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建筑學家梁思成在《大公報》發表《市鎮的體系秩序》一文，針對19世紀下半葉以來，西方城市出現的人口畸形集中、交通擁堵等問題，提出抗戰后中國的城市建設必須避蹈覆轍，否則，"一旦錯誤，百年難改，居民將受其害無窮"。

　　在這篇文章里，梁思成對英國城市規劃學家阿伯克隆比1944年主持的大倫敦規劃表示關注："現在歐美的大都市大多是龐大的整體。工商業中心的附近大多成了'貧民窟'。較為富有的人多避居郊外，許多工人亦因在工作地附近找不到住處，所以都每日以兩小時的時間耗費在火車上、電車或汽車上，在時間、精力與金錢上都是莫大的損失"，"倫敦市政當局正謀補救，而其答案則為'有機性疏散'。但是如倫敦紐約那樣大城市，若要完成'有機性疏散'的巨業，恐怕至少要五六十年。"

　　倫敦的"有機性疏散"，確實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結局尚可稱善。可中國的諸多城市卻未能避蹈覆轍，在改革開放之后的快速發展中，紛紛陷入當年倫敦所罹患的"大城市病"困境，尤以北京為代表。

　　1950年2月，梁思成與阿伯克隆比的愛徒、從英國歸來的陳占祥提出《關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認為必須推動城市各個區域的職住平衡，若將規模龐大的中央行政區設于北京舊城，不但城市拆遷耗資巨大，還會導致大量人口被迫外遷居住，又不得不進城上班的職住失衡狀況，引發交通擁堵等一系列城市問題。梁、陳建議在北京西郊設立功能獨立的中央行政區，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制定大北京規劃，恰如阿伯克隆比在倫敦所為。

　　可是，梁陳方案未獲采納，在蘇聯專家指導下，北京以莫斯科規劃為藍本，將中央行政區安排在舊城之內，形成"單中心+環線"的布局。在此種模式之下，北京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其負面情形確如梁、陳所預料--首都成為了"首堵"。

　　北京目前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與1944年阿伯克隆比筆下的倫敦相似。倫敦在1938年人口增至650萬，出現嚴重的交通擁堵、環境污染、住房短缺等問題。1937年英國政府成立專門委員會，后者于1940年發表《巴羅報告》，指出倫敦地區工業與人口的不斷聚集，是由于具有活力的工業所起的吸引作用，認為在當時條件下，集中的弊端遠遠大于有利因素，遂提出疏散倫敦中心地區工業和人口的建議。

　　阿伯克隆比接受了《巴羅報告》的成果，劃定一條8公里寬的環形綠化帶圍繞倫敦市區，外圍環狀分布8個新城。綠化帶旨在防止市區蔓延，新城以疏解市區功能為目的。可是，后來的實踐表明，新城建設的效果不甚理想。

　　為此，1960年代中期，倫敦編制新的發展規劃，以三條快速交通干線形成發展長廊，在長廊盡端建設三個中心城市，終于形成了反磁力，推動了全市平衡發展。

　　比較1960年代與1990年代的英國城市區域"夜間影像"可以看出，倫敦的市區并未膨脹，城市的發展集中在市區的外圍地帶。1960年代中期對大倫敦規劃的修正也表明，新城必須有重點地集中建設，若分散發展，就無法改變中心市區一區獨大的格局，無助于城市結構的調整。

　　北京成功申辦奧運會之后，認識到"單中心+環線"之弊，遂啟動修編，制定2004年版總體規劃，正是要實現"有機性疏散"之巨業。這一版規劃的總圖與1944年大倫敦規劃的總圖是如此相似，它以面積1650平方公里的綠化隔離帶（即第二道綠化隔離帶，位于北京的五環與六環之間）圍繞北京的中心城，意在防止市區蔓延；外圍環狀分布11個新城，意在疏解市區功能。可是，北京的新城比大倫敦規劃的新城還多出了三個，布局更為分散。

　　北京市雖提出重點發展其中的三個新城--通州、亦莊、順義，可是城市既有的功能仍在中心城內擴張，第二道綠化隔離帶被不斷蠶噬，外圍新城發育不良，紛紛淪為睡城，使得城郊之間的交通大潮越發洶涌，擁堵與污染問題持續惡化。此種局面如不扭轉，北京能否實現"有機性疏散"之巨業，還真成一個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