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聯合早報》4日刊文稱，中國正在進行的大規模城市化(中國國內習慣稱之為“城鎮化”)進程，一直被國際觀察家視為影響21世紀世界發展趨勢的重大事件之一。過去三十多年，中國成功將數億農業人口從鄉村轉移到各大中小城市，這一城市化進程不僅成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重要動力，而且為中國經濟轉型和發展服務業提供重要基礎。

　　文章摘編如下：

　　中國下一步的城市化規劃與戰略，不僅對中國、而且對東亞地區乃至世界的長遠發展將產生深刻影響。

　　根據目前中國公布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以及一些最新的政策動向，可以看出中國下一步的城市化戰略絕不僅僅是將更多的農村人口搬到城市那么簡單，也不僅是增加這些新增人口的社會福利，而是要對現有不同類型的城市功能進行重新定位，突出特大型“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功能”以及“城市群”的建設。

　　換句話說，中國下一步的城市化可能也是“大城市化”和“城市群落化”的過程，這一過程不僅將伴隨著更多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而且可能也意味著現有城市人口在不同地理位置的城市(群)之間的再次遷徙。

　　“中心城市”與“城市群”的興起

　　每年春節期間上演的特有“春運”現象，是中國國內大規模人口流動的一個真實反映，但如果人們認為這種流動僅限于從農村到城市，那就有些片面了。事實上，滾滾“春運潮”不僅包括大量到城市打工的農村人口，而且也有很多到其他城市、尤其是東部中心城市工作和定居的城市人口。由于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經過三十多年的遷徙流動，已經轉移到城市，因此下一步人口地理分布的變動，更有可能發生在不同城市和不同“城市群”之間，更有可能發生在已經城市化的人口身上。

　　換句話說，中國下一步推進的城市化，很可能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城市化(人口從農村到城市的轉移)，而是不同城市(群)之間在行政、經濟、社會功能上的重新優化整合，打造具有世界競爭力的超級城市和城市群，避免出現“空城”、“鬼城”等問題。

　　從目前看，圍繞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的幾大東部地區城市群將得到“優化提升”(《規劃》第九章)和重點發展。這些城市群的崛起是與中國產業布局長期倚重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灣的地理分布特征相吻合的，因此具有產業支撐和市場支持。《規劃》公布后不久，“京津冀”一體化和所謂“首都經濟圈”概念便在媒體間傳得沸沸揚揚，這兩者間應該存在著某種政策關聯。

　　“京津冀”一體化建設很可能代表未來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新方向，即通過“以點帶面”，以中心城市帶動周邊城市群落的發展，通過高速公路、地鐵輕軌等快捷交通方式連接這些城市，打造特大型城市群(城市圈)，提升這些區域在中國乃至全球的競爭力。

　　除了目前已有所傳聞的“京津冀”城市群之外，東部相信還會有以“上海—杭州—南京”為軸心的華東地區城市群和以“廣州—深圳”為軸心(可能還包括香港)的珠三角城市群。其他重要省會城市如中西部的武漢、成都等也可能在周邊凝聚起屬于自己的城市群。從當前中國省域經濟的發展特點來看，一省越來越多比例的經濟總量由該省省會城市提供，在某些省份省會城市的經濟總量已占到全省經濟總量的半壁江山。

　　從這個角度看，利用中國在建設交通基礎設施方面的優勢培育發展城市群，有利于擴散中心城市的規模效應和人才優勢到周邊地區，同時減緩現已在大城市出現的非常嚴重的“城市病”，如空氣污染、交通堵塞等。

　　中國的城市規劃者們已經注意到了美國早年城市化進程中所出現的城區向郊區無限蔓延的問題，即城市過度“郊區化”問題。這種過度“郊區化”是和家庭普及小轎車以及城區地價過高密不可分的，如果管控失當，將造成嚴重的通勤問題和環境污染。由于中國居民已經普遍進入了“私家車”時代，對特大城市的規模控制也成為當務之急。在控制特大城市規模的方案中，可以采取“堵”，也可以采取“疏”。

　　采取“堵”的方法，無非是嚴格戶口發放，提高外來人口進入大城市的門檻，這雖然可能有效，但卻違背公平的原則和人才自由流動的原則。而如果采取“疏”的方案，即周邊城市同城化(所謂同城化，指不同城市間利用軌道交通等實現等同于一個城市內部穿行的時間，北京、天津之間由于高鐵的貫通已基本實現同城化)，從而將外來人口吸引到周邊城市中來，則可以在緩解中心城市過于擁擠問題的同時，保證人才和產業的聚集優勢和規模效應。

　　從長遠來看，中國“城市群”戰略可能進一步提升中國在服務業和中、高端制造業上的優勢，但也可能加劇業已非常嚴重的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畢竟能夠形成具有競爭優勢“城市群”的省區數量是非常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