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是英國《1913年古跡綜合及修訂法》（The Ancient Monuments Consolidation and Amendment Act 1913）頒布100周年，這是英國為保護古跡而制定的較為全面的法律架構。在英國，人們從保護意識淡薄到逐漸產生珍視、保護古跡的意識，再到付諸實踐，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

　　因負盛名反遭拆毀的建筑

　　18、19世紀時，英國的大多數歷史遺跡都為私人所有，所有者可任意處置遺跡，甚至包括將之夷為平地。英國雅芳河畔的斯特拉特福鎮有座名為“新宮”（New Place）的房子，這是莎士比亞的故居之一。據“莎士比亞出生地基金會”介紹，包括《暴風雨》在內的莎士比亞最后一些作品是在“新宮”完成的。1616年，莎士比亞在此逝世。“新宮”的文化內涵和歷史意義，使它成為聞名遐邇的朝圣地。

　　然而，英國廣播公司官網3月7日刊發文章《拆莎士比亞故居的人》（The Man Who Demolished Shakespeare"s House），援引英國建筑史學家加文·斯坦普（Gavin Stamp）的話介紹稱，1753年，教士弗朗西斯·格斯特爾（Francis Gastrell）購買了這棟莎士比亞故居，但很快就被接踵而至的慕名拜訪者、文學愛好者弄得焦頭爛額。格斯特爾先是親手砍掉了莎士比亞在花園中植種的一株桑樹。到了1759年，格斯特爾甚至直接拆掉了整棟房子。

　　實際上，在英國歷史上，此類事件并不少見，如1808年，亞歷山大·蒲柏的一座屋邸也是由于相同原因而被拆毀。斯坦普表示，這些故居、遺址被人拆毀的原因是這些建筑極富歷史意義，以致慕名而來的拜訪者惹惱了房屋所有者。“格斯特爾等人由于是房子的主人，所以可以為所欲為。而他們對個人財產擁有絕對權，也令政府無權干涉其行為。這些具有歷史意義的遺跡被拆毀的原因實在令人唏噓。”

　　文化遺產保護的立法之路

　　18、19世紀，英國的文化遺產保護意識僅限于少數激進分子，并非社會主流思想。不過，這一小部分人將意識訴諸行動，成為文化遺產保護的先行者，也正是他們塑造了英國文化遺產保護的雛形與基礎。這其中就包括政治家約翰·盧博克（John Lubbock），他促成了英國歷史上第一部文化遺產保護法案。

　　19世紀末，巨石陣是英國民眾游玩的好去處，但游客遺留下來的垃圾和殘留食物吸引了老鼠、兔子等動物。這些穴居動物的造訪對于巨石陣的地基來說并非好事，巨石陣岌岌可危。據英國建筑評論家喬納森·格蘭西（Jonathan Glancey）說，巨石陣其中一塊矗立的巨石已經斷落，一個過梁也折斷了。另外，不少游客在巨石上刻鑿文字、圖案，甚至從巨石上鑿下碎石以作私人留念。人為破壞和不善保護致使其他史前文化遺產的命運和巨石陣一樣，前途未卜。

　　1871年，巨石陣面臨出售。聞此消息，盧博克決定以行動拯救巨石陣，他說服了巨石陣當時的所有者，購買了這一史前遺跡。格蘭西表示，“盧博克意識到，巨石陣是英國的文化標志，是英國人民族認同的根基”。然而，盧博克不可能購買所有受到威脅的古跡。因此，立法成為他保護古建筑的重要途徑。盧博克草擬并提交了《古跡法案》（The Ancient Monuments Bill），該法案提議政府有權沒收任何受到所有者威脅的史前遺跡。

　　然而，這一做法在當時被視為激進、極端的舉動，法案一直未獲議會通過。但盧博克并未放棄，1882年，英國終于通過了《1882年古跡保護法》（Ancient Monuments Protection Act 1882），正式開始了針對歷史遺跡的立法保護。不過，這一法案卻將盧博克所說的“沒收”變為了“自愿”民眾自愿將私人擁有的古跡交付政府。盡管如此，該法案還是在英國民眾的意識中植入了一個新觀念，即在保護文化遺產方面，國家可以比私人所有者做得更好。同時，該法案也在一定程度上對私人古跡所有者施加了壓力。

　　英國古文化遺產保護的立法之路并未就此停止。《1913年古跡綜合及修訂法》的出臺，取代了此前的三項法律（《1882年古跡保護法》、《1900年古跡保護法》、《1910年古跡保護法》）。在該法律的規定下，英國建立了古跡委員會以監督古跡的保護工作，保護范圍也擴展到古跡的周邊土地。土地所有者必須參與古跡的修復工作，不配合保護、修復工作的所有者可能被罰款，而拒繳罰款將面臨牢獄之災。

　　英國文化遺產保護部門英國古跡署負責人西門·赫爾利（Simon Thurley）表示，“《1913年古跡綜合及修訂法》賦予歷史文化遺存保護工作以強制性。事實上，這一觀念正是盧博克提出的法案的精髓。”盡管如今看來，這一法律顯然有許多亟待改進和完善之處，但卻掐斷了土地所有者為所欲為的念想。

　　文化遺產保護的歷史根源

　　英國愛丁堡大學愛丁堡藝術學院蘇格蘭建筑保護研究中心主任、建筑保護學教授邁爾斯·格蘭丁（Miles Glendinning）向本報記者表示，除立法外，民眾對歷史遺跡的正確認識是保護工作成功的關鍵。“英國古代文化遺產保護史可以分為兩個主要階段。第一階段可以追溯到1800年左右，其主要特點是古跡為私人、組織所有。第二階段從20世紀40年代起，政府開始大規模地廣泛參與文化遺產保護工作，70年代漸入高峰。第二階段文化遺產保護卓有成效的原因并非全是立法的功勞，其中合理的規劃體系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格蘭丁告訴記者，談及英國的文化遺產保護，就不得不將其放在歐洲歷史的背景之中。每個遺跡背后都有一個故事，一段傳奇歷史，它們盤根錯節，融于歐洲現代化進程之中。保護，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在啟蒙運動的光輝照耀下，人們發現了它的必要性。文化遺產保護和現代文明間的密切相關性在戰爭年代、社會動蕩時代尤為凸顯，社會巨變、生活動蕩進一步加深了人們對“保護”、“穩定”的迫切需求。在針對歷史遺跡的保護運動中，滲透著人們對歷史命運和歷史損失的感慨。

　　格蘭丁認為，歷史遺跡的保護是城市規劃的有機組成部分。歷史遺跡的保護對象不僅限于各種建筑物，還涉及其他議題，例如環境政策、市政規劃、住房供給、城市經濟和旅游業，甚至包括戰時破壞和重建等。歷史遺跡的保護吸引著，也勢必繼續吸引著來自多方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