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世界級城市群的高度

　　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去年2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視察北京時對北京核心功能的定位，此番延續到了規劃綱要中。

　　“四大中心沒提經濟中心，不是放棄經濟發展，而是放棄發展大而全的經濟體系，構建符合首都特點的高精尖經濟結構。”此前，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長李士祥也曾解釋，“這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沒有退就沒有進，退在前面，才能有進；退得堅決，才能進得更好。”

　　雖然北京沒有被賦予“經濟中心”的定位，但陸大道認為，國際交往中心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覆蓋這一內涵。

　　規劃綱要起草過程中，風向悄然轉變。最終的規劃綱要，對京津冀整體定位從“首都經濟圈”調整為“以首都為核心的世界級城市群”。這和陸大道課題組提出的核心觀點十分相近。

　　去年7月，由他領銜的課題組向國務院上報了一份《關于京津冀大城市群各部分功能定位及協同發展的建議》，其中明確提出將北京定位為以高端服務業為主體的國家經濟中心城市，天津則應為華北地區經濟中心城市。

　　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時，陸大道重申，無論從全球產業分布、國家競爭力客觀發展的需要，還是目前北京已經形成的國際交流及總部經濟基礎，首都發展以高端服務業為主的“經濟中心”最符合國家利益。

　　“20年前，全球經濟網絡是‘地點空間’，現在是‘流的空間’。像紐約東京巴黎等資金流、信息流、人流、物流、金融流匯集的節點城市，就控制了全球。”陸大道向澎湃新聞記者強調，在當今世界，處于世界性“流”的節點上并以高端服務業為主體的城市，對于國家乃至世界經濟發展的意義和地位，比相同級別的制造業大城市要重要得多。

　　“一個大城市的重要性不在于GDP多高，而在于企業對全球的控制能力、對地區的帶動能力。”陸大道肯定地說，“北京已經是這個地位了，它正在成為金融、商貿、高技術以及大規模研發、信息、中介等高端服務業的基地。”

　　北京總部經濟規模龐大，是不爭的事實。

　　北京集中了全國四分之一的央企總部，超過四成的跨國企業在北京設立投資性公司。2013年，北京超越東京成為全球擁有500強企業數量最多的城市。

　　30多年來，北京可謂占據了中國金融資源的半壁江山。包括“一行三會”、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和11家保險公司總部都在北京。而前不久亞投行總部確定落戶北京，無疑又為北京金融地位加碼不少。

　　過去近十年間，天津濱海新區一直有意承接北京金融產業轉移。不過，陸大道對此并不看好。

　　他在論文及受訪中多次談起去年4月的一則媒體報道——定位于商貿金融中心的天津濱海響螺灣商務區進行了大規模建設，那里曾一度被稱作“中國未來的曼哈頓”，但“48棟摩天大廈至今僅有兩棟正式完成入駐，多數項目或半途停工或封盤”。他認為，這種情況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天津高端服務業發展潛力受到限制。

　　陸大道解釋，以金融為龍頭的高端服務業具有巨大的空間集聚效應。這些對信息高度依賴的行業服務聚集在信息流的節點城市，方便行業或企業間管理理念、合作和競爭策略、危機應對策略等隱性知識的傳播。“這些企業經常在一塊交流，比企業上下游之間的聯系都要密切得多，他們一個也不愿分開。”

　　而北京的優勢也正在于此。

　　陸大道說，北京早已是中國的“政策高地”，這一重要性質是由首都的功能決定的，也是長期發展態勢的自然延伸。“國際性的高端服務業機構（國家、大洲等地區總部）進入中國，要和中央政府和各部門打交道，首選落戶地自然是北京。”

　　“像東京、巴黎、倫敦、首爾等發達國家的首都，也是因為這種功能而發展成為國際大都市和國際性金融和商貿中心的。這是符合客觀規律的。相反，美國和澳大利亞只是特例。它們都是移民國家，先在港口城市形成經濟中心，獨立建國后，出于各自的政治原因才確定新建首都。天津的情況不能和他們類比。”

　　陸大道認為，就經濟總量而言，天津僅屬于全國第二梯級大都市范疇；就產業特點而言，天津明顯以第二產業為主體，總部經濟遠遠不及北京、上海和香港。在天津發展及濱海新區開發的目標和方向也不宜與上海（及其浦東）、香港類比。“天津的經濟輻射力和影響力在國內基本上是大區域性的。”

　　他表示，將天津定位于京津冀城市群以高端服務業為主的經濟中心城市，不符合天津的優勢、區位條件及發展現狀。“天津有自己的位置，制造業、航運業，應該和北京錯位競爭。”

　　對于天津金融創新運營示范區的定位，陸大道比較認可。“搞一些金融衍生品試驗，比如醫療保險機構發行債券，看看市場反應怎么樣。我估計以地區性金融機構為主，和原來設想大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