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面對日趨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失衡問題，荷蘭開始了新一輪的環境治理轉型。目前，荷蘭和德國一樣，都是世界上環境標準、環境管理和環境法制最嚴格、最完備的國家之一，荷蘭的《環境管理法》與法國的《環境法典》和瑞典的《環境法典》一樣，是世界上綜合性最強的環境法之一。同時，荷蘭和瑞典、丹麥是最早實行生態稅改革的國家。荷蘭能夠在生態治理方面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首先得益于荷蘭擁有高素質、教育程度高、主觀能動性高的公民，其次得益于該國具有通過對話和協作解決問題的傳統。換言之，荷蘭在環境保護方面走出了一條頂層設計與社會各階層共同參與相結合的“生態民主”道路。

　　生態環境保護注重頂層設計

　　20世紀80年代之前，荷蘭曾進行過幾次大的環境治理戰略，但治理結果與預期并不一致，這一方面使得公眾越來越覺醒，來自工商界和綠色運動的壓力逐步增強，另一方面也使得政府逐步意識到環境治理不能寄希望于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末端治理方式和短期治理措施，而必須依賴于戰略性和系統性強的長期環境治理規劃，因此荷蘭的環境治理具有很強的目的性和長遠規劃性。荷蘭環境治理的核心目標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荷蘭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有規劃性的、綜合性強的創新政策。

　　通過整理環境治理轉型之前的各種單獨的以及短期的法律和法規，該國政府逐步形成并實施了一系列戰略性強的《環境管理法》和《國家環境政策計劃》，并在實踐基礎上不斷補充、修改和完善。換言之，荷蘭環境治理采用的是一種戰略管理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下，政府在可持續發展的愿景下不斷設立目標、規定達標期限、進行實時監控和階段總結，進而走出了一條不同于以往的環境治理道路，成為其他國家環境治理的楷模。

　　環境治理始終體現各階層協商原則

　　在進行一系列環境治理轉型的同時，以往的實踐教訓使得荷蘭政府逐步意識到：單純地注重環境治理并不能實現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雙贏，而實現這種雙贏，扭轉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的失衡問題，不應該將政府作為治理環境的唯一主體，而必須依賴于政府、公眾以及工商界等社會各階層的合力作用。基于這樣的認識，荷蘭政府開始有意識地將環境治理過程中的頂層設計和各階層協商統一起來。政府對待工商界普通公眾的態度也不再是自上而下的規制，而是以他們為目標群體，并開展廣泛深入的立法協商活動。無論是不斷完善的《環境管理法》，還是《國家環境政策計劃》均體現了政府與社會各階層民主協商的原則。

　　通過這一舉措，一方面公眾和工商界等各階層群體更好地參與了環境保護政策的制定過程，進而主動地約束自己的行為；另一方面，由于環境保護和治理的重大政策均是在民主協商基礎上制定的，因而面對各種環境保護和治理問題時，企業和公眾自身的責任負擔也會大幅度減小。與此同時，該舉措可以使社會各階層對自身生產和消費環節所存在的環境問題更為了解，由于更知情，企業可以修正行為或流程，從而向更親環保的方向努力，普通公眾也進一步增強了生態環境保護的社會責任感。

　　社會各階層以多樣化的方式參與生態環境保護

　　荷蘭的生態民主道路以提高社會各階層的責任感為突破口，以互動的合作式管理模式代替了自上而下的指揮控制式管理模式，通過自愿式契約、能源稅、生態標簽等多種形式，逐步將各類環境問題整合到一個連貫的、以生態系統為基礎的政策框架中，進而實現生態系統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有機結合。

　　在工商界層面，荷蘭政府開創了自愿式契約模式。這種契約形式是在政府與企業共同商討基礎上形成的文本，因此，它一方面契合了政府進行環境治理的政策目標，另一方面也使得企業在生產產品和服務時，有了可行性強的環境保護參照標準，進而實現了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協調統一。由于該契約是在共同商討基礎上形成的，因而它不僅促進了全國環境質量的不斷改善，而且也使得企業擁有了更多的自主權和靈活度，從而很好地激發了企業的主觀能動性，也使得這種以自愿為基礎的實現形式有了更為廣泛的社會參與度。與此同時，該契約的自愿性和商討性特點，也使得政府和企業彼此之間不用互相揣摩猜測，信息成本大幅度降低，進而有助于政府和企業制定戰略性發展計劃和長期投資規劃。

　　在普通公眾層面，荷蘭政府較完善地提出并實施了生態稅這一稅種，有效引導了消費者的消費行為。這一稅種最顯著的特點是：政府對生態環境保護的各關鍵行為主體所提出的具體要求是建立在共識機制基礎上的。正因為這一特點，該生態稅具有了廣泛的特殊條件規定，有效地調動了社會各階層的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與此同時，荷蘭的住房、自然規劃和環境部以及經貿部較早創立了“環境檢查基金會”，并由其創建了荷蘭生態標簽。該基金會的最大亮點是其組成人員的廣泛性。基金會由來自政府、消費者、生產商、零售商、貿易和環境組織的代表組成，負責對產品是否符合綠色標簽定義的標準做出全面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