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4日，在“重構·睿變——國家戰略下的京津冀新區域崛起論壇”上，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作了開幕主題演講。以下是李鐵主任演講整理：

　　區域問題的核心是城鎮之間的關系

　　由于《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很快就要出臺，我沒有參加規劃的編制，也不太好直接講有關京津冀規劃的評論，避免在輿論上引起過多的誤會。我今天僅就城市發展的規律結合京津冀的發展談一些道理。

　　最近我們常講的三大區域戰略，包括“京津冀協同”、“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實際上都是空間和區域戰略。既然是區域戰略，離不開兩件事兒，一方面是區域間基礎設施的連接，包括交通、管道、網絡等基礎設施的投入和建設，這屬于錢上的問題；另一方面，產業和要素都要集中在點上，不可能投射到廣大的農村，所有區域內的點之間的關系也就是城市之間的關系。所以研究區域問題，離不開研究城市之間的關系。研究點上的問題、研究城鎮化的問題，根本上也就是三大區域戰略和城鎮化之間的關系問題。

　　我們可以從哪些城市入手研究呢？國際上的城市太多，最近我們和歐盟共同舉辦了中歐城鎮化伙伴關系論壇，還和拉美、東南亞等國家共同推進多領域的城鎮化合作，但是我覺得真正適合我們學的還是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城市，比如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的城市。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城市所走過的歷程，體現出的城市發展規律，對我國的城市發展有較大的借鑒意義。

　　即便如此，我們在借鑒之前，還是應該分清楚相互之間的區別。我們有時候喜歡引用國際理念，但是我們在借鑒一些國際經驗的同時，一定不要忘記中國和其他國家、地區之間的區別。

　　借鑒國際經驗需分清國情差距

　　第一、城市化涉及的人口規模。我們知道，經濟增長到一定程度、經濟總量達到一定規模的時候，會有邊際效應遞減的規律，我們有13.68億的總人口，7.49億的城鎮人口，這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不能比擬的。我國的城鎮人口是韓國總人口的16倍，我國的總人口是日本總人口的10.7倍，在這個基礎上，很多問題的前置條件將大不相同。

　　看京津冀區域的城鎮化也是如此。京津冀區域的總人口是韓國的兩倍多，接近于日本總人口，而城鎮人口比韓國總人口還多一點，約是日本的一半，但是從發展階段看，差距比較大。京津冀區域的城市化率比較高，已達61%；但日本、韓國的城鎮化率都是90%多，和韓國有三十多年的差距，和日本有大概四十年的差距。

　　如果把京津冀再分開，北京城鎮化率86.4%，已經達到了發達國家水平，天津（82.1%）也不差，雖然京、津兩市的城鎮化水平和日韓差距不大，但是經濟發展水平、城市管理和治理水平，與日韓差距至少有二十年。而河北統計上的城鎮化率是48.1%，差距更大。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講“協同發展”，怎么協同呢？最好的結果是互補，但是我們能補嗎？到底是要保北京還是互補，這是當前政策制定所面臨的非常重要的選擇。

　　第二、產業結構調整是趨勢。我們研究國際上產業發展規律的時候發現，發達國家城鎮化達到穩定階段后，其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一般都是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的2-3倍，甚至4倍。我們看京津冀區域，北京已經和日本等發達國家水平相當了，天津比值是1：1，雖然已進入工業化中后期，但仍然靠工業支撐城市的發展，作為一個特大城市，服務業發展還不夠好；河北更不用講了，二產占比高達51.1%，服務業較弱。

　　我們看到，日本的服務業占比是72.6%，韓國服務業占比雖然只有59.4%，但服務業就業比重是76%，服務業就業比重是工業就業比重的兩倍。國際上城市發展的一般規律證明，城市發展到工業化中期以后，就會出現服務業逐步替代工業的現象。這種替代我們叫做“退二進三”，不僅會對城市的就業產生很大的影響，而且對城市的整個產業結構、城市發展形態等都會有直接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