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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后，她開始介入古建筑修復領域，主持杭州六和塔維修、雷峰塔重建、登封少林寺擴建、北京恭王府修繕等工程。

　　20歲時的郭黛姮并沒有想過會同古建筑打交道。

　　她生在1936年那座尚且叫“北平”的古都，住在四合院，讀書的中學，當年還叫北京女一中，現在叫161中學——就在紫禁城邊上。上體育課做操經常在紫禁城的午門前，因為“場地大”。1954年考入清華大學建筑系，清華園，本就是康熙賞賜三皇子胤祉的園子，一度還曾被劃入圓明園管轄，到了咸豐才稱作清華園。

　　立交橋、摩天高樓，現代城市元素對于年輕的未來建筑師而言，顯得更有吸引力。

　　當然她也不會想到有一天會成為梁思成的關門弟子，終生從事建筑史研究和古建保護工作。

　　在此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清華建筑系的系主任梁思成對于建筑系的學生來說，只是一個傳說中的名字。

　　新生入學，見到的是這位赫赫有名的系主任的一封致新同學的信。

　　第一次見到梁思成，亦屬偶然。1956年的五四青年節，一班年輕的學生去頤和園，在諧趣園，見到一位老先生正在畫水彩，便上去看了。老先生看到年輕人胸前的校徽，便問是那個系的。建筑系？哦，那不畫了，去我那兒聊聊天吧。

　　當時的梁思成正在因中國建筑界“復古主義”的批判而飽受壓力，獨自住在頤和園諧趣園西北角的曙新樓養病，林徽音已經去世。見到建筑系的年輕人，梁思成顯然是歡喜的。讓他們看看自己畫的畫，隨口聊幾句。

　　1960年那場畢業前的研討會，“建筑到底是由什么決定的”，對于郭黛姮，是個節點。她的闡述讓時任清華建筑史教研組教師的建筑史學家吳煥加認定，這個女孩子適合搞建筑史。

　　她的論點是：建筑由建筑師的思想決定，而非技術或材料。

　　對待建筑的態度，是建筑史一直想要解決的問題。

　　幾個月后郭黛姮收到通知：留校，進建筑系建筑歷史教研室，從事古代建筑和園林探究。

　　同被選中的還有張錦秋，后來的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

　　畢業的第二年，1961年，郭黛姮被選中成為梁思成的助手，協助注釋《營造法式》的工作。同為助手的還有樓慶西和徐伯安。

　　那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毅在廣州會議上作報告，知識分子應該很好地搞科研。報告傳到清華，梁思成自三十年代后中斷的《營造法式》注釋工作重新開始。

　　《營造法式》是一部北宋官方向全國頒發的建筑規范性的典籍。1925年梁思成還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留學，父親梁啟超給他寄去一本陶本《營造法式》。梁思成事后回憶，說當時收到這本精美的書，失望和苦惱也隨之而來：天書。但也就此激起了梁思成解讀《營造法式》和研究中國古代建筑的興趣。梁思成給兒子取名“從誡”，意思是“師從李誡”。李誡，正是《營造法式》的作者，宋代朝廷主管建筑的高官“將作監”。梁從誡后來差兩分沒考上清華建筑系，當時任系主任的梁思成“不置一詞”——這是題外話。

　　梁啟超對孩子們要求的是：要研究專史，而非文人筆下的歷史。

　　在成為助手后的幾年中，郭黛姮得到梁思成的言傳身教，獲益終身。

　　她曾不止一次提及一段往事：一次隨梁思成前往考察河北趙州橋，梁思成指著橋上的欄板雕刻，說，這個雕刻為什么好？你用手摸摸——每一個面都不是平面，都是弧形的，包括橋欄桿扶手的表面——這樣的雕刻才能顯得飽滿。

　　飽滿的除了趙州橋的雕刻，還有梁思成的耳提面命。

　　梁思成在三十年代就說過，“無論是哪一個巍峨的古城樓，或一角傾頹的殿基的靈魂里，無形中都在訴說，乃至于歌唱，時間上蔓不可信的變遷。”這正是文物的歷史文化價值所在。

　　而回顧郭黛姮曾經一度中斷的學術生涯，1965年之前，是作為助手的歲月，在1965年因為運動而中斷；直到1976年，她重新回到建筑史領域，彼時梁思成已經過世；1978年恢復招收研究生，郭黛姮回到原來的教研室。開始上課、搞科研，也把梁思成沒做完的事做完。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后，開始介入古建筑修復領域，主持杭州六和塔維修、雷峰塔重建、登封少林寺擴建、北京恭王府修繕等工程。

　　她所做的，都是在留下的和消失的、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細節中尋找歷史——而對于細節精確程度的執拗，源頭也許來自于當年梁啟超的那句“要研究專史，而不是文人筆下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