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超大城市走到了發展轉型的十字路口，陷于服務產業無法做大、制造業難以遷移的尷尬境地。對于超大城市發展定位，不必過多地強調其可能帶來的“好處”，更需識別其可能產生的“危害”，盡早在利弊權衡之后做出有利于可持續發展道路的選擇。

　　國務院一紙《關于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讓“超大城市”定義成了社會各界議論紛紜的話題。查閱截至2013年的統計數據，依據城區常住人口1000萬的數據邊際，我國共有上海、重慶、北京、天津，廣州、深圳六個超大城市。在人口版圖上，“超大城市”涵蓋4個直轄市和廣東省2個副省級城市;在經濟版圖上，分布于京廣鐵路沿線和長江兩條經濟主軸;在空間形態方面，形成了標準的“菱形”。依據社會與經濟聯動、均衡發展規律，本質上講城市是人口與經濟中心的重疊，人口版圖的改變意味著經濟版圖在調整。

　　依據高鐵距離和運行時間，南北兩組雙核城市已實現了“同城化”：京津距離120公里(最短通勤時間33分鐘)，北京始發到天津的C字頭高速城際列車每天84趟;廣州和深圳的距離是102公里(最短通勤時間36分鐘)，G字頭高鐵日車次數64趟。在150公里半徑區域內，蘇州、常州、無錫和嘉興已與上海實現同城化，與京津和深廣兩組超大城市相差無幾。深處西部內陸的重慶屬于“單獨作戰”，從交通網絡體系還是周邊城市數來看其影響力極其有限。已經或即將成為超大城市的還有處于菱形對角線交點的武漢。截至目前，在100公里輻射范圍內，武漢始發的C字頭日高速列車有26趟。因此，為給出超大城市的界定，城市人口是基準，需要考慮到經濟規模和輻射半徑、成長能力。超大城市，應是區域中心，且有能力帶動一定半徑內外圍區域內的城市共同成長。

　　30多年前中國做出將發展重心轉移到城市的選擇，踏上了只有起點沒有終點，謀求增長、做大城市的“漫漫不歸路”。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深圳市的大變身就是縮影。然而，據筆者近年來的調研和觀察，中國經濟發展重心在向中西部移動，東部地區超大城市走到了發展轉型的十字路頭，陷于服務產業無法做大、制造業難以遷移的尷尬境地。上世紀80年代，上海、北京、天津、深圳、廣州的發展可視為市場力和行政力共同作用的結果;進入新世紀，內陸地區城市奮力趕超，借勢城鎮化推拉合力，只是此舉并未給東部超大城市以轉型的喘息機會。自2008年之后，各大城市的制造業部門勞動力工資快速上漲，用腳投票的機制加速了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各省市勞動力工資水平的趨同速度加快，超大城市經濟發展潛藏勞動力短缺危機。自1993年建立最低工資制度以來，上海的最低工資標準已調整20余次。從工資上調幅度和頻次可以觀察到產業發展走向，投資流向，最近一次產業轉移倒逼出“資本跟著勞動力走”的新時代特征。全國聯動的工資上調預示著低工資，廉價富裕勞動力時代即將終結，超大城市家政、餐飲服務部門招工難暗示著富裕勞動力時代將終結。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接受，即將拉開的大轉變序幕足以引發超大城市當局深思：發展之路何去何從。

　　超大城市的城市化本質是市民化，這需要多渠道解決進城人員的社會適應性難題，而不是簡單地縮小常住與戶籍人口的“缺口”。無論北京、上海、深圳還是重慶，常住人口都顯示出高度的非線性擬合。因此，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提出，更應喚起戶籍改革的重新認識：推動全國聯動的戶改，城市化策略應強調“家庭”而非“個人”。

　　城市化模式構建和路徑選擇具有特定的敘事背景。今天，我國的超大城市主要面臨不徹底的城市化后遺癥、因內生動力不足而使人口和經濟通過腹地延伸向外圍區域拓展兩大壓力。前者是可以治愈的，后者是短時期內難以改變的。因此，超大城市在給定糾錯的期限內能否采取實際行動也就決定了其未來命運。政府當有明確的長期戰略定位，遵循超大城市發展內生規律，推進區域間聯動，不應固守“老大”地位的觀念，消除“我是超大城市”的優勢心理。對于超大城市發展定位，不必過多地強調其可能帶來的“好處”，更需識別其可能產生的“危害”，盡早在利弊權衡之后做出有利于超大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道路選擇。

　　當然，發展危機的另一層含義還包括通過危機的發展來更徹底地暴露發展中的問題，最終集中消除發展的障礙。未來，能被納入到超大城市群組的城市將主要分布在長江沿線，以及京廣連線，中國超大城市十字架構格局終將形成。為糾偏城市發展認識，極有必要建構超大城市危機預警監測系統，提高預警監測能力。筆者提出四點可操作性的建議：其一：辨識城市政治與城市化政治，超大城市發展定位應視為有機體而非物理改變(修建高樓大廈建CBD)，視市民化為社會、經濟和政治三維度聯動;其二，整合、集成超大城市人口數據庫系統，支持發展的科學決策，管理的動態調整，在發展中破解危機;其三，重新給出城區人口界定，深度推進市民化，將流動和移民群體作為城市成長的源動力;其四，從根本上消除超大城市的行政轄區邊界認識誤區，從城市分治轉向“共治”，推動跨越行政邊界、超越經濟發展認識的社會建設。

　　出于對城市發展的戰略新定位，給定“超大”的定義，本身就是利弊權衡、與時俱進的表現。所以，在實踐層面，給出超大城市的范圍界定，不應僅僅考慮人口和城區，而應以此為契機，打破行政轄區，深度推進區域城市化與經濟發展的聯動，提升國際競爭力。未來超大城市發展可能面臨的各種危機不勝枚舉，Hope for the best，prepare for the worst。一個基本的前提是，如果城市管理當局有了應對危機的基本常識，各種發展難題也將迎刃而解。

　　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說，我會一面走，一面向你講述小城市和大城市的故事。有多少曾經的大城市變成了如今的小城市;又有多少我們有生之年成長起來的大城市，在過去是那么微不足道——探知城市發展的未來命運，人是對城市生死存亡起決定性影響的能動主體。人口是社會與經濟發展的基礎，以人為本才是發展的要義。

　　(作者系重慶交通大學新農村發展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