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時期，中國古代經濟社會經歷了一次大發展與大變革，即學界所謂“唐宋變革”。中國傳統城市在這一時期亦發生了一些新變化，這種變化肇始于唐代中期，集中表現為城市的經濟功能明顯增強。雖然我國古代城市大多因政治或軍事需要而創建，但都以一定發展水平的地域經濟為依托。唐代城市發展的這一特點尤為突出，經濟功能增強的城市與周邊地區逐漸形成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依存關系。本文從現代經濟學分工與專業化的視角對唐代城市發展及其推動力量進行剖析，以求更為清晰地把握這一歷史趨勢。

　　唐代中期以前的城市，有著嚴格的政治等級體系，不同等級的城市有著嚴格的規定，簡單說來就是城市的政治地位決定著經濟規模和城市的規模等級。但隨著農業和工商業的發展，這一規律逐漸發生了變化，經濟的獨立推動作用逐漸顯露。雖然唐代全國性城市仍以長安、洛陽為首，但是唐中期以后一些地方性城市逐漸上升為全國性城市，當時廣為流行的“揚一益二”之說就是較好的證明。蘇州、杭州也上升為居民十萬戶的全國性城市，廣州成為全國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越來越多的城市因為經濟地位擴大了自身的政治影響力，具體表現為區域城市經濟等級體系形成與同一層級的城市之間的分工日益深化。

　　隨著城市的經濟屬性不斷增強，唐代中期以前形成的以政治地位高低為主的城市等級體系逐漸弱化，城市等級中的經濟性因素不斷增強。在一些新興的經濟區域，逐漸形成政治因素與經濟因素并重的城市等級體系。新的城市等級體系核心內容如下：一是政治地位已不是城市規模的唯一決定因素，政治地位高的城市不一定比治下的城市經濟水平高；二是城市等級體系跨越了行政區劃的限制，城市體系所涵蓋的城市數量越來越多，覆蓋的區域已突破了行政區域的限制。以長江下游經濟區的城市等級體系為例，到唐代中后期，長江下游地區逐漸形成了以揚州為區域中心城市，以蘇州、杭州、越州為次級區域中心城市，以一般州府所在地（例如宣州、常州等）為三級區域中心城市，以縣城為四級區域中心城市，以新興的鎮市和草市為第五級區域中心城鎮的五級城市體系。

　　除了縱向上的區域城市等級體系逐漸形成，橫向上同一層級的城市分工亦日益深化。這些城市往往依托各自的區位優勢，在城市的發展中逐漸形成自己的特色，并最終將特色轉化為產業優勢，使得同一等級城市之間形成較為常態的分工合作，并形成了較為穩定的城市群。例如蘇州以絲織品與鹽業聞名天下，《新唐書·地理五》記載蘇州土貢有：“絲綿、八蠶絲、緋綾。”《太平廣記》卷402《守船者》載：“蘇州華亭縣，有陸四官廟。元和初，有鹽船數十只。”杭州的發展與旅游業興盛密不可分。長慶初，杭州刺史白居易將《杭州郡樓登望畫圖》寄給在長安的張籍，張籍即興賦詩：“畫得江城登望處，寄來今日到長安。乍驚物色從詩出，更想工人下手難。將展書堂偏覺好，每來朝客盡求看。”旅游業的發展，吸引了大量富商文人居住于此，促進了杭州的經濟發展。越州以制瓷業和造紙業著稱。越州瓷器在全國占據重要地位，越州還是著名的產紙區，李肇在《唐國史補》中寫道：“凡造物由水土，故江東宜紗綾宜紙者，鏡水之故也”，“紙則有越之剡藤、苔箋。”

　　同一層級的城市發展有所側重，證明了唐代后期城市之間分工的發展。同時，這一分工的發展，使得城市區域分布的合理性大為提高，城市自身可持續發展的穩定性大幅增強，這也是這一時期的長江中下游城市能夠快速發展的原因所在。分工與專業化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唐代中后期城市受政治影響逐漸減弱后，城市經濟發展的自主性增強，各個城市開始立足于自身特點，發展特色手工業，并最終形成了具有各自城市特色的交易市場。唐代陶瓷業空前發達，制瓷工業已成為獨立的生產部門，并出現邢窯、越窯等著名的瓷窯。陸羽夸贊“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瓷類雪，越瓷類冰”。唐代絲織業發展迅猛，長江下游地區的揚州、蘇州、杭州等均是重要產地，吳綾吳絹之名，屢見于唐代的各類記載。造紙業方面不僅產地遍及全國，各地所產的紙也各有特點，如當時的官府文書普遍使用柔韌的益州麻紙。

　　隨著商業的發展，商品銷售的專業化程度也在逐漸提高，一是較大城市中出現同類商品的集中貿易，二是中小市鎮中形成以某類商品交易為主的專業化貿易。在唐代城市中，市下設行，行為同類商品集中進行貿易活動的場所，行內又置店、肆經營。長安東西兩市見于記載的有肉行、絹行、藥行、大衣行、秤行、鼓行、鐵行等；而一些新興的工商業城市中，同類商品多集中在一個區域進行交易。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有藥行、魚行和染行。如《太平廣記》卷23“張李二公”條引《廣異記》：開元中，有張李二公……張稱今有兩千余貫錢在藥行中，并教李持故席帽去藥行取錢。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3記載：“市吏子乃潛埋妾于魚行西渠中。”很多城市還有專門的魚市、橘市、藥市、茶市等。

　　此外，還有某些大宗商品的專業化貿易。隨著飲茶之風的盛行，導致茶葉生產和銷售規模相應擴大，在著名的茶葉產地形成了銷售茶葉的專業市場。如祁門（今安徽祁門縣），“祁之茗，色黃而香，賈客咸議，愈于諸方。每歲二、三月，赍銀緡繒素求市，將貨他郡者，摩肩接踵而至。”每到茶熟季節，“四遠商人，皆將錦繡繒纈、金釵銀釧，入山交易，婦人稚子，盡衣華服，吏見不問，人見不驚”。此外還有木材市、花市等大型專業化交易市場。專業市場的形成和發展，反映了社會分工的發展和城市作為區域經濟中心承擔的大宗商品的集中交易頻率加快。

　　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是新興古典經濟學組成部分之一，它突出強調城市產生發展與社會分工深化的內在關系，強調城市的層級結構與專業化發展和城市規模之間的關系。這一視角對于探析唐代城市發展的推動因素具有啟發意義。城市的產生發展離不開生產力的發展與進步，但更是社會分工發展的結果。隨著農業、手工業與商業的發展，唐代城市的經濟功能逐漸增強，城市之間的經濟分工也日益明顯。一方面，從城市外部來看，唐代城鄉之間的經濟聯系和城市之間的經濟聯系都有所增強。唐代后期城市已成為社會分工體系下的節點，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經濟意義上的城市體系。另一方面，唐代城市的集中交易，包括城市內部的集中交易和城市作為區域經濟中心承擔的大宗商品的集中交易，有助于商家良性競爭，有助于消費者比較與選擇，有助于政府的分類與管理，一定程度上改進了交易的效率。

　　所以，不管是同一層級城市之間的分工關系還是上下級城市之間的從屬關系，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用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分工理論來解釋。換而言之，唐代后期城市分布與發展，總體上是符合現代城市經濟學理論的。唐代城市的分布體系以及相互間的層次關系，大都可以用距離的遠近以及交易成本的大小來解釋。每個城市的規模以及在城市體系中的地位，大都是集中交易帶來效率的改進與遠距離交易成本增加折中的結果。或許這也正是唐代后期興起的許多城市，在唐以后持續發展、甚至千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顯赫的地位的原因所在。

　　（作者單位：云南民族大學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