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界少做了什么

　　“在世界地質公園的建立維護上，張家界做了許多實在的工作。這不僅是我個人的觀點，也是媒體的觀點。在張家界被聯合國警告后，中央電視臺的記者實地探訪了景區，他與我的意見一致。我才有了底氣，在微博上公開自己的想法。”王建軍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據澎湃新聞報道，2014年9月23日，第六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地質公園大會宣布，張家界世界地質公園順利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大考”。這標志著張家界之前所獲得的“黃牌”警告已被摘掉，將繼續保持世界地質公園網絡成員的資格。

　　2012年的夏末秋初，聯合國專家來到中國對世界地質公園進行評估。數月后，張家界和廬山、五大連池一起，因“向公眾科普地球科學知識不足”等原因，被“黃牌”警告，限期整改，否則除名。

　　張家界地貌的巖石基礎形成于3.5億年前的泥盆紀。那時候張家界是一片海，在這片不大的區域形成獨特的五六百米厚的石英巖石沉積，后來在地殼上升和下降過程中保持水平狀并有交叉的垂直裂隙發育。

　　距今260萬年的第四紀以來，湘西北一帶的地殼上升較快，抬升過程中經流水等外力地質營力塑造，形成現在我們看到的峰林突兀、峽谷縱橫的景象。據中國地質大學測定，張家界目前的地貌形成于56萬年前。

　　張家界官方提供給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專家的工作報告顯示：為了迎接這次評估，當地精心準備，累計投資近2億元直接用于“地質公園的地質遺跡保護工作”。

　　新的地質博物館從2013年9月開建，2014年4月完工，5月開放。張家界市國土資源局世界地質公園辦公室主任向良民對《瞭望東方周刊》說：“此次投資的2億元資金，大部分來自政府投資，小部分源于企業投資。”

　　張家界武陵源區國土資源局局長宋宏明表示，原展覽館為10年前張家界世界地質公園獲批后修建，當時投資100多萬元，但因無后續資金投入，一直沒有升級改造，較為簡陋。

　　“除了新建博物館外，張家界強化了景區內展示牌的標示，強調了地質公園的教育意義。張家界市政府財政并不富裕，2億元的投資壓力不小。”王建軍說。

　　據悉，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此前給出的整改建議說，張家界世界地質公園內幾乎看不到世界地質公園標識，只強調自己是世界自然遺產。此次整改過程中，張家界新增公園主副碑3塊、總體介紹牌9塊、景點解說牌57塊以及科普宣傳欄18組。

　　美國黃石的博弈

　　1995年美國黃石國家公園被世界遺產中心列入《受到威脅的世界遺產名錄》。

　　昆明理工大學教授、景觀地質專家、世界遺產申報組組長梁永寧告訴本刊記者：“黃石公園被列入名單的原因在于計劃采礦將影響和威脅公園，還有非本地物種入侵、道路建設與游人壓力。”

　　資料顯示，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在1995年2月28日請求世界遺產委員會干預阻止采礦的信中，對黃石公園遭遇的各種威脅有更為詳細的描述：在公園外圍潛在的地熱開采和其他地下水探鉆，正威脅著公園舉世聞名的地熱資源；伐木、石油和天然氣開采、筑路、采礦、民宅建筑及新的居民聚集點，持續侵犯著公園周圍的敏感的荒野和重要的野生動物生存環境；生態環境的破壞和日益增加的人與熊的沖突，危害了已受威脅的灰熊；非法引入湖泊鮭魚威脅了黃石原有的刺喉鮭魚，而后者正是灰熊、小型哺乳動物和鳥類重要的食物資源。

　　黃石公園正式被列入《瀕危世界遺產清單》，迫使當時的克林頓政府作出史無前例的決定，即用聯邦財產與金礦公司擁有的財產進行交換來阻止采礦。克林頓政府于1996年以6500萬美元收購了計劃采礦的私人土地，有效地解除了金礦對黃石國家公園的威脅。

　　其他有關黃石公園威脅治理的報告也紛紛上交至世界遺產委員會，其中包括臨時野牛管理計劃，成立國家/聯邦臨時急救委員會以及在解決其他問題方面取得巨大進展的“大黃石國家公園普魯氏菌病委員會”等。

　　但黃石國家公園直到2003年6月仍舊沒有從警告清單中去掉，這是因為世界遺產委員會認為，除了反對采礦提案的成功之外，其他所提到的各種威脅仍在持續。

　　在2003年7月召開的第27屆世界遺產大會上，經過激烈爭論，黃石國家公園才從《瀕危世界遺產清單》上被有條件除名。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專家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當時情況其實非常微妙，美國代表團曾尋求中國的支持。”

　　在世界遺產名錄上，目前有46個保護區被列為《瀕危世界遺產清單》，其中包括英國的利物浦海上商城和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大沼澤國家公園。而德國的德累斯頓易北河山谷和阿曼的阿拉伯大羚羊保護區，分別在2009年和2007年被從世界遺產名錄上除名。

　　“‘黃牌警告’是媒體喜歡用的說法，事實并非如此。進入《瀕危世界遺產清單》，意味著該地區需要得到更嚴謹的保護。比如大沼澤國家公園就是自愿留在瀕危名單里的，他們認為這樣的境況，更容易得到政府、企業和民眾的關注和投入。”梁永寧說。

　　金字招牌也是雙刃劍

　　采礦業對世界遺產的威脅，中國同樣經歷過。2006年4月梁永寧陪同IUCN(世界自然保護聯盟)自然保護地主席尼克先生對“三江并流”申遺后的保護狀況進行實地考察。

　　“‘三江并流’保護區的問題有些尷尬。在此前劃定的保護區邊緣地帶發現了儲量巨大的銅礦，如果該區域明確劃入保護區，那么銅礦絕對不允許被開采。但該礦產離保護區核心地區較遠，如果不開采經濟損失巨大。因此，項目組做了詳盡而繁瑣的工作，將礦產區從保護區邊界剝離出來。”梁永寧說。

　　2007年6月，由以云南石林、貴州荔波、重慶武隆為主的“中國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遺產”通過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的評定，正式被授予世界遺產稱號。梁永寧正是該項目的專家組組長。

　　而擁有顯著喀斯特地形的廣西桂林并未在此批申報。直到2014年6月才與貴州施秉、重慶金佛山、廣西環江作為“中國南方喀斯特二期”，成功獲批世界遺產。

　　世界遺產雖是塊金字招牌，但也是把雙刃劍。

　　在梁永寧看來，申報世界遺產原本是為了長遠利益，讓這些珍貴資源能夠得到長久保護，科學、合理地利用，以促進申報遺產地的經濟發展。如果當初就考慮在遺產地發展經濟，申報時就不要將發展經濟的片區劃歸在內；如果要搞大規模的發展，就不應該申報。

　　“桂林沒有參與第一批喀斯特地形的申報正是這個原因。作為國家風景名勝區，當地的地質資源、文化資源都有條件申報。而8年前，當地政府可能更多考慮經濟發展，唯恐申報后影響地區工業和礦產開發，因而錯過。”

　　“中國的九大類自然和文化遺產地，在劃分范圍的時候就類似于‘圈地運動’。早期的太湖國家風景名勝區，將無錫和蘇州的整個城區都包含在內，這樣并不科學。”北京大學旅游研究與規劃中心主任吳必虎告訴本刊記者。

　　未來國家公園方向是既保護又發展。保護是在可能的情況下將居民和生活區塊從國家公園和保護區內遷出，同時控制新建筑的出現。這方面，中國的現實條件并不完善。

　　“中國雖地廣但人多，從特定地區遷出居民是項艱巨工程。比如千島湖縣城就在千島湖保護區的核心地帶。而楠溪江保護區兩岸，當地居民新起很多房屋。這都會對保護產生負面影響。”吳必虎說。

　　另外，在接受本刊采訪的專家看來，國家公園需要對工業、房地產進行限制，對環境污染實行終身追責制。

　　“先污染再治理的觀念實在是無可取之處。”中國公園協會副秘書長李亮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實際上國家對生態修復投入大，同時浪費也大。

　　以太湖為例，多年治理也未解決藍藻泛濫問題。岸邊漁民雖然搬遷了，但城市排污還沒有徹底解決。“對排污進行收費，查處排污又執法不嚴，或許請客吃頓飯就能解決。這就是對國家生態治理資金的浪費。”李亮說。

　　英國泰晤士河用了50年的時間才將水治清，如果不糾正先污染再治理的觀念，需要多少個50年才能還中國江山多嬌的原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