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了立法理念

　　此次《環境保護法》的修訂，確定了立法的四項基本內容為：保護和改善環境、防治污染與其它公害、保障公眾健康和推進生態文明、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不僅提出生態文明的理念，而且規定了相關的法律制度、機制和責任，以及保障生態文明理念的具體實施。在先進的立法理念指導之下，創新了環境法的基本原則，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確定保護環境是國家的基本國策，在對傳統的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原則修正的基礎之上，明確了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相協調的環境優先原則，體現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特點和新趨勢，并表明了我國已經具備解決環境問題所需要的經濟實力與技術能力，以及黨和政府對解決環境問題的決心。

　　加強了環境保護基礎手段

　　環境保護必須加強基礎工作，此項基礎工作既包括教育與科技，也包括經濟投入與社會支持。此次《環境保護法》修訂，特別注重教育手段的加強，如將6月5日確定為環境日，這勢必會使得我國公民的環境保護意識得到進一步提高。同時，環境問題也是一個科技問題，因此，此次《環境保護法》的修訂亦十分注重通過以科學研究與技術創新為手段來解決環境問題，從而找到解決問題的抓手。如此法規定，加強環境與健康風險調查研究，加強環境風險評估等。

　　形成多元環境保護責任體系

　　新《環境保護法》細化和完善了人大、政府、部門、企業、公眾、司法機關等在主體的生態環境防治中的責任。規定了“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對本行政區域的環境質量負責”，“未達到國家環境質量標準的重點區域、流域的有關地方人民政府，應當制定限制達標規劃，并采取措施按期達標”，進一步強化了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對環境質量的責任。同時，增加規定了環境保護目標責任制和考核評價制度，并規定了上級政府及主管部門對下級部門或工作人員工作監督的責任。新《環境保護法》同時在加強監督方面作出了新規定，規定各級政府應向同級人大常委會報告環境保護工作和及時通報重大環境事件的制度，使政府的環境保護工作接受人大的監督，從而通過人大的監督有效地解決地方政府消極履職問題。在提高公眾參與方面，新《環境保護法》中專門設立了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一章，規定公民對環境享有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體現了環境保護的民主性。

　　此次《環境保護法》修訂，授予了環境保護和其他負有環境保護監督管理職責的部門對違法排污設備的查封、扣押權，這對及時解決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違法問題意義重大。另外，為了保證監管的實效性，在此次修訂中提出了一些協同監管的具體措施，譬如對于環境污染企業，供水部門可停止供水，土地管理部門可禁止向其提供土地，銀行則不得給予其授信，進出口管理部門不得給予其出口配額，證券監管部門可限制其上市或已經上市的不得繼續融資等。這一系列的措施將不僅有利于促進企業實行綠色生產、清潔生產，也有利于地區經濟結構大調整。此次修訂在借鑒了《水污染防治法》立法經驗的基礎之上，對于只重視經濟增長而忽視環境保護的地方政府，規定了區域限批制度，即對環境污染嚴重的地區，可以暫停審批其環境影響報告書，限制其進一步發展，用限制發展的措施來倒逼地方政府解決區域性的環境問題，倒逼相關企業解決其企業內部的環境問題。另外，對于區域規劃未進行環評而開始建設的，新法也作了措施規定。

　　加強了環境保護監管力度

　　方面加強了法律責任的嚴厲性，讓《環境保護法》成為了新中國歷史上最嚴厲的部門基礎法之一。一是對4種情況規定了行政拘留措施。如未進行環境影響評價就擅自開工建設的污染項目，對其負責人予以行政拘留；對于偷排、暗排的企業，對其負責人及相關責任人予以行政拘留；對于隱報、瞞報或篡改排污數據的企業責任人予以行政拘留；對于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尚不構成犯罪的相關人員亦可予以行政拘留。行政拘留措施的采用具有極大的威懾力，將對推卸責任的企業起到有效的威懾作用。二是針對發生重大環境違法事件的地方政府分管領導及環境監管機關的主要負責人，設立了引咎辭職制度。即對于那些因監管缺位、越位、不到位，以及其他一些環境行政違法行為而造成重大影響，或者發生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的地方政府或環境監管機關的相關領導，責令其引咎辭職，從而通過與其政治前途掛鉤的做法促使其忠實地履行法律規定的職責。三是對企業規定了按日計罰的措施，即對于那些責令其限期整改卻屢教不改的企業，從責令之日起按日計算罰款，并且鼓勵各地方按照地方實際設定罰款的數額，可見罰款上不封頂。這種嚴厲的制裁措施有利于遏制那些心存僥幸的企業的僥幸心理，并解決違法成本低而守法成本高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