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園家亨利·霍爾（Henry Hoare）和查爾斯·漢密爾頓（Charles Hamilton）在設計斯陶赫德園林和潘西爾園林之前，曾研究過17世紀的風景畫，特別是克勞德·洛林的作品，他們通過精心計算，設計出了這兩座具有縱深視野的景觀園林。但是如果我們仔細研究瑞典建筑師派帕（F.M.Piper）繪制的美麗的斯陶赫德園林規劃圖，便可以從中看出圓明園的布局模式。曲折的水流和人工島嶼，小山丘上的樓臺亭閣（雖然還是以歐洲古典風格為主）；彎曲的山路中豁然出現的小橋、巖洞和假山，所有這些布局都與馬國賢神父和王致誠神父在北京工作期間的來信中所描述的景色一樣。研究東方藝術的西倫教授（Osvald Siren，1879-1966）這樣描寫斯陶赫德園林：“這里使用的粗糙樸質的石料與在中國園林中普遍使用的石頭驚人地相似。與中國園林一樣，我們也想方設法創造一種風景如畫的野趣，看起來具有中國明清時代園林的特色。與潘西爾園林的洞穴一樣，這里的園林與中國式山崗的相似，絕不是偶然發生，而是有意為之—雖然還不能說是刻意的模仿。”我們在這一點上不能完全同意西倫的看法—一座中國假山可能難以與一個荒廢的意大利山洞區別開來，但是假山是有意建成的。

　　中國園林的概念與西方園林對于風景繪畫美的追求可以相互媲美，而二者又有微妙的差異。中國園林是微觀式的，它在時間中展開，就像中國山水畫卷一樣，觀賞者一邊舒緩開卷，一邊想象自身在山巒湖水中的游歷；歐洲園林風景畫的理想概念，體現為像觀看一幅風景畫似的對于美景的一覽無余，正如這個詞義所指，是一系列從選定角度觀覽到的經過認真構思的圖畫：這里是普桑，那里是洛林，下一個是薩爾瓦多·羅薩。中國人的概念是接近自然的，或至少看起來自然的；歐洲人則是靜態的，贊賞人造加工。西方風景畫似的園林從一個畫面輕易地轉移到另一個畫面，具有連續性，其感覺仍然是從外部觀看一個接一個的由框架隔斷了的景觀—這在中國山水畫的美學觀念中屬于最低的范疇；中國園林則是進入一個身臨其境親自感受的自然世界。

　　中國園林美學，不管是被誤解還是被錯用，的確滲透進了18世紀英國園藝欣賞品位的中心理念，并間接對風景繪畫的創作產生影響。當然，我們難以在歐洲風景畫中找到對錢伯斯提倡過、肯特似乎實踐過的中國模式的明顯模仿，因為沒有哪位歐洲藝術家以理解和接受的眼光認真觀看過一幅中國山水畫。不過在布歇和華多的作品中我們可以察覺到，其畫面的構圖和筆法初看是即興，但實際上是高度精心構建的、以非對稱和“有控的無規則”手法重現自然，這個特點在休伯特·羅伯特（HubertRobert）及后來的庚斯博羅（Thomas Gains-borough，1722-1788）的作品中體現得更明顯，這是洛林風景畫中所沒有的。薩爾瓦多·羅薩風景畫中浪漫情調的表現主義手法或許為此提供了畫面創作的技巧，但說西方新出現的風景畫的理論基礎部分建立在—雖然不是有意為之—中國美學的基礎上也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