才有可能解決一點問題。例如，日本的古川町曾經經歷了非常衰敗的過程，包括河流被污染等，更新從河川修復開始，再慢慢修復街巷建筑風貌、傳統的風俗、文化，促使年輕人再回來，直到最后變成一個有活力的空間。

　　結語 

　　城市更新過程中的生態修復、城市修補可以在宏觀、中觀、微觀幾個層面上實現。從“宏觀格局保護，中觀街區管控，微觀場所營造”開展多尺度的城市特色風貌營造。具體的做法包括：加強城市基礎設施綠色化，更多強調生態和城市的綠色價值；通過制度的設計和創新，協調多元主體在更新過程中的利益關系，把資源進行更多制度設計、分配；見縫插針實的施公共空間改造，包括雖然沒有土地經濟價值，但有空間價值的街道空間；實現慢行友好，綠色出行的城市轉型；延續城市文化脈絡，通過公眾參與保護利用城市的歷史文化資源等等。

　　現在談更新往往會把存量放在前面，其實可以適當把存量的概念擺在合適的方向。因為談存量時，還是希望能獲得土地經濟價值。在有限資源更新過程中，不一定是簡單的空間再開發，但可以是空間再賦值，避免存量規劃進入新的誤區。另外，存量更新在這個過程中可以很好地與生態修復、城市修補結合在一起。在存量資源的更新利用中確實需要制度設計和制度創新，一是加強存量空間資源利用規劃理念創新；二是推進城市規劃轉型及規劃師角色轉變；三是完善存量資源規劃編制技術與管理機制的變革；四是以理念更新帶動存量更新制度環境與政策法規體系的完善。

　　（作者為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常務理事，學會城市更新學委會副主任委員，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