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協同與分殊、政府與市場

　　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去年開始成型。

　　2014年2月26日，在習近平總書記的“總動員令”下，京津冀協同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2014年8月6日，京津兩市簽署了五份合作協議和1份備忘錄。其中，交通一體化成為京津協同發展的優先領域。京津冀簽署的13項協議也基本上確定了天津濱海新區和河北曹妃甸、廊坊、保定、張家口、承德將作為京津冀一體化“主戰場”。至此，京津冀三地合作框架協議初步搭建完成，三地協同發展“路線圖”逐漸清晰。

　　在這份路線圖上，除了北京的核心地位之外，協同發展的重要一部分，是天津濱海新區、河北石家莊、曹妃甸、廊坊、保定、張家口、承德等地的發展。而今年的重點，則是加快推動交通一體化、生態環保、產業轉移三項。

　　杜立群介紹，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里面要求三個先行：一是生態建設。霧霾問題、水資源問題，包括北部山區防護林的建設問題等，可能在區域當中會結合區域的生態紅線劃定，另外還有區域的國家公園體系建設。二是交通基礎設施的共同建設。據他了解，要建立“一個軌道上的京津冀”。鐵道部門也在積極把權力下放給地方，要求兩個地方之間可以建地方鐵路，來形成地方的軌道網絡。三是產業。北京市跟河北省，北京市和天津市，天津市和河北省，都先后簽訂了產業協作的共同建設協議，并有待于在落地層面進一步加強，“這塊工作可能會以一些共建的園區工作方式在進行”。

　　這三方面的內容，“都會落實在北京的城市總體規劃修改里面”，杜立群說。這也是京津冀協同發展作為北京市總體規劃發展的一個新戰略。

　　楊開忠認為，協同發展很重要的一個命題，是協同而不是利益分殊，這其中就牽涉到怎樣去運行協同的機制。

　　“京津冀協同發展面臨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它的區域治理的體制。廣東省跟京津冀的人口基本上一樣，國土面積僅比京津冀略大一點點。GDP也基本一樣。但是，廣東是一個省下管三個一樣的東西，這邊是三個省市來管同樣的東西。再加上首都在這兒。所以，京津冀區域治理更加碎片化。要實現協同發展，一體化發展，一個非常重要的是必須在區域體制機制，或者區域治理結構上取得重大突破。”

　　怎么突破?站在省級區劃的高度來看，合并肯定是不行的，沒有照顧到多樣性，很多問題也很難解決;因此“在上面加一層進行區域性事務的協調，可能還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楊開忠建議，要做一個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委員會，委員會由三地和中央“一塊琢磨”區域性事務。

　　天津泰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申小林認為，要解決這一系列問題，首先要理解京津冀一體化的核心是人，其次，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

　　他認為京津冀一體化的核心，是要解決外部性問題和城市之間功能互補的問題。比如污染，就是典型的外部性問題。要解決外部性的問題，“大家只有擰成一股繩，大家要找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像我們做貿易一樣，就因為比價優勢，互相比較。這兩個問題解決好了，可能以人為本的京津冀一體化能夠實現”。

　　但具體到解決的路徑，申小林認為應該在強調政府作用的同時，更加重視市場的作用。中國的政府在推動一些重大的任務完成，重點的問題解決方面，沒有第二個可以替代政府作用的。“所以，我們的政府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比如具體到治理霧霾這一問題上，就需要巨大成本的支出。北京治理霧霾的成本，測算未來四五年時間大概需要7000億元。這么龐大的支出，靠公共的財政支出顯然不夠。因此“政府和市場兩只手都不能太軟。政府方面，碰到問題不能躲，該抓什么抓什么。另外，市場的力量能成長起來”。

　　再如地方發債，現在權力已經下放到省市級了，但是用市場的標準去判斷，即使把權力給了他，也沒辦法行使。要解決京津冀一體化的前提條件是解決基礎設施投入的問題，不管用什么辦法，不管用多長的時間，一定要保證投入，不投入規劃就永遠是在藍圖上。而這部分投入僅靠財政是入不敷出的。所以，“我覺得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可能是保證一體化或者協調發展的一個最基本的前提。協同發展衡量的標準，人自由流動，物自由流動，思想自由流動。所以，投入問題，雖然很難，但是缺乏基礎設施投入，一切都是空談”，他說。而這一切，都必須要依靠更多市場的力量，民營企業的投入來幫助解決和完成。

　　作為一個參與城市建設和環境治理的金融企業，天津泰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有一些歷史經驗。申小林據此認為，在解決財政資金投入不足的問題時，有下述辦法可以考慮：第一，政府要有勇氣更加開放，可以利用國際資本，用多種形式來補充政府基礎投入的不足，不要僅僅局限于財政收入和地方發債;第二，涉及到多個地方共同開發的地段，不能有斷頭路，在這方面應有更多股權方面的合作;第三，基礎設施投入要發揮民營企業的作用;第四，也是最后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投資的盈利問題。政府在這個過程中要做兩條服務支持：一方面是產品設計，基礎設施融資方式上，要設計出相應的產品，讓民營企業感覺到又保險又有收益。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創造良好的信譽，不要對自己的國有企業和對外面的民營企業參與到這里面來區別對待，要有誠信。

　　李善同也贊同，城市規劃和協調發展，需要“按照市場經濟規律來辦事”，經濟聚集是一個市場的力量。他舉了一個例子，日本東京當年搞規劃，搞工業限制法和大學限制法，想把工業從東京趕出去，把好的教育資源分流。但效果是，市場的力量卻促使這些資源更加集聚，政府想擋都擋不住。最后這兩個發展的規劃都沒有用，過了多少年以后就廢止了。

　　再如城市交通管理，巴黎市區有40%的人不開車上班，因為養車成本太高，不如租一輛車成本更低。而北京地價這么高，停車占的地也要付成本。所以，現在有很多東西，“應該認識到用經濟的辦法來解決，比用行政規定的東西可能會更好”，李善同補充道。

　　楊開忠說，霧霾治理和城市建設都是很大的難題，洛杉磯解決霧霾花了40年，我們也得花上5年-10年，才有轉折性的大變化。從規劃上說，生態環境要考慮形成一個環首都的生態帶，同時對空氣污染，大力推進聯防聯治，為了好環境，河北現在產業結構大幅度調整，鋼鐵企業的數量也在大大壓縮。

　　南水北調過來了，未來十來年之內，將會有100億立方米的長江水流到京津冀，“這樣我們就可以喝長江水，生活會變得更美好。同時，節省下來的水可以更好地用于生態建設，凈化環境。所以，我相信，有大家共同的這樣一種認識，其實就是一種動力。有中央的決策和基礎設施的支撐，5年-10年之內，我們的環境應該能夠有一個大的轉折，我比較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