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河時代：唐宋到明清

　　渡口時代：商周到六朝

　　589年，隋朝軍隊渡江攻占陳朝的京城建康以及京口，并改丹徒縣為延陵縣。595年(隋文帝開皇十五年)，在此設置潤州。隋唐時期，隨著京杭大運河的開辟，鎮江作為聯系中原王朝與六朝以后新興的江南經濟區之間的漕運孔道，形成一個繁盛的航運與商業城市。

　　1113年(宋徽宗政和三年)，升潤州為鎮江府，鎮江名稱始于此時。

　　北宋末年靖康之難發生后，金兵攻陷揚州，大量中原人口逃難南渡到鎮江。同時，鎮江作為江防前線，駐屯的軍隊在四萬人以上[1]，其中在黃天蕩大敗金兀術的韓世忠、梁紅玉夫婦所率領的淮軍即有八千人。

　　元朝征服南宋后，調遣大批較為信任的色目人到江南各地，以彈壓漢人。當時鎮江的13504名居民中，回回、蒙古、女真、也里可溫、契丹、畏吾兒、河西7個民族有2422人[2]。他們多數信奉伊斯蘭教，自成坊巷，集中居住;也有一部分信奉景教(基督教聶斯脫利派)。

　　明代鎮江府屬南直隸，下轄丹徒、丹陽、金壇3縣。

　　清代鎮江府增轄溧陽縣。1659年，明朝遺臣鄭成功、張煌言的水師攻入長江，一度攻克鎮江，此后清朝便在鎮江駐扎蒙古八旗軍隊，設立京口副都統，城內將近一半的面積劃歸八旗駐防。鎮江的旗人起初是漢軍八旗，乾隆二十八年以后由于剿匪不力調來原駐南京的蒙古八旗，兵員1000多名，包括眷屬約有5000人。

　　長江時代：19世紀后期

　　在鴉片戰爭后期的1842年7月21日，英軍采取攻占鎮江、封鎖清朝漕運的策略，迫使道光帝同意簽訂和約。鎮江之役是鴉片戰爭中決勝的一戰，也是這次戰爭中最慘烈的戰斗之一。郭富率領15000名英軍猛攻鎮江城，京口副都統海齡指揮蒙古八旗兵頑強抵抗，此役英軍損失死37人傷129人，蒙古八旗兵陣亡600多人，京口副都統海齡戰敗自縊，英軍入城后縱兵大肆搶劫，鎮江街市在戰爭中受到嚴重破壞。此役對整個戰局造成重大影響，8月1日英軍經過揚州江面，揚州紳商繳納贖城費50萬圓，以保全揚州。8月29日，《中英南京條約》簽訂。

　　1853年，太平軍攻占鎮江，封鎖運河漕運。1858年，《中英天津條約》簽訂，規定鎮江作為長江上開辟的3個通商口岸之一。1861年2月23日，鎮江知府師榮光與英國參贊巴夏禮訂立開辟鎮江英租界的約章，確定將鎮江西門外約5華里處銀山門附近一塊毀于太平天國戰爭的江邊空地，包括平地130畝和銀山26畝地租給英國人。鎮江英租界初設時，由于鎮江不時仍有太平軍活動，英美商人只能在長江北岸的七濠口進行貿易。戰后，在中國政府的一再催促下，外國商人才到南岸租界內租地建屋，英國領事館則建在銀山山坡上。

　　從鎮江開埠到20世紀初的大約50年間，鎮江由于地處長江和京杭大運河的交匯處，在19世紀下半葉迅速發展成為新興的航運與貿易中心，主要輪船公司—怡和洋行、太古洋行、招商局都在鎮江英租界及其附近的江邊建造碼頭。許多英美商人，以及不少廣東商人在鎮江經營貿易。鎮江與其他長江口岸之間的貿易規模很大，特別是米市和桐油貿易(來自湖南西部的洪江)。同時，整個淮河流域，包括江蘇長江以北、安徽北半部、山東南半部和河南大片地區，都屬于鎮江直接的腹地，鎮江成為這些地區與上海之間的一個主要轉口港。在大約50年的時期內，鎮江保持了繁榮，成為長江下游近代化程度僅次于上海的商業城市。同一時期，與鎮江臨近的南京雖然也被列為準備開放的通商口岸之一，但由于該市在太平天國戰爭中受創過重，戰后經過多年才恢復元氣，此時尚未形成鎮江在商業上的競爭對手;位于鎮江對岸傳統的商業中心揚州則明顯走向衰落。

　　鎮江英租界內不允許華人在界內擺攤或經營酒店、茶樓，界內的零售商店非常少。鎮江的商業中心位于英租界和舊城西門之間的區域。1889年，鎮江發生火燒洋樓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