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名城克利夫蘭附近的凱霍加河因受工業嚴重污染，20世紀60年代末期甚至發生了自燃。凱霍加河大火催生了美國社會的生態覺醒，迫使國會于1972年推出《清潔水法案》。經過治理，凱霍加河沿岸如今已成為當地市民日常休閑的場所。

　　德國的生態覺醒出現于20世紀70年代。當時，已進入工業社會的德國深切認識到環境污染帶來的危害，逐漸關閉了一些煤礦和化工廠。與此同時，德國政府投入大量資金修復受污染地區的生態環境。經過30多年的努力，德國成為世界上生態環境最好的國家之一。

　　英國對泰晤士河的治理同樣也是生態覺醒的產物。英國工業革命的推進，使得大量工廠如屠宰場、制革廠等沿河而建，加劇了泰晤士河的污染，導致倫敦歷史上發生多次霍亂。20世紀中期開始，英國加強對泰晤士河的綜合環境治理，關停大批工廠。三文魚的蹤影自19世紀30年代從泰晤士河消失后，于20世紀70年代再度出現。

　　類似的例子還有許多。環境領域的“庫茲涅茨曲線”表明，在工業化過程中，伴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加，環境污染的程度呈現上升趨勢。而當人均GDP進一步提高，污染程度又會逐年下降。這條倒U形曲線顯示了發達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無一例外遭遇過的一段困境。

　　治理局部污染相對簡單，一些發達國家“獨善其身”也比較容易。有統計表明，20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已將60％以上的高污染產業轉移到其他國家，美國也已將40％以上的高污染、高消耗產業轉移到其他國家。所以，當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為了發展的需要，接受了發達國家產業轉移的同時，也被迫承受了環境惡化的后果。

　　在利馬氣候大會上，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發布了《2014年排放差距報告》。報告指出，為避免氣候變暖帶來的災難性影響，全球溫度升幅應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全球變暖有自然界本身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人類的行為。自工業革命以來，大氣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了25％，遠超過去16萬年的紀錄，而且尚無減緩的跡象。

　　按2攝氏度目標計算，全球最多只能排放2900億噸二氧化碳，但工業革命至今已經排放了1900億噸。如果國際社會不采取行動，“碳預算”在25年內就將用完。

　　生態覺醒關系到人類生死存亡。據預測，當全球平均氣溫比1750年工業革命之前測定的標準氣溫高出2攝氏度時，生態災難將一觸即發。屆時，地球上將出現大面積的農業歉收、水資源枯竭、疾病叢生、海平面上升等惡果。然而，照目前的溫室氣體排放速度，全球氣溫到本世紀末大約會升高4攝氏度，后果不堪設想。

　　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獲得通過，并于1994年3月生效，標志著國際社會全面進入生態覺醒階段。每年一次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也見證人類自我拯救的生態行動。

　　人類從敬畏大自然，到尊重大自然。國際社會通過一系列氣候變化的條約、協議，力圖實現碳中和，讓溫室氣體排放與地球吸納能力相當，正是從覺醒到行動之路。

　　近年，中國反復多次出現大范圍持續性霧霾天氣，同樣喚起了全社會的生態覺醒。中國政府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積極付諸生態行動。2013年，中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12年下降4．3％，比2005年下降28．56％，相當于少排放二氧化碳25億噸。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在氣候和生態問題上直面挑戰、勇于擔當，展示了自己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11月12日，中美兩國領導人在北京共同發表了《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宣布了各自2020年后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目標，并表示將共同推動國際氣候變化談判于2015年巴黎氣候大會如期達成新協議。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利馬氣候大會部長級會議開幕式致辭中稱，中國等國家近期在氣候變化方面宣布的行動是達成全球氣候變化新協議的重要動力。中國代表團團長、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在利馬氣候大會高級別會議上說，應對氣候變化關鍵在于行動。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是建設美麗中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對全世界的責任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