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的癥結在于，我們的社會正在老齡化，廣州現在有116萬的老人，最新數據顯示廣東女性平均壽命是79.32歲，其中有一半老人家是獨自生活的。這些老人不跳舞、不唱歌怎么辦？既有的生命經驗讓她們偏愛廣場舞，或許也有找到同伴，排解獨孤的療效。但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帶來的副產品之一便是相應的公共文化設施沒有跟上。廣場舞引發的矛盾何嘗不是城市公共空間的缺失問題。如果有足夠的文化場館，中國大媽可以室內跳舞，何以會噪音擾民？小小的廣場舞，折射出的是人們（尤其是中國大媽）對公共文化生活的真實需求和現實焦慮。

　　處于輿論中心的《廣州市公園條例》網上立法聽證會仍在進行中，截至9月22日24時，就已經有163.52萬人次網友點擊圍觀此次聽證會。最備受關注與爭議的便是公園噪音問題，這和“廣場舞”以及中國大媽這兩個意象緊密相連。

　　街坊鄰居十分反感噪音擾民的“廣場舞”及跳“廣場舞”的主體中國大媽。于是乎，我們放大范圍，進入視野的消息報道，包括潑糞、槍擊、放狗咬……如此極端為哪般？皆為廣場舞。反對者，多是上班族，覺得早上和晚上的大好時光被廣場舞的噪音攪黃了，他們要的是安靜休息。而跳廣場舞的中國大媽則要跳舞要健康。雙方矛盾不斷，這態勢從此次立法聽證會便可見一斑，如何確定公園噪音分貝，怎么落實執法等等。

　　中國大媽儼然成了令人瞠目結舌的一幫人，她們席卷國內外各大城市的廣場，伴著勁爆音樂翩翩起舞；她們出沒于早晚高峰的公交車上，擇菜、搶座，與別人爭吵；她們一擲千金，全球狂掃黃金，試與華爾街金融大鱷比高；如今，她們再次令世界側目，全球瘋搶蘋果手機新品iPhone6，搶購到了紐約首部iPhone6。如此近乎“妖魔化”中國大媽，潛臺詞大抵是指她們與現代生活規范格格不入?，F代生活是個什么樣？現代人應該有自己的私密空間，應該獨處自由。比如，新城市中產階級崛起了，大多是戴著耳機獨享跑步的樂趣或是在窗明幾凈的健身房里揮汗如雨等等。可這些和中國大媽貌似八竿子打不著。

　　為什么大媽獨愛廣場舞，而不去健身房或是在公園里跑步？筆者以為，一與廣場舞免費有關，二與成長記憶有關。如今的廣場舞實則是“秧歌舞”、“鑼鼓舞”在時代變遷下的產物。這些“集體舞”是新中國后才有的文化景觀。它們深深地躺在中國大媽的記憶中，與她們的青春密不可分。廣場舞對中國大媽而言何嘗不是青春懷舊的實踐呢。就像所謂的新時代城市中產階層，捧著村上春樹的《當我談跑步時我談些什么》，享受跑步的樂趣，何嘗不是在享受一種掌控自我的自信呢。當越來越多的城市中產發出聲音時，社會的輿論天平自然傾向這社會經濟的中堅力量。而廣場舞、中國大媽則成為與時代進步洪流背道而馳的意象，成為與現代文明相沖突的生活方式與人群。

　　而問題的癥結在于，我們的社會正在老齡化，廣州現在有116萬的老人，最新數據顯示廣東女性平均壽命是79.32歲，其中有一半老人家是獨自生活的。這些老人不跳舞、不唱歌怎么辦？既有的生命經驗讓她們偏愛廣場舞，或許也有找到同伴，排解獨孤的療效。但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帶來的副產品之一便是相應的公共文化設施沒有跟上。廣場舞引發的矛盾何嘗不是城市公共空間的缺失問題。如果有足夠的文化場館，中國大媽可以室內跳舞，何以會噪音擾民？

　　小小的廣場舞，折射出的是人們（尤其是中國大媽）對公共文化生活的真實需求和現實焦慮。中老年人的文化、健身需求十分強烈，在空間上卻得不到滿足。而所謂的城市文化地表則被資本所俘獲，成為明碼標價的有價甚至是高價消費品。我國《全民健身條例》明確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將全民健身工作所需經費列入本級財政預算，并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逐步增加對全民健身的投入。對此，政府部門責無旁貸地需要開辟更多的公共空地、文化廣場供市民使用。尤其是面臨著銀發浪潮，更應該進一步加大公共支出和公共消費性投資，在市政規劃和建設時，應更多預留和規劃老年人公共活動空間。

　　宜疏不宜堵，不應該只是禁止、罰款，從基礎設施建設做起，當然也需要合理的監督與引導。在相互尊重與理解的基礎上，尋求最大公約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