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生態補償的客體

　　生態補償的客體是指生態補償所指向的具體對象，是聯系生態補償相關主體的紐帶。研究者普遍將生態服務作為生態補償的客體，認為補償的目的是滿足消費者的需要。部分研究者進一步指出，生態補償的對象應該是額外生態服務而不是生態系統提供的全部服務。同時，也有學者反對把獲取生態服務作為生態補償的主要目標，強調將生態服務過度商品化可能帶來不利后果。還有學者指出，以某種人們需要的生態服務為補償對象不僅容易產生擠出效應，也會弱化生態服務提供者的內在動力；主張生態補償應注重改變利益相關者對生態環境的不利行為，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此外，一些學者認為，生態補償是避免生態服務生產供給中產生負外部性以及激勵正外部性，從而實現自然資源可持續利用的引導機制；生態補償應具有促進生態保護的作用，通過實施生態補償機制使生態系統得到改善。

　　由于受益者往往只對某種或某幾種生態服務有需求，如果僅以這些生態服務為補償對象，就可能誘導保護者改變生態系統，增強這部分生態服務的生產能力，使得生態系統提供其他生態服務的能力受到削弱，從而產生擠出效應。比如，為了增加木材生產服務，一些地方大量栽植速生豐產林，這雖然增加了木材供應，但生物多樣性等則明顯降低。另一方面，如果僅從一個較小的尺度來考慮生態補償機制，盡管可以提高這個地方的生態服務供給，但其他地方的生態服務可能減少，即產生外溢效應。例如，一些經濟發達地區通過農業補償手段鼓勵實施休耕等生態保護措施，為彌補減少的糧食產量，其他地區可能在經濟利益驅動下毀林開荒以平衡糧食供應。本研究認為，額外生態服務是補償對象相對合理的選擇，但應使用整個額外服務而不是其中的某項額外服務，否則難以避免擠出效應。更為科學的生態補償對象應該是超出法定義務的生態保護行為，因為這些行為是持續提供生態服務的根本保證，也是改善生態環境的必要條件。此外，生態保護行為的成本容易計量，而且能夠直接參與經濟核算。

　　1.3 生態補償的主體

　　生態補償的主體即生態服務的供方和需方，學術界從不同角度和文化背景分別使用多種稱謂來指代供需雙方。Wunder首次定義生態補償時將供需雙方稱為銷售者和購買者。此后，其他一些研究者批評Wunder對供需雙方表述的局限性，將供方稱為提供者、管護者，把需方稱作使用者、受益者等。本研究傾向于使用保護者和受益者來指代供需雙方，保護者的概念隱含了提供額外服務的意思，受益者的表述說明了為什么應該給予補償，兩個概念涉及的主體也相對寬泛。值得指出的是，在供需雙方難以識別的情況下，政府等公共機構和公益生態保護組織可以作為受益者代表，保護區的地方政府或自然資源管理者則可以作為保護者的代表參與生態補償。由于設計生態補償機制需要應用大量專業知識，整個構建過程比較復雜，某些情況下還要進行強有力的溝通和協調，為了提高效率，降低交易費用，政府機構、政府間組織、生態保護領域非政府組織、專業咨詢機構、社區組織、以及生態環境專家常常作為第三方參與生態補償方案的設計和組織實施。生態補償相關的交易費用通常包括信息調查收集成本、技術咨詢費、評估費、方案設計費、談判費、方案執行支出、補償成效監測成本、相關管理費用、財務費用等，如果生態補償涉及區域和補償資金規模較小，交易費用可能在補償方案的設計實施總成本中占有很高比重，從而降低生態補償機制的經濟可行性。

　　1.4 生態補償的方式

　　生態補償方式是受益者為獲得特定生態服務而向保護者轉移相應權益的整個過程，核心是受益者提供的權益類型和權益的轉移途徑。受益者提供的權益可以是資金、實物、特定權利、技術培訓、就業機會和商業機會，以及多種權益的組合。在實踐中，具體選擇哪種權益或者哪些權益組合作為換取生態服務的對價，需要考慮保護者支付保護成本的方式，影響生態服務持續有效供給的關鍵因素，保護者可持續發展面臨的主要困難等。權益轉移的途徑大致可分為縱向轉移、橫向轉移和市場交易等三種類型，其中，橫向轉移是指沒有隸屬關系的生態保護者與受益者之間建立的各種生態補償機制。這一分類方法突出了保護者和受益者之間的關系，以及補償的實現方式，有利于明確生態補償的責任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