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之手，在不斷地博弈：市場的力量推動人口往北上廣這樣的一線城市聚集，因為那里有更高的薪水、更多的職業選擇；而政府之手，卻要將人口、產業、功能這些寶貴的城市資源向外疏解，因為太多的要素聚集導致了“大城市病”纏身，空氣污染、交通擁堵、人口膨脹，似乎每個人都苦不堪言……在市場之手和政府之手的輪番博弈之下，城鎮化的車輪滾滾向前。

　　實際上，中國的城鎮化發展，主要依賴于“一個中心、三個基本點”，即以政績考核體制為中心，環繞著戶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行政化的城鎮等級制度。政績考核體制是一個指揮棒，指揮著人口、土地、資金等關鍵要素資源的流向。我在《另一只眼看中國城鎮化》一書中，認為這“一個中心、三個基本點”是打開中國城鎮化“黑箱”的鑰匙，它們相互作用，構建了現有的城市格局和經濟發展模式，也種下了城市問題的種種因果。

　　以北京為例，近年來，北京幾乎每年都要制定疏解人口的目標和任務：豐臺區提出了落實“以房管人、以證管人、以業控人”的工作措施，綜合運用人口調控措施，確保2020年常住人口總量比2014年下降15%；石景山區在2016年，通過關停22個非法幼兒園，清理139處地下空間，拆除672處群租房等措施，常住人口實現由升轉降，比年初減少1.7萬人，控制在63.5萬人以內......如果不是考核這把“尚方寶劍”高懸頭頂，各區縣也難有動力如此大刀闊斧地拆違打非，一夜之間，那些存在數年之久的違章建筑就被夷為平地。

　　然而，在城鎮化發展的不同階段，城鎮化進程中總會出現各種不同的問題，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首次跨入50%的大關。在許多人看來，這或許意味著大好前程；在城市研究者看來，中國的經濟和社會也步入了風險警戒期。例如地方債務高企，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等“城市病”叢生，房地產“一業獨大”，導致了產業空心化……中國的城市也表現出兩種極端的形態，一邊是城市膨脹、百病叢生，比如北京；一邊是人口外流、產業塌陷，比如東北。

　　實際上，這些問題的存在，也標志著中國的經濟社會步入了后土地經濟時代，原有的房地產業發展模式、城市發展模式都難以為繼，需要構建新的評價模型，從空間、經濟和社會三個層面來系統推進城鎮化的進程，而不同發展階段的城市，更要尋求差異化的因地制宜的發展模式，所以那種“一刀切”的城市政策，可以休矣。

　　為此，我們需要用全新的眼光來看待中國的城鎮化。大項目對地方政府而言，意味著什么？人口，對城市而言是紅利還是負擔？超級大盤會帶來什么樣的超級問題？決定城鎮化品質的是什么？所有的這些問題，都與城鎮化的速度和規模密切相關。

　　那么，一個理想的城市，應該是怎樣的呢？如果把城市分成不同的要素板塊——商業區、開發區、大學園區、公園綠地、廣場、交通樞紐……結合國內外的正反案例，以更加人性化的視角來解讀這些城市要素。哪些建設是成功的？哪些是誤入歧途？哪些是行政之手干預的？哪些是自下而上自由生長的？……孰可為、孰不可為，一目了然。

　　城鎮化的發展從來都不是一個政府乃至個人就能主觀決定的，它是一個漸進的歷史過程。從其演進過程來看，一定有人口、產業、資源、知識的集中和變遷，這是一個系統的工程，缺一不可。這意味著，傳統的低成本、由政府強制推進的“城鎮化”戰略必須得到調整和糾正，然而由于上一個階段城市問題和矛盾的累計，未來中國將進入一個高成本城鎮化時代。

　　（作者為和君云水泉資產管理公司合伙人，著有《另一只眼看中國城鎮化》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