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25日，在上海世博會城市地球主題館，
人們正在感受低碳生活的“視覺的夢想”（張延林/攝）

　　在過去的一年里，“低碳城市”這4個字在中國遠比全球變暖升溫更快。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它獨占10%的提案；將它敲入中文搜索引擎百度，會在0.004秒的時間里蹦出3600萬個搜索結果。

　　據不完全統計，中國目前至少有100個城市提出了打造“低碳城市”的口號，沒有一個省份缺席。最新的成員是西藏自治區的首府拉薩，計劃成為以應用太陽能為主的“太陽城”。

　　但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的研究員姜克雋在接受中國青年報獨家專訪時表示：“我國并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低碳城市。”

　　在11月29日開幕的坎昆聯合國年度氣候變化峰會上，他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有項明確的任務??積極參加以“低碳城市”為主題的邊會，與各國代表“學習并交流經驗”。但他坦言，將不會在邊會上進行主題發言。

　　哥本哈根會議之前也許還是政治風險，哥本哈根會議之后就變成政治機遇了

　　低碳城市不僅在數量上遍布了中國的版圖，發展路徑的選擇也頗為多樣。在河北省保定市，渾身覆蓋著太陽能光伏電池板的“電谷大廈”成為這座歷史名城的新地標；山東德州的“太陽城”名聲儼然有賽過“德州扒雞”之勢，太陽能路燈立于大街小巷；深圳市政府選擇與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進行共建，讓這座城市有了“低碳生態示范市”的底氣；在浙江省建德市，一場消滅空調外掛機的全城總動員正在轟轟烈烈地進行。

　　在姜克雋看來，這些熱情值得鼓勵，但要“名副其實”很難。

　　目前業界公認的低碳城市標準是，將建筑、交通、工業這三大碳排放源的低碳規劃納入城市的整體運行規劃中，并能使整個城市的碳排放量有明顯下降。

　　這一概念發軔于倫敦市前市長利文斯頓2007年發表的減碳計劃書??《今天行動，守候將來》。在計劃書中，利文斯頓將倫敦二氧化碳的減排目標鎖定在2025年降至1990年水平的60%。丹麥的哥本哈根市堪稱“低碳城市”的典范。自1995年到2005年期間，這座擁有120萬人口的城市將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了20%。

　　在我國，不僅沒有一座城市有過可以量化的減排歷史，還出現了諸多建設低碳城市的怪現狀。有的是“舊瓶換新酒”，以低碳之名行地產開發之實；還有的是“低端不低碳”，一些打著低碳旗號的新能源產業園區，還停留在設備制造的低端加工環節；還有的“掛羊頭賣狗肉”，“燒著高碳的煤，生產低碳的節能燈”。

　　“就算是形象工程，也比沒有要強，起碼說明重視這個形象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副秘書長莊貴陽認為。在他看來，低碳城市的理念能被廣泛接受，本身就很不容易。

　　幾年前，他所在的研究機構曾就低碳城市發展項目的合作事宜，與多個省市的相關部門接觸，但大部分負責人都以“不知道國家在氣候談判上的態度”為由婉拒了合作邀請。

　　去年年底在哥本哈根召開的全球氣候大會成為分水嶺。這次會議的全稱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第15次會議。此次在墨西哥度假勝地坎昆召開的氣候大會，是締約方第16次會議。

　　在哥本哈根會議上，中國政府承諾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強度減少40%~45%。莊貴陽說，在之后不到一年的時間里，有超過100個中國城市明確表示愿與低碳“聯姻”。

　　“哥本哈根會議之前也許還是政治風險，哥本哈根會議之后就變成政治機遇了。”他分析道。

　　早在2002年，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博士生王克所在的課題組就與國家發改委、英國大使館聯合舉辦了一個氣候變化戰略能力建設項目，邀請各個省份的發改委官員來北京參加研討。

　　據王克回憶，參會的地方級官員們，不是直接走人，就是在研討會上處理公務，或者干脆質疑說：“這課跟我們有什么關系，怎么不找氣象局的來？”

　　時隔8年，這一項目再次啟動，明顯換了種待遇。在半年的時間里，研討會就已經在北京和蘇州舉辦了兩次，受邀的近40位地方發改委官員全部赴會，而且還帶來了各種問題和思考，光是自由討論會就持續了一個上午。

　　做好基礎性工作，能比“神七”上天還難嗎？

　　面對這股熱潮，去年全國“兩會”期間，國家發改委氣候司曾起草了一份《關于低碳經濟發展指導意見》。相關負責人并不諱言這份意見的目的：“旨在為低碳熱降溫，現在眾說紛紜，缺乏統一的指導性文件。”

　　時至今日，這份意見并未出臺，取而代之的是8月10日公布的《關于開展低碳省區和低碳城市試點工作的通知》。通知中，國家發改委對進入試點的五省八市明確提出了5項具體任務，其中一條是“明確提出本地區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行動目標和具體措施”。

　　一位知情人士告訴記者，這恰恰折射出我國建設低碳城市的困境：地方發改委沒有經驗，寄希望于意見出臺，以向中央取經；國家發改委同樣沒有經驗，寄希望于通知落地，以觀地方試點。

　　“低碳城市被炒得那么熱，其實，真刀真槍的工作還沒起步，還停留在摸索階段。”王克分析道。

　　據悉，碳排放指標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已經確定。執行方式可能是建立在省份級別的領導簽署“軍令狀”的基礎之上，即作為一種約束性的硬指標，分解到各地區。

　　據王克回憶，在今年6月舉行的研討會上，地方官員向國家發改委的研究人員頻頻提問。他們的問題主要涉及三個方面：第一，城市基礎碳排放量的統計與檢測方法；第二，中央與地方如何分配財政投入；第三，是否存在可以學習的現實案例。

　　在清華大學建筑學院的顧朝林教授看來，這些都是低碳城市建設過程中最基礎性的工作，就像“做生意之前要摸清家底、算好賬”一樣。

　　事實上，我國省市一級的碳排放清單長期處于空白狀態。試點中的五省八市，還未提交任何具體規劃。至于財政投入是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節能減排任務中2000億元的中央財政投入看齊，目前尚無定論。

　　“做好基礎性工作，能比‘神七’上天還難嗎？”顧朝林反問道。

　　一些城市的規劃小組還將“低碳”簡單地理解為節能減排，甚至在方案上也部分照搬“十一五”中的節能規劃。

　　但類似于通過大批淘汰落后產能而減排的方式潛力并不大。僅在“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各省累計淘汰的小火電機組已超過1000萬千瓦，這一規模超過了英國全國的火電裝機容量。

　　“低碳建設應該進入統領性的整體城市規劃，而不僅僅是工業減排的附屬品。”王克說。

　　建設低碳城，絕對不是政治任務，而是一種責任

　　“大家都想建設低碳城市絕對是好事情，但不要把它當做是政治任務，而要視為一種責任。”作為中國最早研究低碳城市的學者之一，姜克雋曾不止一次地在公開場合宣揚低碳城市的意義，那就是創造宜居環境、保障能源安全、在新能源經濟領域實現我國技術上的后發優勢。

　　而事實是，不少地方官員將低碳城市的建設目的視為“為氣候談判服務”。在一些研討會上，有些官員經常會借用我國代表在世界氣候談判大會上的發言詞，以“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作為開場白。

　　據知情人士透露，國家發改委曾舉行過一次研討會，聽取一些地方負責人預估的減排目標。在討論過程中，各省份代表均以其他省份代表的主流減排目標為參照，有的將目標從30%增加到了40%，也有的從50%減少到了45%。最終，幾乎所有代表的意見都趨同于45%，這也是我國承諾減排目標的上限。

　　“每個城市資源稟賦都不一樣，有些城市應該更激進，有些城市則太激進了，缺乏科學性！”一位專家評價道。

　　今年，王克所在的課題組幫助貴陽市制定了一份《貴陽市低碳發展行動規劃》。而在東部某發達城市舉行的一次規劃研討會上，王克發現，該市給出的規劃方案，居然大部分抄襲自那份貴陽的行動規劃。在提評定意見時，王克沒好意思寫明抄襲，只是委婉地表示根據該城市的發達程度，已經“不需要再延長產業鏈做深加工了”。

　　在姜克雋看來，城市建設主政者應該轉變思維，“低碳不是包袱，是財富”。

　　去年，他到斯德哥爾摩開會。在清晨，他發現大批市民自發騎車上班，原本的兩條機動車道一條變成了自行車道，剩余的也以公交車為主。姜克雋忍不住掏出相機拍下了這一幕。

　　他告訴記者，這座古城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每個決策環節都必須考慮環境和氣候變化因素。目前斯德哥爾摩已經實現了1990年基礎上的25%二氧化碳減排，并計劃在2050年成為零碳城市。

　　近日，一則來自北京近郊懷來縣的新聞吸引了姜克雋的注意。新聞中提到，一條大街改造后全長4260米，車行道寬度24米，道路檔次大大提高。今年年初，這座城市提出了要在經濟開發區內建起新城，打造成中國第一個零碳城。

　　“太寬了！”姜克雋連連搖頭，在他看來，一個人口不足20萬的城市，建這么寬的大街走的還是“建汽車城的老路”。

　　11月29日，記者回訪了這座“零碳新城”。除了一座占地7000平方米的兩層生態新城規劃館外，這片方圓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依然荒草叢生。

　　而在展館西側那一排銀白色的太陽能路燈下，那塊印有“零碳城”字樣的巨幅圍墻式廣告牌也已悄然撤下。