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綠水青山還是金山銀山？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貴州代表團審議時指出，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絕不是對立的，關鍵在人，關鍵在思路。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我省代表委員紛紛表示，要樹立正確發展思路和生態理念，切實推進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同步提升，實現建設“美麗中國”的夢想。

　　整治霧霾——

　　硬措施完成硬任務

　　“霧霾天氣范圍擴大，環境污染矛盾突出，是大自然向粗放發展方式亮起的紅燈。 ”政府工作報告強調，必須加強生態環境保護，下決心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務。

　　全國政協委員余漸富認為，首先要對霧霾的構成進行研究，科學分析霧霾形成的原因；其次針對不同成因，制定有針對性治理方案，“治標”與“治本”相結合，提高治理的質量與效率。

　　每到農作物收獲季節，焚燒秸稈是霧霾的重要成因。目前各地都在實行禁燒政策，安排人員嚴防死守，但效果不盡如人意。 “在行政手段缺乏、強制力度不大、處罰手段不力情況下，焚燒秸稈現象一直是‘堵’而不息。 ”全國人大代表于一蘇認為，只有做好“疏”的文章，打通秸稈出路，才能根本解決秸稈焚燒問題。建議各級政府運用財政獎補、政策支持等手段，撬動市場力量，不斷提高秸稈綜合利用率，從源頭上減少秸稈焚燒造成的污染。

　　“整治霧霾是一項長期系統工程，涉及工業、農業、交通運輸、建筑業、水利、綠化園林、城市規劃以及人們的生活方式等。但目前主要是環保部門在管，力量顯然不夠。 ”全國人大代表趙皖平說，比如機動車尾氣和城市揚塵也是霧霾污染的重要來源，其主管部門分別是交通和建筑部門。建議國家成立一個環境保護綜合治理委員會，整合各方力量，共同打好治理霧霾攻堅戰。

　　大氣污染防治關鍵要靠法治發力。我國現行《大氣污染防治法》，主要針對重點地區酸雨和二氧化硫等污染物的治理和控制，無法滿足大氣污染防治需要。全國人大代表韋江宏建議，適時修改《大氣污染防治法》，將細顆粒物(PM2.5)污染防治納入法制軌道。針對不同污染源、不同區域和不同發展階段制定專項大氣污染防治法規條例，明確細顆粒物(PM2.5)污染的污染源控制、污染處理、污染監測和執法標準、治理等級及處罰措施。

　　轉變觀念——

　　不再片面追求GDP速度

　　“決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一時的經濟增長。 ”全國人大代表王明勝表示，那種不顧生態、先污染后治理的盲目發展，造成很多后遺癥，付出了巨大經濟成本，得不償失。

　　王明勝建議，創新干部考核機制，不僅要把生態文明建設列入考核內容，而且要逐步提高資源環境因素指標權重，改變片面追求GDP速度傾向，剎住片面追求GDP速度慣性。對那些造成資源嚴重浪費、生態嚴重破壞的，實行終身責任追究制度。

　　“用生態文明理念來看環境問題，其本質是經濟結構、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問題。 ”在全國政協委員牛立文看來，要從宏觀戰略層面切入，搞好頂層設計，從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的再生產全過程入手，制定和完善環境經濟政策，形成激勵與約束并舉的環境保護長效機制，探索走出一條環境保護新路。

　　“保護生態，不僅需要政府主導，更要人人參與。”鄭孝和代表認為，生態保護，人人有責，人人可為，每個人都應該行動起來，轉變生活方式，踐行低碳環保原則，提倡文明、節約、綠色生活方式。

　　鄭孝和表示，建設生態文明，要知行合一，摒棄“言大于行”。對每位公民來說，不僅要把生態文明作為一種理念，而且要作為一種行動指南，一種道德標準，從改變自己“高碳生活”開始，從現在做起，從身邊的細節做起，踐行綠色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

　　完善制度——

　　全面推進生態保護

　　推進主體功能區建設，是構建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相協調的國土空間開發格局的內在要求。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進一步強調“落實主體功能區制度，探索建立跨區域、跨流域生態補償機制”。全國人大代表、省發改委主任張韶春表示，目前安徽正在緊鑼密鼓地推進主體功能區建設，積極推動大別山水土保持生態功能區和皖南示范區核心區成為國家主體功能區建設試點地區。

　　張韶春建議，國家圍繞合理布局經濟、規范開發秩序、均等公共服務和協調區域發展等，制定主體功能區具體的政策舉措，進一步明確和細化不同區域的財政、投資、產業、土地、農業、人口、民族、環境、應對氣候變化政策以及績效評價考核辦法。

　　“法律是促進和保障生態文明建設順利進行的最有力手段，生態文明建設中各項政策和措施推行與實現都離不開法律保障。”全國政協委員王鶴齡表示，目前我國生態保護法律體系還不完善,主要表現在體系散亂、層次較低、理念滯后,迫切需要制定一部適合我國國情的生態文明建設法。

　　王鶴齡說，生態文明建設法應當定位于生態環境保護法律體系中的基本法,以生態安全、生態公正、可持續發展為基本原則,確立政府在生態文明中占主導地位、公眾積極參與的制度。

　　“堅持‘誰開發誰保護，誰受益誰補償’原則，完善實施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制度。 ”全國人大代表于一蘇表示，補償制度的實施進一步加強了森林生態保護的力度，促進了森林“三大效益”特別是生態效益的顯著提高，為我國的生態環境建設和生態安全做出了積極貢獻。但隨著社會全面進步、經濟的高速發展，現行生態補償制度存在著補償標準較低和補償范圍較窄等問題。“要制定合理的森林生態補償標準，既要體現森林生態的價值，又要兼顧到所有人或經營者的合理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