緩解“大城市病” 加快城市群建設

　　記者：您認為京津冀一體化戰略能否緩解北京的“大城市病”？

　　方創琳：京津冀一體化可緩解北京的“大城市病”，可圓北京建“世界城市”之夢。

　　從北京“攤大餅”誘發的大城市病分析，隨著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張，人口無序增長，交通擁堵，霧霾頻發且強度加大，正在陷入城市病高發高危期。

　　雖然北京市的城市化水平高達87%以上，但城市化發展質量卻不高，北京整體處在亞健康狀態，具體表現為北京的城市化成了“算出來”的城市化、“比出來”的城市化、“耗出來”的城市化、“染出來”的城市化、“拆出來”的城市化和“擠出來”的城市化。

　　城市病陷入高發期和亞健康已經無力通過自身努力得以緩解，只有借助周邊地區，從更大范圍和更廣視野通過京津冀一體化發展“該放的放”、“該收的收”，逐步釋放交通、資源和生態環境壓力，使城市回歸健康狀態。

　　從國際化和幾何三角的穩定性分析，北京要建設世界城市，而世界城市是不受行政區劃限制的，必須與天津、河北形成三足鼎立的穩定發展格局，因此必須重新審視京津冀一體化發展。

　　為了建成中國經濟增長的新的“金三角”，2014年2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主持召開了京津冀協同發展座談會，明確提出了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總體思路和重大任務。習總書記特別強調，京津冀協同發展上升為重大國家戰略，并要求京津冀加快走出一條科學持續的協同發展路子來。

　　記者：京津冀一體化發展，要建立城市群發展體系，優化城市之間的分工，對此您怎么理解？

　　方創琳：推進京津冀一體化協同發展的前提是北京“去中心化”。

　　北京作為中國的首都，是國家政治、文化、科教和國際交往中心，是國家經濟、金融決策和管理中心，無數個“國家中心”和無數種最優秀的資源都過分集中在北京這樣一個城市身上，使得“大城市病”越發沉重，北京要減負，就必須對“中心化”進行取舍，除了給中心取舍減負，城市規劃也不宜把某項職能過于集中一地，北京更多應該承擔起政治中心、科教中心和研發中心的職能。

　　推進京津冀一體化協同發展的核心是加快京津冀城市群建設。

　　京津冀城市群包括北京、天津、唐山、廊坊、保定、秦皇島、石家莊、滄州、承德、張家口10個城市，土地總面積18.25萬平方公里，占全國國土面積的1.9%，2010年城市建設用地面積（建成區）占全國的7.59%，總人口占全國的6.30%，城鎮人口占全國的11.11%，經濟總量約占全國的9.06%，實際利用外資占全國的10.56%，在由20個城市群為主導、以兩橫三縱為主軸的“以軸串群、以群托軸”的國家新型城鎮化宏觀格局中，京津冀城市群是國家創新能力最強的世界級城市群。

　　2012年12月召開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首次提出了把城市群作為推進新型城鎮化的主體，提出繼續優化建設好京津冀、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國家級城市群并爭取建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城市群。

　　這里，京津冀城市群是京津冀地區依托發達的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網絡，所形成的空間組織緊湊、經濟聯系緊密，并最終實現高度同城化和高度一體化的城市群體，是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到較高階段的產物。

　　從高度同城化分析，在京津冀城市群空間范圍內，將突破行政區劃體制束縛，逐步實現規劃同編、產業同鏈、城鄉同籌、交通同網、信息同享、金融同城、市場同體、科技同興、環保同治、生態同建的經濟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

　　從高度一體化分析，在京津冀城市群建設中要重點推進6大一體化，即城市群區域性產業發展布局一體化、基礎設施建設一體化、區域性市場建設一體化、城鄉統籌與城鄉建設一體化、環境保護與生態建設一體化、社會發展與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一體化。只有首先建設好京津冀城市群，以此為核心才能推進京津冀一體化協同發展。

　　記者：您認為如何推進這一進程？

　　方創琳：在推進京津冀一體化和京津冀城市群建設過程中，可采取融智、融商、融資的“三融”模式和等高對接模式，實現京津冀的同城化和一體化。加快推進高鐵、高速公路、輕軌等交通的等高對接，推進電力、電訊、燃氣、供熱、供水、排水、防災減災、醫保、社會保障、金融設施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的等高對接，加快實現產業的互補對接，加快實現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的對接，比如共同治理目前嚴重的霧霾污染，共同治理水環境和固體廢棄物環境。

　　此外，鑒于廊坊市處在京津冀一體化的交匯地帶，可抓住國家新型城鎮化的機遇，把廊坊市建成京津冀一體化的先行先試區，把廊坊市的“三飛地”（三河市、香河市、大廠縣）整合建成一個地級燕郊市，成為京津冀一體化發展的切入點和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