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京津貧困帶”迷思

　　京津冀三地經濟結構和產業水平差距懸殊。

　　在北京率先邁向后工業化社會，天津處于工業化后期之時，河北如今仍然處于工業化中期。這也成為整個京津冀經濟區協同發展的難點和重點。

　　公開統計資料顯示，2014年，河北人均GDP僅為北京的40%和天津的38%，人均財政收入分別只有北京、天津的1/6和1/5。

　　陸大道指出，河北經濟落后主要是從改革開放后開始的。此前河北還是沿海地區人口大省、經濟大省，和江蘇差不多，人均GDP僅次于遼寧。“河北對北京長期是有意見的，認為主要是首都和天津兩個直轄市引起的。”

　　這也是過去學界主流的觀點。從上世紀90年代起，就有學者提出河北“環京津貧困帶”的概念，認為“貧困帶”的形成主要由于京津兩市特別是北京市不顧河北省發展利益的結果；還有學者提出，河北經濟是“缺鈣經濟”，是由于中央政府要河北省向京津兩市供應廉價資源和淡水、并接納兩市大量污染物而又得不到合理補償，河北省沒有“骨氣”而屈從于中央壓力的結果。

　　陸大道并不完全支持這些觀點。

　　他認為，這些現實部分由不公平的經濟關系引起，但更多的是歷史和地理環境因素。“環京津貧困帶，在歷史上條件就比較差，滄州是流放的地方，渤海西部則是荒灘。交通方面，北京機場和天津港口吸引了大量人流物流，河北就搞不起來，這也是地理宿命，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在陸大道看來，河北在改革開放后的落后，更主要的原因是幾十年來地方政府決策的失誤，在發展戰略和空間布局上有不當之處。

　　陸大道指出，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河北就將經濟發展重心置于保定以南的太行山東麓地帶，而從未重視沿海的秦唐滄。直到2006年11月，河北省召開第七次黨代會，提出了以打造沿海經濟隆起帶為主要抓手，建設“沿海經濟社會發展強省”，觀念上才真正走出“內陸意識”。然而，近年來，河北由于急于追趕，選擇大搞能源重化工，又導致了結構性危機，加劇了目前的困境。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河北缺乏主動性，沒有利用京津兩市所提供的發展條件進行具體謀劃。”陸大道表示，大家總認為京津對外產業輻射不夠，但同比蘇錫常，他們主動發現上海需要什么、上海能提供什么空間，利用上海優勢進行發展，使得長三角擺脫“虹吸效應”向“輻射帶動”轉變。

　　他建議，河北發展海洋工程裝備、先進軌道交通裝備和新型材料工業，并注重與京津大型制造業相關產業鏈、產業基礎相結合。此外，在加強生態建設的同時，下決心在京津二市和河北省之間建立淡水和礦產資源的生態補償制度。

　　“現在確立北京為京津冀城市群核心城市，就是要保證振興這個中心。如果北京經過疏解，把首都功能落實好了，這也是協同發展的重要意義。”陸大道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