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細觀察這些沖突摩擦，你發現隱藏背后的是不同思維模式之間的“拔河比賽”。人們不僅對公共空間的用途有著不一樣的看法，在公民享有的權利義務這個問題上也有分歧。從自由主義政治秩序的角度來看，“權利”似乎占據了上風。從法國大革命到美國的《獨立宣言》，民主的發展史就是一個關于受政府保護的個體權利不斷擴張的故事。因此我們不再從社會等級制度的角度理解“公民”的含義，而是投向自由個體理論。在我們看來，自由的個體普遍享有一系列共享社會資源的權利。

　　城市規劃專家將這一理論適用到實踐當中，呼吁人們尊重“城市的權利”（right to the city）。這個名詞最早由法國哲學家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在1968年提出。自那以后，“城市的權利”這個理念便受到活動人士、思想家、聯合國家科文組織以及“占領運動”（Occupy movement，國際性社會政治運動，主要針對社會不公、貧富差距和缺乏真正民主等問題提出抗議——譯者注）的擁護。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在2012年出版的《反叛的城市》（Rebel Cities）一書中對這個理念進行了總結：

　　我們想要怎樣的城市？我們不能單獨討論這個問題，而是應該將其與其他問題聯合起來一同思考：我們想做什么樣的人？我們想要建立怎樣的社會關系？我們想要如何與自然相處？我們想過什么樣的日常生活？我們覺得什么樣的技術才是合理恰當的？我們秉持什么樣的審美觀？因此，城市的權利遠不止個體或者團體使用城市資源這么簡單。這是一種讓我們根據內心的渴望來改變和重建城市的權利。

　　為了過上有意義的生活，我們每個人都要能夠使用城市的公共資源。這就包括供人鍛煉的公園，提供水源的管線，帶走污水的排水系統以及開拓視野的圖書館和博物館。不過，我們每個人對這些公共資源的需求又有所不同。老年人和殘疾人對公共交通有著特殊要求；獨自回家的女性尤其需要工作情況良好的路燈；活動人士需要場地來舉辦集會和抗議活動。為了協調這些差別很大且時常變化的需求，人們不止有權利使用公共資源，更有權利根據自己的需求對其進行改造。換句話說，對于認同“城市的權利”理念的思想家而言，理想的城市環境應該能經常性的根據市民需求而變化。

圖片來自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為了讓城市公共空間更具有包容性，人們進行了一系列努力。紐約中央公園建于十九世紀中期。對于紐約這樣一個擁擠而不平等的城市而言，中央公園存在意義就是為窮人和富人提供一樣的服務。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倫敦，女權主義城市規劃專家成立了“婦女設計服務組織”（Women’s Design Service），旨在免費為被地產投機商和“重建計劃”盯上的社區提供專業的規劃設計咨詢。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和本世紀初的維也納，市議會開始考慮老年人和有孩子家庭對公共空間的特殊需求。因此他們為確保家長能夠方便的推著嬰兒車前行而拓寬道路，增加街道照明設備數量，修建更便于特殊群體使用的十字路口和臺階。幾乎世界上的每個城市都出現了一系列類似的行為。無論行動規模大小，它們都引起人們對權利的關注。從垃圾桶到可供行人步行的街道，從增加本地零售商數量到確保綠地數量不減，人們對努力影響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是，細心謹慎的規劃依舊無法解決城市生活的部分困境。在基爾伯恩，年輕人占領公共空間后經常擠走其他人。無論公共空間面積、投資和規劃目的如何，部分我采訪過的基爾伯恩居民始終認為某些廣場和公園是危險且令人墮落的場所。嘻哈音樂震耳欲聾，淫蕩叫聲不絕于耳，大喊大叫隨處可見，年輕人目不轉睛的頂著路過的行人，路邊堆砌成山的廢舊酒瓶，帶著兜帽的人晃來晃去…這一切都讓很多人想起公共空間歷史上那段血腥的黑幫暴力歷史。這樣的整體氛圍讓很多居民對公共空間留下了不好的印象：這種地方能躲開就盡量躲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