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兩會”期間，國土資源部組織對全國各省(區、市)進行實地調研。在隨后召開的全國土地供應調研報告會上，公布了調研結果：全國31個省都反應國土部下發的計劃指標滿足不了本地的用地需求，各地全年用地需求計劃合計達1616萬畝，而國土部的年度計劃指標僅670萬畝，多數地方表示指標只能滿足需求的1/3。

　　考慮到人多地少的國情和各地以土地換經濟發展的普遍做法，我國一直強調要嚴控各地用地規模，在其他部門和行業逐步取消計劃、推進市場化改革的同時，卻建立起基本上獨一份的帶有強烈計劃經濟色彩的用地計劃指標模式——國土部制定全國年度計劃，然后從省、市、縣逐級分解下發。

　　我國地方政府不僅要提供公共服務，還尤其注重GDP指標的實現和突破。各類超規模的政績工程和多多益善的招商引資項目都造成地方政府對土地的過量需求。考慮到各種違規用地方式面臨的法律和政治風險，各地政府優先考慮的是在計劃指標模式下，如何從上級政府掌握的用地指標盤子里切出盡可能大的蛋糕來。年度指標有限，如何多得指標是下級政府的難題，而如何合理分配則成為上級政府的煩心事。

　　自然，圍繞著分配用地指標，在上下級政府之間形成了一種“會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現象。要地的一方盡量把用地計劃做大，不怕上級政府照著腰部砍，就算照膝蓋砍，也算是一個勝利。就像工業用地惡性低價競爭很快被各地自覺采用一樣，浮夸式的用地計劃也很快成為地方政府的標準動作。尷尬的是分解指標的上級政府，年度用地指標就這么多，各地上報的需求卻年年擴大。如果這種計劃指標分配機制不改變，有理由相信，未來年度指標滿足各地用地需求會向著1/4、1/5進軍，不僅不能照膝蓋砍，只怕要照著踝關節砍了。

　　這種數字博弈或者說數字游戲的表現，使得用地指標計劃體系的嚴肅性被完全消解掉。而另一方面，它的科學性歷來都受到質疑，離用地最遠的高層政府卻擁有用地規模的最終決定權。由于信息成本和管理成本的存在，高層政府不可能進行過于細致的、建立在項目實際需要基礎上的數據收集、匯總，最終只能按照一些過于粗略的原則或者沿襲歷史數據稍作改動的方式來確定各地計劃指標。這樣的結果必然難以讓地方政府信服，也使得他們自身的用地需求制定過程變得隨意，以不科學對不科學。

　　雖然在現有的管理體系下，各方都在任何公開場合盡量維護計劃指標的嚴肅性，但計劃指標的應用和落實結果卻屢屢顯示出其缺乏科學性、合理性而必然帶來的難以實現性。制定指標時不斷強調集約節約用地，在現實中土地的濫用和浪費現象卻遍地可見；一方面不斷追要指標，另一方面卻是大量土地批而未供，以及更多的未批先用。

　　這種貨不對版的結果，其根源在于對產權主體在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上的經濟本能的否認，而把這種任務全部交給政府來完成，其結果必然會和歷史上其他類似的經濟計劃體系一樣，變得無效率而淪為一種表演性質的管理行為。誠然，要在短時間內建立起以社區規劃為基礎的土地規劃、利用和城市建設模式，真正實現土地的集約節約利用，我們還有大量系統性工作要做。現在，至少應該對一些頑疾進行反思，要明確真正解決問題的路徑是哪條，拿出勇氣和決心去推動改革，才能避免不斷重演歷史上的失敗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