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還有空間

　　我國的大城市在數量、經濟產出、人口集聚度等方面還有較大的發展潛力

　　隨著交通擁堵、空氣污染等“城市病”的蔓延，人們擔心大城市的發展潛力。那么，我國大城市發展究竟還有沒有空間?

　　采訪中，眾多專家認為，與國際上相比，我國大城市發育還很不足，依然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從數量方面考量，我國大城市的數量不是多了，而是偏少。2010年國際上300萬人以上的城市數量與100萬—300萬人的城市數量的比值為0.4，500萬人以上的城市數量與100萬—500萬人的城市數量為0.17。據住建部數據測算，同一時期我國這兩個比值分別為0.35和0.13，均低于國際平均水平。

　　“即使未來我國這兩個比值略高于國際水平，也不能說明我國的大城市數量過多。因為中國人口基數大，大城市數量應明顯多于國際水平”，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坦言。

　　從經濟產出方面考量，我國的城市群與世界城市群相比，“落差”還很大。數據顯示，大紐約等三大城市群GDP占美國經濟總量的67%，大東京等三大城市群占日本經濟總量的70%以上。而我國的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只占全國經濟總量的36%。再看單個城市，倫敦GDP占英國經濟的17%，東京占日本經濟的18.6%，而我國上海僅占全國經濟的5%。

　　即使從人口集聚度考量，我國的大城市也依然有一定的發展余地。

　　先看增量。1991年到2012年，上海總人口年均增長49萬人，有人驚呼“人口爆炸”。但如與日本東京相比，這樣的擔心似乎沒有必要。1945年到1965年，伴隨著二戰后日本經濟的崛起，東京人口每年增長近37萬人，考慮到上海面積為東京的3倍，這相當于上海每年增長111萬人;即使將時間拉長，把人口增速放慢的時期也包括進來，比如1920年到1975年，東京人口每年也增長近15萬人，與之相比，上海49萬人的年均增速恐怕不能算快。

　　再看存量。東京都市圈由東京與神奈川、千葉、埼玉三縣組成。在面積上，北京轄區、上海加蘇州、廣州加佛山與東京都市圈均大致相當;在人口密度上，上海加蘇州范圍內的人口密度已接近東京都市圈，而北京轄區、廣州加佛山的人口密度仍與東京都市圈有明顯差距，這一差距主要來自中心城市以外地區的“稀釋”。

　　有人擔心，大城市人口繼續增加，會使資源環境不堪重負，但事實上，通過完善規劃、精準定位、科學管理、改善技術等手段，資源環境瓶頸也能繼續“擴容”。比如，發達國家的大城市通常以都市圈形態存在，特大城市是核心，周邊城市共同參與分工合作，這樣往往能容納更多人口。資料顯示，紐約都市圈人口高達6500萬人，占美國總人口的20%;東京都市圈人口約3700萬人，約占日本總人口的30%;倫敦都市圈人口也多達3650萬人。

　　引導大城市健康發展

　　大城市的發展是有條件的，不能無序發展;大城市的發展是個過程，不能一蹴而就

　　大城市的發展有優勢也有空間，但這并不意味著大城市就可以任意發展甚至盲目發展。

　　——大城市的發展是有條件的，不能無序發展。

　　集聚考驗承載能力，人口規模的擴大對供水、交通等資源環境和公共服務的壓力不言而喻。時下，一些大城市熱衷于建新區，一些大城市盲目往外“攤大餅”，甚至一些缺水的西部城市也提出要打造國際化大都市。“大城市發展一定要考慮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不能無限制擴張，不能一味‘造大城’”，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說。

　　——大城市的發展是個過程，不能一蹴而就。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大城市的出現，說到底是市場自然選擇、生產要素集聚的結果，這是個漸進的自然的歷史過程。如果依靠行政力量強力推進、拔苗助長，而產業支撐跟不上，往往建成的是缺乏產業的“睡城”、沒有人氣的“死城”。

　　引導大城市健康發展，政府應當在規劃、定位、管理等方面下足功夫，同時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大城市的很多治理難題最終都落在人口管理上。在國際上，主要靠市場來自發調節大城市人口規模。隨著人口的涌入，房價等生活成本的上漲，會使一部分人逐漸離開大城市。“首爾人口在2010年—2013年間連續4年呈凈流出，其中46.6%是因為高昂的房價”，李鐵說。

　　李鐵認為，我國的特大城市要加快基礎設施供給市場化的范疇，加快推進階梯價格政策，在城市市民生活成本充分市場化之后，價格和生活成本的市場化調節也自動會導致人口分流。

　　需要指出的是，引導大城市健康發展，需要更為寬廣的視野。姚洋認為，在類似北京這樣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已近極限的超大城市，一定時期內有必要通過一些措施來抑制城市的過度膨脹，從中長期看，還可以通過發展都市圈、實現圈內大中小城市的合理分工來予以疏解。

　　令人欣喜的是，時下京津冀一體化已上升為國家戰略，這為我們在更大范圍、更高層次上發展大城市提供了一條有別于傳統的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