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國城鎮常住人口達7億9298萬人，城鎮化率為57.35%，城鎮化建設取得顯著成效。黨的十八大將“推進城鎮化為重點”作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抉擇，并強調走新型城鎮化之路。新型城鎮化是發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核心是解決人的問題，旨在追求人口、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等協調發展的城鄉一體化過程；同時強調在產業支撐、人居環境、社會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實現由“鄉”到“城”的轉變，實現城鄉統籌和可持續發展。新型城鎮化不僅可提高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還可為其新的生活和生產方式提供良好社會環境條件。實踐已證明，新型城鎮化建設正在促成農村社會的轉型，這主要體現在農村社區建設的巨大變化上。

　　新型城鎮化為農村社區建設提供保障。新型城鎮化要求“工業反哺農業”，提升經濟產業結構。通過新型城鎮化與新型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同步推進，用技術與產業擴散加快農村非農產業和農業產業資本形成，用教育和技能培訓來提升農村勞動力，才能實現勞動力數量增加向勞動生產率提高的轉換，獲得新的增長動力，使得城鄉協調發展。在新型城鎮化建設原則的指導下，政府主動適應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新要求，順應農民群眾過上更加美好生活的期待，增強做好農村社區建設工作的責任感和緊迫感，積極開展農村社區各方面工作，為農村社區建設創造了條件。伴隨新型城鎮化的推進，新的經驗正在被總結，同時也推動著實踐和創新。在既有經驗基礎上，一些地方政府加大了撤并較少人口村落并將農村居民集中到較大規模社區的實踐力度，為農村社區的建設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長期以來，農村居民多以村落為組織形式居住，村落之間的聯接與互動受到地形、村委會等因素的影響。通過科學合理的整合得到的農村社區客觀上改變了自然環境對村落布局的影響，并形成新的社區內和社區間關系，如社區間的合理空間位置關系、社區的利益分配關系。

　　農村社區極大促進了農村土地資源、人力資源合理配置。新型城鎮化建設通過土地流轉的實踐、農業合作社的發展等形式，優化了土地和人力資源。例如，土地流轉有助于農業的規模化經營，也有助于社區中基層組織功能的轉變，如更加專注于維護土地流轉農戶的利益而非土地管理。再如，農業合作社、家庭農場、農業龍頭企業等為農村居民解決就地工作問題，也有助于調整社區基層組織的人口管理功能。

　　農村社區吸引了多元主體參與社區建設。新型城鎮化優化了原來布局分散的村落，促成了一定規模人口的聚集，同時也產生了農村社區治理的新力量。一方面，農村社區影響到原有村落治理結構，不僅在組織形式上不再受獨立村落組織結構的局限，而且在管理內容方面也有了新的變化。例如，農村社區借鑒城鎮社區多樣的治理形式，探索居民議事會、理事會等協商形式，以逐步實現基層協商治理的經常化、規范化和制度化。另一方面，以往分散在兩個或多個獨立村落中的個體被組合起來，形成新的社區治理力量。例如，在原村落中人數較少的符合條件的非本村戶籍居民、退休回鄉人員等，在社區中成為具有一定數量的群體，可能對社區決策與發展產生影響。

　　農村社區整合了相關涉農資金和公共服務資源。統籌利用原來分散在各村的集體經濟收入、政府財政收入和社會資金，可以保障社區基本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的需要，有利于促進社區協調發展和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同時，積極利用農村社區中的公共服務資源開展具有濃郁鄉土氣息的社區活動，有助于形成新的社區精神和文化，也有利于培育農村社區發展的內在動力和創新活力。

　　新型城鎮化改變了農村居民間的互動交往。在時空維度上，原來以平房為主的并列居住模式被改變為以樓房為主的空間疊加模式，農村居民間鄰里關系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相比于原來的鄰里關系，現在的社區格局拉近了兩村或多村村民間的關系，原來不得不跨村進行的部分社會交往為樓間交往所替代，減少了交往互動成本，提高了互動效率。首先，較為完善的公共基礎設施使社區居民共享新型城鎮化優越條件。在農村社區中，公共設施資源服務半徑相對較小，人們生活在一個較為集中的快捷的生活圈中。這可緩解鄰里矛盾、促進鄰里和睦、優化居民間關系。其次，豐富多彩的文化、體育、科普、教育等社區活動的開展，相較于原來各村自發形成或村委組織的活動，在參與人數、場地供給、資金支持等方面都有較大的優勢，有助于豐富社區日常生活、增加鄰里互動。最后，社區居民物質條件差異縮小，有助于居民間更為平等地交流互動，有助于形成新的共同體意識。

　　伴隨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推進，農村社區將成為農村社會的基本單元。但在推動農村社區建設過程中，應依法維護農村居民合法權益、探索與原有村規鄉約相銜接的治理方式。同時，學者和地方政府還應當注意農村社區建設對農村社會支持網絡的影響。聚集了一定人口的農村社區具有一定消費能力，可維持一定規模的超市以滿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這使得原來多村共同支撐的地方集市受到一定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基于集市形成的社會支持網絡，也即改變著農村社會中物質、人員、信息等的流動方式。

　　（作者單位：華僑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華僑大學政治發展與公共治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