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經驗對城市化的啟發就在于：現代城市需要通過夯實城市的“包容”與“人本”基礎來建設宜居環境、培育創新能力。這看似任重道遠，但非此，我們就不能把城市的競爭力建構在居民、家庭、社區這些微觀單元之上，不能讓城市具有廣泛而持久的吸引力。

　　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就可以發現，城市化是發展中國家通往發達國家的必由之路。面向未來，既然“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不竭的動力”，而“城市”又是創新活動最活躍的地理單元，那么借助城市化來建設更多的、具有更強創新能力的城市，也是富有遠見的選擇。

　　城市化正在成為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未來戰略規劃中的核心組成部分。

　　然而，不論是在亞洲的中國、印度、印尼，還是在拉美的墨西哥、巴西，抑或是非洲大陸上的南非，以“讓農民進城”為主要模式的一些城市化進程很快暴露出了一系列共同的問題——中心城市內外懸殊的發展程度，污染、擁堵、高房價等城市病的蔓延，頻現的睡城、鬼城、空城；城市新移民承受著巨大的生存壓力，對城市生活本身缺乏認同感和歸屬感，而原有的城市“土著”則普遍抱怨老城傳統與風韻的褪色，與“移民”群體間存在緊張的對立情緒……

　　如果既有的城市化模式越來越讓城市生活成為一種需要忍受的代價，那無論是公眾還是決策者，都有必要反思一下——我們需要如何重塑城市的吸引力，當代城市可持續發展和創新的根基究竟是什么？

　　創意成為城市核心競爭力

　　帶著這樣的問題置身既非美國政治中心(華盛頓特區)，又非經濟中心(紐約)，但卻位列2012全球城市競爭力十強的波士頓(Boston)，審視這座始建于1630年的老城——總體上略顯老舊的街道和建筑，聽得見腳下隆隆駛過的地鐵，公園里遛狗、跑圈的居民，公交上左右張望的訪客……的確很難用這些在美國其他城市司空見慣的元素來解釋這座城市獨特的競爭力。

　　事實上，相對于美國東、西海岸的眾多城市而言，波士頓的自然條件并不優越。比如，這里偏居東北，冬季漫長且雨雪大，沒有邁阿密、舊金山、洛杉磯的四季溫暖和陽光；同時，通往美國五大湖工業區的內河航運與陸路運輸線路更長，成本更高，結果既無法同匹茲堡、底特律等城市爭奪制造業中心地位，又不及紐約在美歐跨大西洋貿易中更有區位優勢。后來航空制造業和金融業在美國的興起，同樣是由于波士頓的這種區位劣勢，更多惠及了芝加哥、亞特蘭大和紐約。

　　即便是經歷了二十世紀末生物與醫藥產業在當地的蓬勃發展，波士頓的經濟總量與擁有金融帝國的紐約以及以硅谷為腹地的舊金山相比，都處于下風。所以，用今天衡量國際化大都市的四維標準(經濟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基礎設施先進)來考查波士頓的競爭力，似乎連北京、上海都有過之(由《經濟學家》雜志發布的同期城市競爭力榜單中，實際排名分別為第39位和第43位)。

　　于是，波士頓為自己打造了“創意之城”(Cityof Ideas)這樣一張城市競爭力的王牌——意指這里創造著影響美國和世界的思想與知識，更吸引、聚集著生產前述思想和知識的頂尖人才。

　　對美國稍有了解的人也許會說，波士頓敢自稱“創意之城”，倚仗的是同波士頓一河之隔的劍橋城內的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大學的聲望、資源，所以雖不能說是吹牛，卻有取巧之嫌。但深諳大學與人才管理之道的人則要追問，為什么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大學能夠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同波士頓這樣一座自然、政治、經濟條件并不優越的城市相輔相成，在把自己鍛造成全球頂尖學府的同時，賦予了整座城市創新的氣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