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記》這本書是新華社老記者王軍歷時十年的調研與記錄，文人寫的城市的變遷與城市規劃師或建筑師寫的城市變化有著本質的不同，盡管作者說用客觀的筆調記錄歷史，卻全冊錄滿感懷和眷念。　　書中記載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新中國成立初期，梁思成先生和陳占祥先生提出“梁陳方案”，建議在完整保護舊城的基礎上，在北京城外的西郊建設新的行政中心，把城市分為獨立又相互聯系的幾個功能區，形成“大北京”，新舊并存，這個計劃最終未被采納。后來梁思成建議在老城墻上“栽種花草，安設公園椅”，造就一個全長39.75公里的環城立體公園，人們可以在城樓上“俯視護城河，遠望西山或紫禁城宮殿”，這個方案也被否決。

　　建國后的十年，北京經歷了社會主義工業化改造，城墻盡數被毀，煙囪立了起來，最終城門名變成了地鐵站的符號，隨后風云變幻，梁思成被打成右派，郁郁而終。書中記載了梁思成的一生，一個細節是梁思成曾對時任北京主要領導的彭真說：“50年后，歷史將證明你是錯誤的，我是對的。”

　　60余年后，北京的“大餅”已經攤到七環，霧霾垂天，交通擁堵，城市規劃終于提出在保定等地規劃新的“副中心”，似與當年的“梁陳方案”異曲同工。龔自珍的詩說：“五十年中言定驗，蒼茫六合此微官”，大概便是這樣一層含義。

　　這是一個發展的時代，也是一個破壞的時代，我們給這個城市注入蓬勃血液的同時，我們也撕扯著她滄桑的面容。書中說“梁陳方案”是一個難以追回的遺憾，現在的北京已然“攤大餅”，其實巴黎的城市規劃就有“梁陳方案”的影子，在20世紀70年代起巴黎就不再變化舊城，將城市主軸線向西延伸，規劃建設了德方斯商務金融區，而老巴黎的街區至今沒有高樓、霓虹和彩繪玻璃。巴黎規劃中有個發人深省的例子，在舊城蒙帕納斯火車站附近蓋了一幢高層建筑后，受到紛紛指責就公認失敗不再蓋了，因此，巴黎舊城內就只留下了這唯一的一幢高層建筑。

　　我們無法想象真如“梁陳方案”一樣規劃的北京現在會是什么模樣，但書的價值在于，符合“保護歷史城市另辟新區擴建”這樣一個規劃建設的基本方式。建設新區對于城市發展來說既省錢，又具有相對較大的自由度，可以避免陷入原有城市的復雜矛盾之中。對于北京這個文化古都，從建國開始至今都存在著“保護與發展”這一基本矛盾，并且矛盾越來越尖銳。如果這兩者基本上不在同一空間上發展，矛盾就會簡單許多。

　　任何時代都有其局限性，我們不能苛責當年的決策者們沒有從今天的角度去勾勒未來，但歷史的警鐘仍余音繞梁，對今天城市的規劃者們來說，能不能從“梁陳方案”的先見性中看到未來？城市規劃是基于實踐，預測未來的科學，如果對過去的實踐不作科學的反思，也就難于正確發展。

　　失去的難以找回，在這本書出版兩年后，北京復建了永定門，我們很難在短時間內檢驗如是贗品的文化意義，但面對著這失而復得的“古物”，總還是覺得有些不適。我們依舊痛心，皇城腳下，仍在不斷拆掉過去隨處可見的胡同、牌樓和四合院，同時又復建仿古牌樓，胡同旅游點和新的四合院，這組荒唐的矛盾讓人無言以對。

　　現在的北京政府找到了“走出同心圓”的路子，回歸了“梁陳方案”的原始思路，對困擾北京發展問題的解決有了轉機，讓舊城的疏解有了可能。但從文化意義上看，還遠不能說舊城問題已經解決。《城記》只是一個縮影，傳統美學的崩壞和半調子大都市的興起正讓中國城市化進程面臨嚴峻考驗，從這層意義上看，這本書能提醒我們的還有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